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地区宗教变革情况分析

三、西部民族地区宗教的新变化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数百年里，宗教作为少数民族社会正统思想曾无处不在。一切由天命、神权安排的宿命思想束缚着人们的行动，凡是人们的生产老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无一不受到宗教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60多年时间了，由于国家实行政教分离、民族区域自治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加之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其他居民生存条件的改善，宗教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37]:

(一)信徒们对宗教的信仰趋向理智

宗教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含了其自身的价值观念、价值判断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手段。在西方社会，社会道德教育主要是通过宗教进行的，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起到了和宗教同样的道德教化功能。事实上，在中国社会，涉及思想、道德、教育方面的文化，都属于“教”的范围。^[38]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虽然推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深受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39]观念的影响，过分强调宗教的消极作用，而忽视了“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感情”的一面，把宗教看作科学的对立面，并把宗教和封建迷信混为一谈。因此，新中国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实行的“政教分离”实际上是“政教对立”主义，这和宗教与世俗对立意义上的“政教分离”相去甚远。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尤其是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世俗社会在法律上得到了承认并在实践中得到了恢复，天国的归天国、尘世的归尘世，宗教与世俗社会的紧张对立关系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宗教的神秘从政治解禁和科技发展中向人们展开，除了西部少部分民族地区外人们对宗教不再像过去那样痴狂，而更实际地追求现世的幸福。

这从我们在西部民族地区关于民众对宗教的态度的实地调研中也能得到证实。在当前，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的信教群众中明显地存在着宗教意识的社会分层现象:(1)自然生存条件差的民族比生存环境条件好的民族更容易趋向宗教寄托。譬如，同样是信仰佛教的藏区的藏族和生活在内蒙古草原上的蒙古族相比，藏族对佛教的信奉可以说达到了难以附加的虔诚。(2)游牧族群比农耕、半农半牧族群更痴迷宗教。譬如，在藏族中，那些世代从事游牧的族群和已经定居并主要依靠农业收入为生的族群，对佛教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别，游牧族群比农耕、办农耕族群更相信信仰宗教会给自己消除灾祸、降临福祉。(3)工商业族群的宗教情感比传统产业族群更淡薄。如，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东乡族等穆斯林比信仰佛教的藏族更容易接受其他生计方式，生计方式直接影响他们对宗教的信仰方式和态度。甘肃居住的回族是分布行业最广的少数民族，有从事定居农业的，有从事小商品经营的，有从事第三产业个体服务业的，有在工业企业中打临工的，兰州市70%以上的建筑行业建筑物拆除都是由临夏州的穆斯林承包完成的，这些从事工商业的穆斯林族群时间上根本无法保证他们的宗教“功课”。宗教就是一种以仪式强化观念的精神活动，宗教“功课”的淡出久而久之会淡化信教者对宗教的情感。(4)现代经济部门发达地区的人们比经济落后地区的人们更容易趋向追求现世的幸福。马克思说:“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40]换一句话说，只要社会提供了让人民实现现世幸福的种种条件并且使这些条件可以转化为现世幸福各种实在的可能的情况下，才有了宗教从信教者观念世界里驱除的前提。而这样的条件只有工业等现代经济部门才能够提供。所以，现代工业越发达的地区，人们对自然条件、自然环境的依赖越弱，人们更解放，人们从自然界获得的自由更多，对现世幸福的感触越深，越容易摆脱对宗教的情感寄托。近年来，中国新疆地区工业发展迅速，为当地生活的少数民族提供了很多的就业和增收机遇，尤其是在依托现代工业发展经济的地区，许多少数民族离开传统产业部门到第二、第三产业部门就业，社会生活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人们对宗教的观念明显得到了淡化。(5)城镇居民对宗教的态度比农村更淡漠。城镇就是依托商业的一群商品消费者群体构成的生活区域，其不同于农业村落的显著特征是消费带动生产，而不是生产提供消费。摆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中的人们的第一现实问题是生存——纯粹的生存!没有像农业那样可获得上天眷顾的机会，也不能像寺庙那样靠施舍或“合法”供奉度日，人们只有靠劳动或工作获取生存消费品，物质需求毫不留情地摆在了城镇居民生活的绝对位置，精神生活不过是长在“物质世界”之上的丰艳的小花——一种装饰而不会开在人们的心里!宗教生活不过是人们在挣足生存消费品之后才会想起的仪式，真实的信仰牢靠地被系在人们的“胃”上!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市场经济建设后加速发展的城镇化，给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信教居民的精神生活带来巨大冲击(ch·ck)，从定居生活到政府帮建民族居民小区，再到搬进居民小区的洋楼，精神生活的独立价值受到世俗力量的巨大挑战，宗教和世俗的传统平衡在城镇地区首先被打破，城镇成为人们纯粹精神生活——宗教——逐渐退却的区域，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在紧张劳作后歇斯底里地发泄、放松的物质化了的所谓的“文化生活”。(6)青年人对宗教的态度比他们的上一代更淡薄。青年人比他们的父辈们更容易接纳社会新现象。我们在西部民族地区调研时发现，青年一代并没有他们上一代人那样的“宗教差别”观念。譬如，甘肃酒泉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的居民可以分为信仰伊斯兰教的哈萨克族和非穆斯林的汉族，上世纪6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的族群意识比较强，信仰伊斯兰教的哈萨克族和非穆斯林之间不通婚，哈萨克族一直固守游牧生活……但到90年代以后，哈萨克族开始把牧场、牧群承包给汉民，逐渐定居阿克塞县城，哈萨克族生计方式的改变带来了他们宗教、族群观念的改变，一些年轻的哈萨克族开始投资于当地的石棉矿等工业企业和商业，和非穆斯林的通婚现象也开始出现。这充分说明，在阿克塞县年轻的哈萨克族对伊斯兰教的态度没有他们的上一辈那样虔敬了，更趋向理性。

