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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三大女词人命运多舛

【摘要】:(二)命运多舛的中年遭际嫁入夫家的徐灿也有过幸福美好的生活,但这幸福是短暂的,总体看来徐灿中年历尽人间沧桑,饱受摧折。崇祯十年,陈之遴进士及第,对于陈氏夫妇而言预示着一份锦绣前程。紫袍珠勒,偏称少年仙。于是在崇祯十二年,徐灿夫妇离开北京南下了,其心情的落寞、仓皇可想而知。次年,清兵继续大举南下,攻击南明政权,江南一带惨遭蹂躏。尽管从生存际遇上来说,这一次处于上升阶段,但徐灿的内心始终是孤独寂寞的。

(二)命运多舛的中年遭际

嫁入夫家的徐灿也有过幸福美好的生活,但这幸福是短暂的,总体看来徐灿中年历尽人间沧桑,饱受摧折。邓红梅《女性词史》将之概括为“两上三下”(11)。这一切源于她的家庭生活。其夫陈之遴有才干并且有野心,惜生逢乱世,仕途充满荆棘坎坷,徐灿也就随着丈夫的宦海沉浮而经历着大起大落的波折。在“两上三下”之前,是她那颇有几分传奇色彩的婚姻

关于徐灿的婚姻奇缘,据陈其元《庸闲斋笔记》载:“少保素庵相国未及第时,因丧偶故,薄游苏台,遇骤雨,入徐氏园中避之。凭栏观鱼,久而假寐。园主徐翁夜梦一龙卧阑干上,见之,惊与梦合,询之,为中丞之子且孝廉也,遂以女字之,所谓湘img5夫人是也。”(12)

再看徐灿的经历。

“两上”中的第一“上”,是在明室尚存之时。崇祯十年(1637年),陈之遴进士及第,对于陈氏夫妇而言预示着一份锦绣前程。之遴心头充满了对未来的喜悦和一展鸿图的自信,在苏州购得拙政园别墅(13),徐灿亦为丈夫深感骄傲,并作《满庭芳·丁丑贺素庵及第》恭贺丈夫金榜题名,并提醒他报效皇恩,词云:

丽日重轮,祥云五色,噌吰玉殿名传。紫袍珠勒,偏称少年仙。最喜重华奕叶,周花甲、刚好蝉联。泥金报,龙旂虎帐,歌凯沸春筵。瑶池初宴罢,冰肌雪骨,文采翩然。拜木天新命,紫禁亲诠。道是鸡窗别也,从今始、再理芸编。篝灯话,丝轮世掌,何以答尧天。

词中虽流露出一丝对未来分别的隐忧,但伴随着生存际遇的上升状态,喜悦和自豪始终充溢着词人的情绪,词中洋溢着春风得意的欢畅之感。

崇祯十年到十二年(1637年—1639年),陈之遴在北京任职期间,夫妇二人居住于北京西城寓所。陈之遴在《拙政园诗馀序》中追述:

丁丑通籍后,侨居都城西隅。书室数楹颇轩敞,前有古槐,垂阴如车盖。后庭广数十步,中作小亭。庭前合欢树一株,青翠扶苏,叶叶相对,夜则交敛,侵晨乃舒,夏月吐花如朱丝。(14)

在如诗似画的居住环境中,夫妻“觞咏”于那株成为他们感情象征和见证的合欢树下,这是一段诗情与爱情交织的美好岁月。

然而好景不长,很快,徐灿就经历了她生平际遇中的第一“下”。陈之遴的父亲陈祖苞是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官至辽东巡抚。在巡抚顺天的次年,即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以右佥都御史整饬蓟辽边备失责,“坐失事系狱,饮鸩卒。帝怒祖苞漏刑,锢其子编修之遴永不叙用”(15)。阮元《两浙輶轩录》也引查羲《选佛诗传》云:祖苞“因边疆失事,瘐死诏狱”,之遴“以其丧归”。于是在崇祯十二年(1639年),徐灿夫妇离开北京南下了,其心情的落寞、仓皇可想而知。陈之遴《拙政园诗馀序》中追忆他们在北京西城寓所中的生活时有“再历寒暑”之语;徐灿诗集中有《出都留别合欢花》及《代合欢感别》两诗,诗中流露出伤感失意的情绪。风云突变,对她原本平和、明朗、安宁、自适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创伤,使她对宦途险恶产生了一些畏惧与厌倦,再无当初的心境了。就陈之遴而言,这次打击恐怕也是他对于明室心存凛凛寒意,因而于明亡之后很快出仕新朝的原因之一。(www.chuimin.cn)

