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由多谋寡断到多疑症，阻碍了东吴的发展

2023-11-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三国演义》中，孙权身为江东人主，“拍板定砣”不如曹操干练痛快，特别谨慎小心，有时令人有优柔寡断的感觉。孙权多谋寡断的缺点，到了晚年发展成妄加猜忌的多疑症，对人对事往往疑心过重，这影响了他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也为东吴的统治和国运产生了消极影响。孙权、刘备、袁绍都有多谋寡断的缺点，切不可像他们那“书生气十足”，可学者则是敢作敢为明察善断的曹孟德。

毛泽东一方面赞扬孙权是“雄时者”，虎踞江东六郡，是一代人杰，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孙权的弱点，那就是优柔寡断。

1959年6月20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宣传工作如何转的问题。会议结束前，毛泽东讲了话，其中说：

“报纸办得好坏，要看你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报。我是提倡政治家办报的，但有些同志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优柔寡断。袁绍、刘备、孙权都有这个缺点，都是优柔寡断，而曹操则是多谋善断。我们做事情不要独断，要多谋，但多谋还要善断，不要多谋寡断，也不要多谋寡要，没有抓住要点，言不及义，这都不好。听了许多意见之后，要一下子抓住问题的要害。曹操批评袁绍，说他志大智小，色厉而荏，就是说没有头脑。办报也要多谋善断，要一眼看准，立即抓住、抓紧，形势一变，要转得快。”（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第141页）

在《三国演义》中，孙权身为江东人主，“拍板定砣”不如曹操干练痛快，特别谨慎小心，有时令人有优柔寡断的感觉。尤其每临大事，孙权很少痛快决断，总是多次征求臣僚们的意见，才最后定下决心。虽然其中不乏“民主”的积极一面，但较多的还是好谋难决。此中有着深层原因：

一是孙权刚刚统领父兄的部众时，只有十八岁，年少功微，难于服众。将士们离心离德，他们对孙权能否担负起治理江东的重任，都表示怀疑和忧虑。这样，孙权决策事情不能不格外谨慎小心，逐步争得将士们的拥戴。

二是东吴所处的不利政治态势，决定了孙权做事放不开手脚，必须瞻前顾后，甚至藏头掩尾，隐瞒真实企图。也难怪孙权，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事事师出有名；刘备身为当今皇叔，汉室宗亲，同样名正言顺；江东孙氏，实在提不出什么响当当的口号来，即使心中想北伐西征，也难以启齿。因为力量弱小，形势不利，有时孙权不得不委曲求全，一遇情势危急，他常常乞和，面颜雌伏，卑词称臣。自然，委曲求全也不失为一种韬略。孙权的几次卑词乞和称臣，也确实收到了缓兵的实效。但既然身为君王，却屡屡如此，无论如何是懦弱的表现。

《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描写了东吴君臣在曹军进攻面前，是主战还是主和的争论，就展示了孙权在上述背景下进行决策的复杂心理状态：(www.chuimin.cn)

曹操大军南下，逼降刘综，兵临长江，直迫东吴。这时鲁肃刚去游说刘备与孙权联合破操，并与孔明同至东吴议联盟之事。鲁肃问孙权：“主公意下若何？”权说：“未有定论。”张昭两次说：“以愚之计，不如纳降，为万安之策。”孙权或“沉吟不语”，或“低头不语”。孙权前后两次不答，并非默然认同张昭的意见，其实他心里是不同意的，但当时的客观形势是如此，曹操势大难敌，如拒操取胜的把握不大，故沉吟不决。鲁肃向他痛陈投降的害处，但还是没有解决孙权的“恐势大难以抵敌”的思想顾虑，下不了抗操的决心。孔明有破操之计，孙权虚心请教。但他担心刘备新败力弱，与之联盟，也难于抗操。孔明又针对他的顾虑进行敌我力量的对比，孙权听了，大喜说：“先生之言，顿开茅塞。吾意已决，更无他疑。”可是，他确是“吾意已决，更无他疑”了吗？其实，他对敌“势大难敌”的顾虑仍未完全解除，便派人去请周瑜来商议，并召集文武官员听取大家的意见。周瑜与张昭展开激烈的辩论，坚决反对张昭的投降主张，又指出曹军犯了“兵家五忌”，孙权表示“甚合孤意”。大概周瑜很了解孙权的多谋寡断，有意“将”一军：“臣为将军决一血战，万死不辞。只恐将军狐疑不定。”孙权拔佩剑砍面前奏案一角说：“诸官将有再言降操者，与此案同！”说罢便将此剑赐予周瑜，说不听令者以此剑斩之，封周瑜为大都督率军拒曹。

这是否说孙权已无狐疑，坚定了胜利的信心？还没有。周瑜请孔明议事，孙明提醒周瑜：孙将军心尚未稳，不可以决策，建议周瑜以军数解其疑。周瑜便于当夜入见孙权，说：“来日调拨军马，主公心有疑否？”孙权说：“但忧曹操兵多，寡不敌众耳。他无所疑。”周瑜告诉孙权，曹操鼓吹有水陆大军百万，其实只有二三十万人，而且是“久疲之卒，狐疑之众，其数虽多，不足惧也”。孙权表示：“公瑾此言，足释吾疑。……孤当亲与操贼决战，更无他疑。”

孙权先后经鲁肃、孔明、周瑜的开导，指出降操危害、敌军弱点及其实际兵力，才尽释其“恐操军势大难敌”的疑惧，终于坚定了抗战必胜的决心，与操军进行决战。

《三国演义》反反复复地描写赤壁战前的孙权“疑惑”“疑虑”“疑惧”，其中当然能看出孙权大战前的谨慎从事，但也能看出孙权的多谋少断来。他几次表示“更无他疑”，实际上还是心里没底。所忧虑者，主要是曹军“势大难敌”。这与曹操官渡之战中决策的果断干脆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孙权多谋寡断的缺点，到了晚年发展成妄加猜忌的多疑症，对人对事往往疑心过重，这影响了他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也为东吴的统治和国运产生了消极影响。在称帝以后，对文武官员多有戒心，稍有过失便刑戮妄加。对戍边将士不放心，要他们交出妻子做人质，如有叛逃，即杀人质。他还任用一批称作校事、察战的亲信，以监视文武官吏，致使一些无罪之人遭到陷害。这又与年轻时大胆任用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人才，权力下放，用人不疑，形成鲜明对比。

毛泽东论三国人物的领导决策风格，意在谈新闻工作。政治家办报，历来是毛泽东的新闻观点，那时他十分欣赏“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革命精神和政治家风度，对好谋无决、优柔寡断的书生气大不以为然。三国各派政治势力领袖人物的决策特点，他早已熟烂于心，此时信手拈来推出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以佐证自己的观点，也给吴冷西等新闻工作领导者树立榜样。孙权、刘备、袁绍都有多谋寡断的缺点，切不可像他们那“书生气十足”，可学者则是敢作敢为明察善断的曹孟德。结论是政治家办报也要多谋善断。1959年6月时，党中央正领导全党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的错误，宣传上要转变浮夸风气，毛泽东希望办报人像曹操那样“一眼看准”问题，“形势一变”，要转得快。

孙权由多谋寡断到多疑症，阻碍了东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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