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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多端寡要,多谋难断

【摘要】: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毛泽东1959年3月2日在郑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难断,见事迟,得计迟。慢了,得出个方针就处于被动。”景有权迟力:《毛泽东评说中国历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100页毛泽东评说袁曹官渡之战,常提到两个对立的人物,一个是多谋善断的郭嘉,另一个就是多端寡要的袁绍。袁绍是汉末封建军阀割据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

毛泽东1959年3月2日在郑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难断,见事迟,得计迟。慢了,得出个方针就处于被动。”

景有权 迟力:《毛泽东评说中国历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100页

毛泽东评说袁曹官渡之战,常提到两个对立的人物,一个是多谋善断的郭嘉,另一个就是多端寡要的袁绍。

袁绍是汉末封建军阀割据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家庭在汉末是著名的家族,是北方豪族的代表。袁氏一门四代人中,有五人官至三公(负责军政的三个高级长官,东汉时是太尉司空、司徒)。袁绍的高祖父名袁安,汉章帝时任司徒,自袁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袁家由此势倾天下。

袁绍在董卓之乱中,首先在河北起兵反对董卓,各路讨董诸侯举袁绍为盟主,一时大有左右大局、安定社稷的气势。袁绍本人,也颇得人心,《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说他“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也就是说,袁绍于董卓之乱中及其后一段时间内,不但“势倾天下”,而且名闻天下。他如果有头脑,是会顺理成章地干出一番事业的。

可是,后来袁绍却被曹操所灭。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曹操多谋善断,善于听取谋士的意见;袁绍多谋寡断,不善于听从谋士的意见。他尽干错事,落得个一败涂地的下场。门第、声名,还有一时的善行和壮举,都不能帮他什么忙。

毛泽东评论袁绍其人,集中于1959年,他在多次谈话中谈到袁绍。

第一次,是1959年3月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从反面举例时提及袁绍,借以说明遇到新事物,要有敏锐的眼光,敢于作出及时的判断,争取主动。毛泽东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难断,见事迟,得计迟。慢了,得出一个方针就处于被动。”(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1015—1016页)

第二次,是5月28日同英文秘书林克谈话时要他研究历史,毛泽东谈道:

“袁绍这个人多谋寡断,有谋无断,没有决心,不果断,结果官渡之战打了败仗。所以有谋还要善断。”(林克:《我所知道的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2月第1版,第62—63页)

第三次,是同年6月间在与《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谈话时,毛泽东说:

“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没有头脑。还批评袁绍有其他缺点,兵多而分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地虽广,粮虽多,完全可为我所用。”(毛泽东:《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215—216页)

毛泽东多次谈袁绍都是持批评态度,而批评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优柔寡断,见事迟,得计迟;没有头脑,不会用将。(www.chuimin.cn)

第一条缺点决定了袁绍在政治上、军事上必然处于被动地位。本来,袁绍在击败公孙瓒以后,势力强大,态势有利,声威华夏。这时他与曹操斗争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谁能把汉献帝抢到手,以便“挟天子以令诸侯”,谁先做到了这一点,谁在政治上就有了挟制号令诸侯的旗帜和尚方宝剑;否则,即将处于叛臣逆党的地位。袁曹双方的谋士也都看到了这一点。早在董卓未死时,袁绍的从事沮授就对他说过:“袁将军很年轻就做官,天下闻名。后来废少帝时,对朝廷忠义。董卓专权时又举兵讨伐,因而名重天下。现在青州黑山黄巾起兵,举兵讨伐就可平定,公孙瓒、匈奴都不足为患,随时可灭。然后去长安迎汉献帝,恢复洛阳的宗庙,就可以号令天下,与天下群雄争锋,讨伐那些不服从的。这个大业,几年就可完成。”

袁绍虽然当时表示同意沮授的建议,但并未积极主动去做,行动迟缓,以至被曹操抢了先。曹操迎汉献帝后,挟天子以令诸侯,很快发展起来。袁绍在政治上失去了先机之利,懊悔不已。