就在他们南归的几年内,时局进一步急转直下,到了危如累卵的地步,内有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起义军日益发展壮大,外有满清政府的步步进逼,再加上天灾人祸,腐朽的明王朝气数已尽,避免不了灭亡的命运。陈之遴有首题作《金陵旧宫》的五言排律,诗题下注云:“壬午岁作。”(16)壬午岁为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在陈这次赴南京时,徐灿写了一首《送素庵之白下》的五古,中有“斯行虽不遐,世故纷难任;天地异今昔,陵谷移崇深;旌斾弥天翻,长戟森如林”诸语,正是当时时局的写照。到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军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检自缢,明朝灭亡。四月,清兵及吴三桂山海关击败李自成的大顺军,乘机入关,侵占北京,清朝建立。次年,清兵继续大举南下,攻击南明政权,江南一带惨遭蹂躏。在那血火纷飞的年代,陈家也未能幸免,陈之遴在《拙政园诗馀序》中感叹:“毋论海滨故第化为荒烟断草,诸所游历,皆沧桑不可问矣。”其所云“海滨故第”,当指其在海宁的老家。在此期间,徐灿在苏州的故居也非往日旧观。其《满江红·有感》词云:“乱后家山,意中愁绪真难说”;另一首《满江红·示四妹》词中,则有“采莲沼,香坡咽;斗草径,芳尘绝;痛烟芜何处,旧家华阅”诸语。从这些描写,可见明、清易代之际,江南干戈满地之时,陈、徐两人家乡残破的状况。陈邦炎先生在《评介女词人徐灿及其拙政园词》一文中分析道:“朱尔迈《李夫人竹笑轩续集序》在比较李、徐的遭遇异同时云:‘逮沧桑后,流离患难,匿影荒村,或寄身他县。其诗益凄楚不堪读,盖忧从中来,不可复止。此两夫人之所同也。’看来,在此期间内,徐灿与陈之遴还曾有一段艰难困苦的避难经历。”(17)这一段沧桑巨变为徐灿的作品注入了家国之痛、民族之恨。

徐灿生平际遇中的第二“上”,是在明朝覆灭之后。沧海桑田、世事流转之际,不但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心也同样变幻无常。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南下,在江南的反清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陈之遴却不顾徐灿的反对,热心仕进,很快出仕新朝,“以明代词臣,蹿居政地,机智敏练,时政因革,多出其手”(18)。在数年之内,他平步青云,官职一迁再迁:顺治八年(1651年),官至礼部尚书;顺治九年(1652年),授弘文院大学士,调户部尚书。这一段时期,陈之遴恩宠备极,宦途显贵,自是春风得意。但是,对待丈夫的这一次仕途上升,徐灿的心却没有随之而飞扬起来,不再有从前的欣喜与畅意,相反充满了愧疚和隐忧。徐灿从小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家国观念很强,加之明清之际文人誓不仕清的气节为世人称颂,而降清失节者则受到唾骂,这都使徐灿的心情无论如何也轻松不起来。她曾婉言劝说丈夫,但炙手可热的丈夫岂肯轻易放弃得之不易的高位,于是,徐灿心头纠缠着本应是丈夫有的失节之愧和对其前途的忧虑,千愁百虑,纷至沓来。但生活在当时的社会,徐灿于陈在清廷任职后的两年,即顺治四年(1647年),无奈之下只能携子女重返北京与陈团聚。尽管从生存际遇上来说,这一次处于上升阶段,但徐灿的内心始终是孤独寂寞的。

顺治十二年(1655年),陈之遴以弘文院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在仕途上登至顶峰。清初,满汉斗争仍很激烈,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在地方,权力的争夺无休无止,陈之遴的青云直上引起同僚的嫉妒,从顺治十年(1653年)起,他不断遭人弹劾,几度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因为政坛上的势单力薄、孤立无援,他也想罗织自己的党羽。在清廷激烈的党争中,他与“陈名夏、金之俊等南人与北人冯铨、刘正宗相抗衡”(19)。到顺治十三年(1656年),陈之遴因被劾“植党营私”、“市权豪纵”,“下吏部严议,命以原官发盛京(今辽宁沈阳)居住”(20),徐灿随行,可谓是月盈则亏,盛极必衰。这一事变正是吴伟业诗中所谓“君恩未许夸前席,世路谁能说左骖”,也正是徐灿生平际遇中的第二“下”。陈之遴这时期的心情,可用“危苦”来形容。徐灿对这一境遇的变化,因为心理上原有准备,所以并无如临大敌般的慷慨激烈的反应,况且依她那“大家闺秀”的修养,也能处变不惊而不会发为慷慨激烈之音。她只以“晚香残,莫倚高楼”来婉告其夫及时罢手,不要使自己落入更加危险的境地。