总上来看，由于近年来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推广，信教群众对宗教的态度趋向理性化发展，宗教的世俗化、民间性特征越发显露出来了。

(二)宗教生活方式世俗化

宗教生活方式的世俗化主要表现为宗教活动更加贴近生活、宗教仪式简化。以藏传佛教为例，根据我们在藏区的调查，一些群众的佛教活动方式和过去存在很大不同，出家为僧但并不是长期居住在寺院，而是在有特别宗教节日时才去寺院咏经或参与宗教仪式，平时在家从事生产劳动。同样，僧人结婚也不再是裕固族人才有的定制，这样的情形在其他信仰藏传佛教的族群中也已经出现。

伊斯兰教对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各信仰民族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论信仰何种教派的“穆斯林”，其一生都要遵守“五功”——念、礼、斋、课、朝，人们的行为、思想都必须以《古兰经》、《圣训》等宗教经典为准则，从出生之日起就要医生承担宗教义务。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伊斯兰教真正成了广大穆斯林的个人信仰，念、礼、斋更多是一种个人行为，天课等宗教摊派早已经废除，是否做礼拜完全取决于个人，信众完全根据个人的生活便利而安排宗教活动，宗教义务完全变成了个人自愿履行的“义务”，不带有任何强制性，任何也不得对信徒的思想实行强制或控制。

(三)寺院或清真寺开展生产自养

在中国历史上，西部民族地区是宗教最先流行的区域。在西汉时，西域的某些小邦国已经信奉佛教，东汉初佛教在统治阶级中间开始流行。之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统治者希望从佛教教义中得到精神上的支持，积极倡导佛教，政府对寺院实行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免税政策，历经战乱苦难的普通百姓则寄托于佛天保佑和来生福报，或也为在寺院庇护下逃避劳役而削发为僧。由此开了政府供养佛寺的先例，唐时佛教大盛，寺院经济恶性膨胀，僧侣地主广占良田，大蓄奴婢，各阶层为逃避课役寄身佛寺，唐武宗时为解决此种社会积弊而不得不推行“废佛”令。之后直到明清时期，寺院在中国中东部地区的影响一直很有限，但在西部地区则一直和后兴的伊斯兰教处于紧张对立之中，双方为争夺人口、地盘而相互在南疆、蒙古(含外蒙)西部、甘肃西部及沿河西走廊一线斗争特别激烈。在10世纪地跨葱岭东西的喀喇汗王朝第三代君主萨吐克·布格拉汗皈依伊斯兰教，把伊斯兰教奉为国教，并以新疆西部的喀什噶尔为政治中心发动宗教战争，向东部地区推广，到11世纪初以库车、于阗(今和田)一线以西的整个南疆西部地区都实现了伊斯兰教化。^[41]这与以西藏为中心向青藏高原外围渐次渗透的藏传佛教发生激烈冲突。本来整个新疆地区尤其是南疆向东到整个蒙古族原都信仰藏传佛教，是藏传佛教的传统势力范围，但是到元朝末年，割据新疆一隅的蒙古察合台汗国皈依伊斯兰教，成为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汗国，后经过几十年采取政治和军事两手手段，一步步将佛教从吐鲁番、哈密地区排斥出去，又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伊斯兰教基本普及了哈萨克草原乃至新疆天山南北的大部分地区。直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覆亡，除实行“禁佛”、“灭佛”的特殊时期和特定时期佛教、藏传佛教发生尖锐冲突的核心地带外，寺院、清真寺都主要依靠享受政府的特别免税、免役政策和信众的捐献自养。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把宗教作为一种信众尤其是与国家民族政策紧密相关的少数民族文化对待，在很长一段时间国家对西部民族地区寺院、清真寺实际上实行中央和地方财政补助供养为主、以信众捐献为辅，尤其是一些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型寺院、清真寺是作为文化遗产给予财政扶持的。1984年佛教界提倡“人间佛教”、“以寺养寺”、“农禅并举”，各寺院管理委员会积极响应，展开生产自养活动。“生产自养”成为当前和今后寺院、清真寺发展的主要取向，也是符合国家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建国原则的宗教政策。

