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古田会议：毛泽东的宣传鼓动方法效果显著

2023-11-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929年底，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的古田村召开了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诸葛亮的“激将法”收到了如期效果。不过毛泽东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使用“激将法”的层面上，他对古今的“宣传鼓动”作了阶级分析，指出我们的战士“有高度的阶级觉悟”，我们用不着“激将法”，但我们要“学习诸葛亮善于作宣传鼓动工作”，以提高官兵的阶级觉悟，启发大家的革命英雄主义。

“诸葛亮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

这句话是毛泽东于1930年5月在红四军一次大队以上干部会议上说的。很有趣，诸葛亮“走进”红军队伍，他此时的面貌是“宣传鼓动工作”专家，是毛泽东从《三国演义》里给干部们“请”来的思想工作样板。

1929年底，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的古田村召开了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红军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创始，到1929的12月，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红军中的共产党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学到了许多东西，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古田会议多侧面地总结了党在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古田会议决议中也讲到“红军宣传工作问题”。

古田会议后，毛泽东非常重视部队对大会决议的贯彻执行，不断地、适时地给予许多宝贵的指示。1930年5月，毛泽东到各部队检查贯彻古田会议决议情况，他看到，旧军队的一套管理办法破除了，新的一套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军阀主义的管教方法被反掉以后，一部分干部对部队的管理教育感到不知应该从何处着手。为此，毛泽东专门召开了一次大队以上的干部会，他详细地讲解了如何对部队进行管理教育。毛泽东把革命军队的管理教育方法归纳成七条。其中第六条是“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反对命令主义”。讲这个问题时，毛泽东特地给大家讲了三国时黄忠老将大败夏侯渊的故事。

他说，黄忠本来年迈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立下军令状：如不斩夏侯渊于刀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

讲到这里，毛泽东又指出，我们的战士是有高度阶级觉悟的，我们用不着“激将法”，但是我们却要学习诸葛亮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用宣传鼓动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启发大家的革命英雄主义。把道理讲清，任务讲明，战士们就可以排除万难，勇往直前。专靠指派命令，不做宣传鼓动，就是执行了命令，也不会得到更大的成绩。（赖传珠：《古田会议前后》，《伟大的历程——回忆战争年代的毛主席》，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4—85页）

毛泽东讲的诸葛亮智激黄忠的故事，在《三国演义》第七十回和第七十一回。书中说到，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刘备和诸葛亮带领10万大军，进取汉中，魏将夏侯渊把守定军山，拦住去路。此时老将黄忠刚刚打败魏将张郃，刘备对黄忠说：

“汉中定军山，乃南郑保障，粮草积聚之所；若得定军山，阳平一路，无足忧矣。将军还敢取定军山否？”

黄忠慨然应诺，便要领兵前去。

孔明急止之曰：“老将军虽然英勇，然夏侯渊非张郃之比也。渊深通韬略，善晓兵机，曹操倚之为西凉藩蔽：先曾屯兵长安，拒马孟起；今又屯兵汉中。操不托他人，而独托渊者，以渊有将才也。今将军虽胜张郃，未卜能胜夏侯渊。吾欲酌量着一人去荆州，替回关将军来，方可敌之。”

忠奋然答曰：“昔廉颇年八十，尚食斗米、肉十斤，诸侯畏其勇，不敢侵犯赵界，何况黄忠末及七十乎？军师言吾老，吾今并不用副将，只将本部兵三千人去，立斩夏侯渊首级，纳于麾下。”

孔明再三不容，黄忠只是要去。孔明曰：“既将军要去，……吾教法正助你。凡事计议而行。……”(www.chuimin.cn)

黄忠应允，和法正领本部兵去了。

孔明告玄德曰：“此老将不着言语激他，虽去不能成功。”

黄忠到了定军山前线，听从法正的计谋，以夜袭的办法，夺取了可观察定军山虚实的对山，居高临下，以逸待劳，待夏侯渊来攻。夏侯渊果然中计，率兵攻山。黄忠却按兵不动，等待曹兵倦怠。到了午后，曹兵“锐气已堕，多下马坐息”，“黄忠一马当先，驰下山来，犹如天崩地塌之势。夏侯渊措手不及，被黄忠赶到麾盖之下，大喝一声，犹如雷吼。渊未及相迎，黄忠宝刀已落，连头带肩，砍为两段。”

诸葛亮的“激将法”收到了如期效果。

诸葛亮的“激将”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说敌将夏侯渊富于韬略“有将才”，二是要从荆州调来关羽领兵出征。黄忠素来坚毅忠勇，争强好胜，这两条足以把他的战斗勇气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使他下定破敌斩将的决心。

所谓激将，即是心理学上讲的精神刺激和精神激励。对部属的“激将”，即是按照部属的实际情况，利用一定的语言技巧，刺激部属的自尊心、自信心、上进心和好胜心，使其自觉自愿地英勇作战，克敌制胜。这实为宣传鼓动的奇招妙法。

诸葛亮“宣传鼓动”常用这种方法，智激黄忠是他运用此法的成功例证。他是古代的宣传鼓动专家。

读《三国演义》使毛泽东注意到诸葛亮的这一长处，讲红军管理教育要“反对命令主义”时，他恰到好处引述了这个故事，使红四军的干部们很容易理解、也十分信服“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的道理。

不过毛泽东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使用“激将法”的层面上，他对古今的“宣传鼓动”作了阶级分析，指出我们的战士“有高度的阶级觉悟”，我们用不着“激将法”，但我们要“学习诸葛亮善于作宣传鼓动工作”，以提高官兵的阶级觉悟，启发大家的革命英雄主义。这里有继承，有批判，是一种合理的扬弃，而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

“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这一条，逐渐成为红军及至后来八路军、解放军管理教育工作的一条原则，成为我军光荣传统的一项内容。谁会想到，这其中还有诸葛亮帮的大忙，有他一份功劳。当然，在他的“激将法”中悟出“宣传鼓动”妙法的，还是毛泽东。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革命军人更以服从命令为铁的纪律。不过服从命令有强制的，有自觉的。要官兵自觉地遵守纪律，服从命令，除了强制约束，还靠宣传鼓动。

1929年古田会议：毛泽东的宣传鼓动方法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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