之后,在她中年以后的整个岁月中,徐灿经历了甚为悲惨的第三“下”,这也是一个一再向下的跌落过程。顺治十三年(1656年)的第二“下”,陈之遴并未一败涂地,在盛京住了不到一年。同年冬,顺治帝念陈“效力多年,不忍终弃”,“复命回京入旗”(21)。这第二“下”因此而告暂解。对此行,陈有《发盛京》《齐化门》《通州》……《辽河》《至盛京》五律三十首,记其前往盛京的沿途所经、所感(22);又有《初发盛京》《渡辽河》……《通州》《至京师》七律三十首,记其回程的所经、所感(23)。徐灿则只在回京途中写了一首《玉田县》诗,在诗题下记云:“丙申季冬,随素庵奉召西还,道出玉田,赋此。”诗中有“风沙满鬓人非昨,道路经时岁已阑。差喜长安今咫尺,归来恰及五辛盘”几句,表露其悲喜交集之情。但是,陈之遴反省自己宦途的失败,仍是归结到缺乏有力靠山上来,这无疑为后来的流放塞北、永不赦还埋下了祸患。回京以后,陈之遴又交结、贿赂甚为得宠而能影响朝政的内奸吴良辅。顺治十五年(1658年),吴败,之遴“鞠实论斩,命夺官,籍弃家,流徙尚阳堡(今辽宁开原东,清代盛京辖地)”(24)。这次与前两年“以原官发盛京居住”不同,据其亲家吴伟业《亡女权厝志》记,陈的“家人咸被系”,“全家徙辽左,用流人法”(25)。流放,这本是一种严厉的惩罚,被流放者或单车就道,或全家、全族遭遣,无不经受种种困难而愁肠百结,痛苦万状。吴伟业曾写《赠辽左故人八首》(26),其第二首中“短辕一哭暮云低,雪窖冰天路惨凄”两句,写陈家出发时的惨状;“百口总行君莫叹,免教少妇忆辽西”两句,则以表面慰藉之语更深一层地揭示了这一全家遣戍的悲剧;第七首为陈母而作,有“生儿真悔作公卿”句,既慨叹宦海风波险恶,也进一步写出了这一悲剧之惨痛。

徐灿于次年(1659年)抵达戍所。流放地尚阳堡当时开发的程度低,人烟稀少,环境艰苦,所行途中被描写为“渡湍江,越穹岭,万木排立,仰不见天。乱石断冰,与老树根相蟠互,不受马蹄。朔风狂吹,雪花如掌,异鸟怪兽,丛哭林嗥。行者或踣其间,或僵马上”(27),令人心生恐惧。一个娟娟娴静的江南女子,生于贵胄之家,嫁作相国之妇,生活本也舒适得令一般人妒羡,而一旦因为丈夫获罪于朝廷,举家贬谪于北漠寒荒之处,永绝天恩,备尝艰辛,其心理上的拙败感,真让人不胜唏嘘。徐灿本性工愁善感,又身历巨大的家庭变故,受到沉重的精神打击,在尚阳堡这个土地都非乡国之色的辽远边地,其心情之痛苦可想而知。

顺治十八年(1661年)秋,陈家大部分人已经南归,大概只余之遴一家尚淹留塞外,不得放还。每次的送别,徐灿心中都隐含着微弱的希望,企羡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够遇赦回归。写于贬谪期间的《送方太夫人西还》诗云:

旧游京国久相亲,三载同淹紫塞尘。玉佩忽携春色至,兰灯重映岁华新。多经坎坷增交谊,遂判云龙断夙因。料得鱼轩回首处,沙场尤有未归人。(28)

方太夫人,即方拱乾之妻。方拱乾因丁酉科场案,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初出关流放宁古塔,十八年(1661年)十月蒙赦南归,在戍所凡三个年头。方太夫人与徐灿有着同样的心理创痛,有着共同的语言,在这寂寞无春的关外,彼此已是可以深深互勉的人了,如今却因方太夫人的西还,使一个如云中腾龙令人羡慕,一个如地上泥尘足以自卑,且两人间的缘分,也将因着这天地云泥的分别,断了。别人的幸运与自家的失落,令她百感交集,这首送别诗中就饱含着企羡、自卑、期盼、忧惧等内容。当年的华堂贵妇此时变成了怎样无奈卑怯的一个妇人呀!命运无常,个人如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扁舟,任意东西。

初获遣时,陈之遴“犹有长门再照之望,丙申赐还时,有《入塞》诗云:‘已分沙场骨,今朝入汉关。功高惟计杀,身贵却愁闲。手抉边云出,髯凝寒雪还。中宵惊梦觉,鼙鼓震阴山。’”(29)但是终未等到重被启用的一天,康熙五年(1666年),陈之遴病逝于戍所。在此前后,徐灿所生的四子中,长子坚永卒于康熙壬寅(1662年)四月十三日,次子容永卒于康熙乙未(1665年)八月二十三日,幼子勘永卒于康熙丁未(1667年)五月二十九日。他们均死于戍所。亲人在异乡寒荒之地纷纷谢世,苍茫天地中只剩她和三子奋永相依为命,昔日的温馨家庭已荡然无存,依然以流人身份滞留在塞外的她在这昏暗无光的第三“下”中,心情之灰暗颓败,远非“幽咽”二字所能备陈。直至康熙十年(1671年),“圣祖东巡,徐灿道旁自陈。上问:‘宁有冤乎?’徐曰:‘先臣惟知思过,岂敢言冤。伏惟圣上覆载之仁,许先臣归骨。’上即命还葬。”(30)此时她已在塞外淹留12年,才能够扶柩以还江南。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悲惨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