(四)结构多元化(www.chuimin.cn)

结构多元化包括宗教结构多元化和信众结构多元化两个方面，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宗教信仰发展的新趋向。

1、宗教结构多样化

新中国建立前，西北锡伯族、裕固族、哈萨克族等少数少数民族中还存在萨满教等原始信仰与崇拜，到上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西北地区部分民族中残存的原始宗教已基本上消亡;而西南地区由于受到交通不便等不利因素的影响，至今在克木人、布朗族、普米族中还存在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纳西族东巴教则是一种原始的多神教，彝族的巫师毕摩也是一种由音缀文字承载的原始信仰。总体上来看，西部民族地区传统上是佛教、伊斯兰教很强势的地区，其他宗教包括萨满教等原始宗教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很有限，而道教主要在西部的汉族人和少部分少数族群(部分彝族、白族、纳西族、瑶族等)中发展。但是到改革开放以后，基督教、天主教等流行于西方国家的宗教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发展很快，主要以当地的汉民为主，但西南原流行原始宗教和多神教的族群或近代以来基督教有一定影响的族群包括苗、彝、傈僳、景颇、拉祜族等改信基督教、天主教的群众越来越多。西部民族地区的宗教分布格局正在向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期望的方向发展，多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2、信众结构多元化

在中国历史上历来是相同民族的人信仰相同的宗教，这是政教不分离和政治干预宗教的必然结果^[42]。新中国成立后在西部民族地区推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推进了宗教向民间化、精神性等信仰本质的贴近，但它只有和经济生活的民间化(市场经济)并行发展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才建立在了坚实的现实基础之上，宗教才真正赢得了属于自己的(物质)领地，信仰(精神)的天国才有了自身的根基，自由也才真正成为通向天国的阶梯。宗教的多元化、信众的多元化，就是宗教回归本身的结果。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基督教信众增长很快，且皈依基督教者，青年人占了相当比例，他们选择以基督教的方式确立双方的社会(包括婚姻)关系;另外，不乏高学历、高层次人才加入基督教信众的行列，且为一种21世纪的中国新时尚;最后，一些中国新兴商人阶层也大量选择皈依基督教、天主教，把基督教、天主教的“伦理”奉为从事商业经营的圭臬。与之相应，皈依动因也逐渐从功利性、实用性向精神性追求转向。这一切又使得信众的社会构成发生了改变。

(五)文化性转向和专业宗教精英阶层形成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民法具有异曲同工之效，实质上时承认了民间社会相对于政治国家的独立性。差别在于:民法以法律形式认可或确立了民间社会形成规则与国家正式颁布的法律具有同等地位和效力，承认了私人行为的社会性;而宗教信仰自由则以宪法(功法)原则形式确认了私人观念世界自由和思想活动不受政治干预，确认了私人行为的文化意义和文化的精神独立。政教分离的基本含义就是将“天国的归天国”、“世俗的归世俗”、“物质的归物质”、“精神的归精神”，为政治国家祛魅，把宗教从政治思想意识形态中驱离出去而归入私人生活空间。因此，宗教信仰自由本身包含了宗教的社会性和文化性转向的内在意义，只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阻断了民法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照应回路，使宗教的社会、文化功能无法得到彰显，换一句话说，计划经济抽去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民间社会(物质)基础，使宗教永远留在了天国，切断了宗教从“天国”回到人间的路径。但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经济转型，为宗教回归人间提供了契机，宗教从整个社会建构上政治思想意识形态中完全分离了出来，宗教从客观上、物质基础上完成了社会性、文化性转型。近些年来社会各方面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经济的现代化并没有导致地方传统文化的消失，而相反地为传统民间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条件。”^[43]

