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人集结南下，组建领导班子毛泽东探索三国演义的读后感

2023-11-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对于《三国演义》，毛泽东同志评价很高。他对我说：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三国时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其干部队伍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客籍”，就是刘备的原班人马；一部分是“土著”，就是益州刘璋的旧部。其中处理留守兵团和西北局的关系，就是典型的一例。

三国时代，多方敌对势力的竞争，使一些根据地不稳的政治集团，如刘备集团，像飘移的大陆，时东时西，他随陶谦，降袁绍，依曹操，靠刘表，最终克西川，定益州。这就导致了刘备集团的干部队伍必然是“原班人马”与“本地干部”的错综组合。这里面蕴含着干部队伍建设的丰富经验。

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对此有精彩的评议。

据薄一波回忆：1960年12月初的一天，毛泽东和他在颐年堂谈话，谈起了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小说。

“对于《三国演义》，毛泽东同志评价很高。他对我说：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苏扬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第230页）

薄一波体会，毛泽东的意思是说：外来的干部一定要同地方的干部很好地团结在一起，才能做出一番事业。

三国时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其干部队伍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客籍”，就是刘备的原班人马；一部分是“土著”，就是益州刘璋的旧部。

刘备是河北涿县人，关羽是山西解县人，张飞是刘备的老乡，赵云是今河北正定人，诸葛亮是今山东沂南人，相对于“益州”（今四川），他带去的班子可以说都是“外来干部”。

益州刘璋的部下，绝大部分都是当地大贵族，或外来的名士学者，但也都在巴蜀闯荡有年。

据有人统计，《三国志·蜀志》列传者56人，而其中益州人占18个。也就是说，在刘备集团上层领导核心中，有三分之一的重臣显宦是原刘璋的部下，这部分人都是“地方干部”。

刘备用武力夺取益州后，遇到了一个棘手的大问题，那就是在区域观念很重的封建社会里，如何使“外来干部”与“地方干部”拧成一股绳，共同完成巩固西川兴复汉室的大业。而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善待刘璋旧部，对“地方干部”一碗水端平。刘备不搞亲疏远近，一视同仁，不仅对早期跟随自己的文臣武将，如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魏延、糜竺、简雍、马良等，加官晋爵，提拔重用，而且对入川后投靠他的甚至于是反对他的刘璋旧部也倍加爱护，委以官位。

当初，刘璋受到汉中张鲁和北方曹操的军事威胁，他邀请在荆州的刘备带兵入川，协助他抗拒张鲁和曹操的入侵，此事遭到刘璋部下黄权、刘巴等人的激烈反对，黄权说：“某素知刘备宽以待人，柔能克刚，英雄莫敌……若召到蜀中，以部曲待之，刘备安肯伏低做小？若以客礼待之，又一国不容二主。今听臣言，则西蜀有泰山之安；不听臣言，则主公有累卵之危矣。”应该说，黄权可谓一言击中要害，看清了刘璋请刘备入川，是开门揖盗引狼入室。但刘备十分重视争取人心的工作，尤其对地方“反对派”采取了高明的策略，《三国演义》第六十五回描写：

玄德入成都，百姓香花灯烛，迎门而接。玄德到公厅，升堂坐定。郡内诸官，皆拜于堂下；惟黄权、刘巴，闭门不出。众将忿怒，欲往杀之。玄德慌忙传令曰：“如有害此二人者，灭其三族！”玄德亲自登门，请二人出仕。二人感玄德恩礼，乃出……

玄德自领益州牧。其所降文武，尽皆重赏，定拟名爵：严颜为前将军，法正为蜀郡太守，董和为掌军中郎将，许靖为左将军长史，庞义为营中司马，刘巴为左将军，黄权为右将军。其余吴懿、费观、彭羕、黄观、卓膺、李严、吴兰、雷铜、李恢、张翼、秦宓、谯周、吕义、霍峻、邓芝、杨洪、周群、费诗、孟达，文武投降官员，共六十余人，并皆擢用。

无疑，刘备的干部政策是成功的，他信任、善待、重用益州本地干部，使巴蜀四十一郡很快平定平稳下来，“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

毛泽东慧眼独具，从《三国演义》中看组织路线，看干部政策，发前人所未发。

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要很好地团结在一起，这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其意义太重要了。

比如抗日战争时期，我党的干部队伍有各种成分：有经过长征从南方根据地过来的，有陕北根据地的“坐地户”；有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干部，也有土生土长的工农干部；有军队干部，也有地方干部；有汉族干部，也有少数民族干部；有党员干部，也有党外干部，等等。这些干部之间，因经历、阅历、思想水平、实际能力的差别，常常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如果处理不当，必然影响干部之间的关系，不利于团结。(www.chuimin.cn)

当时，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干部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团结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好坏，关系到党中央能否在陕北站稳脚跟，毛泽东为此倾注了很多心血。

毛泽东对高级干部们讲，我们要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宗派，所有干部“都是一个父母生的”，是党的宝贵财富。他还说，外来干部要向本地干部学习，本地干部也要向外地干部学习；汉族干部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少数民族干部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干部要学习工农干部的实际工作经验和作战经验，工农干部要向知识分子学习文化、理论，互相团结，共同提高。

毛泽东还身体力行，正确处理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工作上的矛盾。其中处理留守兵团和西北局的关系，就是典型的一例。

抗日中期，我党在延安成立了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认为，兵团属于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与西北局没有直接隶属关系，所以没有向西北局汇报、请示工作，还出现了不尊重地方政府、与其闹纠纷的事情，对西北局主要负责人高岗也有不同的意见。毛泽东发觉后，多次找肖劲光谈话，在肯定留守兵团成绩的基础上，要求肖劲光尊重地方政府，尊重高岗，搞好外地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团结，搞好军民关系。肖劲光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批评，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就留守兵团不尊重地方政府和领导的问题作了检讨，主动承担了责任。

1943年春节，留守兵团首创拥政爱民活动，地方政府也开展了热烈的拥军优属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对于促进外地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团结，促进军政军民团结，战胜解放区的经济困难，巩固革命根据地，夺取抗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来，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活动成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毛泽东还经常教育本地干部向外地干部学习，他说：因为外地干部有他们丰富的经验，对党的方针政策领会得比较全面，要尊重外地干部，同他们搞好团结。不论外来干部还是本地干部，新干部还是老干部，男干部还是女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要分彼此。

1945年，党召开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作口头政治报告时，又郑重地讲到要“特别注意”本地干部、本地军事干部等问题。

他说：“要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看待本地干部……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一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出了这样的言论，是由于对本地一些军队处理得不好。至于华北、华中、华南各地有没有对本地干部和本地军队处理得不恰当的呢？如果有，应当承认是不对的，应当纠正，如我在陕北应当承认的一样。”（《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43—344页）

他又说：“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尊重那个地方的人民，那个地方的军队，那个地方的政府，跟他们搞好关系。这是共产党员的义务。”

历史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北方人刘备组织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合作，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兴复汉室的根据地；

南方人毛泽东组织一个班子北上，到了陕西，同本地干部密切合作，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抗日救国的根据地。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历史不能做简单类比。毛泽东从刘备南下的历史经验中，发现了组织路线方面的一大奥妙，将其应用于中国的抗日救亡，应用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发展和丰富了党的干部思想和政策。

薄一波出生于山西，是“北方人”，是“地方干部”。几十年后，他能那样清晰准确地回忆毛泽东的教导，表明毛泽东通过刘备南下历史故事所阐述的干部思想，深刻铭记在他的心中。薄氏多年做组织人事工作，其思想学养得之于毛泽东者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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