与这种宗教的文化性转向相适应，宗教从政治国家中现实分离出来后，宗教也开始培养自己的专业化精英阶层。上世纪70、80年代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一些专门性的宗教研究机构和宗教学院也相继成立，招收和培养宗教专业人才。尤其是近些年来信教群众的文化层次普遍提高，推进了信教群众的知识结构和知识水平的提升，对专业从教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预见，未来中国西部民族宗教，其宗教信仰内容将进一步提纯升华，从所谓“民俗宗教性”、“大众宗教性”逐渐趋近“精英宗教性”，并与西部民族习俗、民族艺术相融为一体，成为民族情绪与民族情感的重要表达方式。^[44]

(六)原始宗教式微

原始宗教是在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的社会条件下所产生的“万物有灵”观念的载体，原始的生产方式是其存在的经济基础。随着生产尤其是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随着民族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先进文化的冲击，原始宗教逐渐走向了衰落。譬如，前文我们已经提到原锡伯族、裕固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族群中存在的萨满教等原始信仰与崇拜到上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就已基本上消亡了，而其他一些民族包括维吾尔族、蒙古族、布朗族、普米族、纳西族等族群中保留的“原始宗教”，大多是一些原始宗教的残片，已经没有了往日原始宗教的声势和完整仪式，国家更多地是把它们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产而加以物证性固定和保护。原始宗教式微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1)生产、生活环境发生改变是原始宗教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按照拉斐尔·毕达佐尼的说法，原始宗教是发生于生存渴望的产物，是适应特定自然生存条件的产物，人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及由此所延伸出来的生产方式是形成人们观念的根本决定因素;如果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转变，那么观念世界也会发生适应性改变。^[45]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信众的生产、生活环境和方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始宗教已经丧失了其存在和发展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走向衰落有其历史必然性。(2)经济发展为原始宗教衰落创造了现实的物质条件。有人在研究满族萨满教信仰式微时得出结论:1621年后金迫于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走上了农业为主的经济道路，但满族人却没有改变萨满旧习，每逢祭典相互攀比杀牲献祭，以致造成农耕必需的牲畜长期紧缺，1636年皇太极不得不下令严格限制萨满教祭俗;皇太极颁布的法令一方面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满族人改变了对萨满教的态度，与后来满族萨满教的衰微有直接的关系。这样的情况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西部民族地区很普遍，譬如，新疆锡伯族中的祖先崇拜(供奉男女祖先神)原来自其在东北的先民，寓指家族人丁兴旺、保佑家畜平安，但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后，锡伯族生计方式的改变和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祖先崇拜逐渐在锡伯族的生活中消失。(3)强势宗教的迅速传播和其他先进文化的影响逐渐挤兑了原始宗教的地位。在西部民族地区，佛教自公元6世纪起开始兴盛，后以西藏为中心形成的藏传佛教向青海、云南和四川西部、新疆传播，逐渐或直接取代了这些地区原有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萨满等原始宗教。在今天，布朗族、纳西族、彝族、锡伯族、裕固族等少数民族中还有佛教信仰和原始宗教信仰并存的现象，就是佛教播散过程中，原始宗教与佛教妥协的见证。公元10世纪，伊斯兰教成为西部民族地区广为传播的另一类强势宗教，直到18世纪清政府实行“改土归流”的800多年时间里，伊斯兰教和佛教在西北地区的激烈冲突就没有停止过。在这个过程里，又有许多信仰原始宗教的族群在两大宗教的冲突中改变了信仰。到了近代，西方基督教、天主教等从云南、广西等地传播到西部民族地区，在西南的苗、彝、傈僳、景颇、拉祜等民族中产生广泛影响，有不少人改信基督教、天主教等。到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信教成为公民的个人私事，又有更多的宗教传入我国。原始宗教就这样在强势宗教的影响下逐渐被挤兑除了信仰者的观念世界，其影响范围日渐缩小儿逐步走向衰败。(4)原始宗教本身的缺陷使其必然走向衰落。无论是萨满教中沟通上界与人间的掌握通灵术的萨满，还是祖先崇拜中供奉的男女先祖、图腾崇拜中的各种动物或植物、自然崇拜中的神秘的自然现象等等，都不是将信仰的对象指向一个唯一的神，而是指向一个庞大的神灵系统，这就使得这些宗教都无法起到统一人们思想的效果。正因为如此，到人类社会发展到国家出现以后，这种原始的多神教就不适应政治要求而遭受打压、排挤和无力排斥一神教的冲击，走向衰落。现代社会里存在的原始宗教是国家、社会产生一神教要求后人类原始的精神慰籍方式的遗存。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和政治文明化程度的大幅度提升，原始多神教走向消亡的进程会进一步加快，这从我国西北许多少数民族中原始宗教在近几十年里迅速消失的现象也可得到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