在军事动作上,袁绍也优柔寡断,举措失宜,最典型的例子,是任凭曹操攻击他的联军刘备。官渡之战前,占领徐州的刘备准备策应袁绍,威协曹操的侧翼,使其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小说第二十四回描写:曹操拟出兵攻徐州的刘备,谋士程昱说:“今袁绍屯兵官渡,常有图许昌之心。若我一旦东征,刘备势必求于绍。绍乘虚来袭,何以当矣?”曹操说:“非也。备乃人杰也,今若不击,待其羽翼既成,急难图之。袁绍虽强,事多怀疑不决,何足忧乎?”正商议间,郭嘉自外而入。曹操问:“吾欲东征刘备,奈有袁绍之忧,如何?”郭嘉说:“绍性迟而多疑,其谋士各相妒忌,不足忧也。刘备新整军兵,众心未服,丞相引兵东征,一战可定矣。”曹操大喜说:“正合我意。”便起兵东征。结果一战击败刘备,俘虏关羽。其间,虽然刘备派孙乾到袁绍处求救,袁绍却以小儿子有病相推托,始终按兵不动,坐失良机。

曹操和郭嘉看透了袁绍的性格弱点,一个说他“怀疑不决”,一个说他“迟而多疑”,真乃知彼之论。官渡之战前,袁绍走了一步臭棋。

因迟疑不决而导致政治上、军事上的被动,袁绍一步一步走向失败的泥潭。

袁绍不会用将的缺点决定他丧失人心,内部猜忌,终于众叛亲离。本来,袁绍举义兵讨董卓,平定北方四州,一时名声大振,名流志士,大批涌来,帐下人才济济。但袁绍徒有礼贤下士之名,却不会用人,“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

官渡之战,集中反映了袁绍的不会用将,不得其人。

发兵之前,谋士田丰认为袁军连年作战,刚刚打败公孙瓒,此时再次发动战争,难于获胜,宜休兵养卒,发展生产,静观时变。袁绍不听劝告,把田丰投入监狱。田丰在狱中仍上书说:“今且宜静守以待天时,不可兴大兵,恐有不利。”官渡兵败,袁绍本应醒悟,承认田丰之谋的正确,可此公就是接受不了逆耳的正确意见,竞听信逢纪的谗言,将田丰杀死狱中。

袁绍原令沮授为监军,统率三军。郭图等人与沮授不和,就对袁绍说:沮授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如果再任其发展下去,将来就不好控制了。袁绍本来对沮授反对进军不满,听郭图这样说,就把沮授原来统率的军队,分别由沮授、郭图、淳于琼三人各自带一军。沮授的军权被削弱了。

在白马之战中,袁绍派手下大将颜良在白马攻打刘延,沮授劝阻说:颜良生性急躁狭隘,有勇无谋,难独担此重任。袁绍不听。曹操出兵救刘延,结果颜良战死。官渡之战中,沮授屡屡献计,袁绍都未采纳,并以“慢我军心”的罪名,将沮授锁禁军中,并恨恨地说:“待我破曹之后,与田丰一体治罪!”

袁绍用人上一错再错。远见卓识,招招能置曹操于死地的田丰、沮授,被削去兵权,或投监,或锁禁;心胸狭窄、假公济私的郭图、逢纪、审配却被十分信任,给袁绍出了不少自毁长城的损招;勇而无谋的颜良、文丑、淳于琼被派去独当一面,都兵败身亡,死于非命;有见识、善策划的谋士许攸,能谋善战的将领张郃、高览,都对袁绍失去信心,阵前起义归附曹操……这十余人,袁绍一个也没有用对。袁绍帐下不是没有人才,论谋划,田丰、沮授与曹操的谋士荀彧、郭嘉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论勇武,颜良、文丑、张郃、高览都是河北骁将,绝不比许褚、张辽、夏侯渊等辈差分毫,可关键在于袁绍不会使用人才,焉有不败之理。

毛泽东曾经说过,领导者的责任,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论出主意,袁绍多端寡要,偏听偏信,见事迟,得计迟;论用干部,袁绍亲小人,远贤臣,既无知人之明,又无用人之法。作为政治领袖和战争指导者,他在两个根本方面,素质不如曹操,因而主观指导不利,化强为弱,终致惨败。

毛泽东在1959年上半年,数次谈到多端寡要的袁绍,与努力纠正1958年以来“大跃进”、“共产风”等“左”的错误,消除其所造成的危害,挽回其不良影响有关。他为各级领导干部树起袁绍这个“没有头脑”好谋无决的反面典型,希望他们在建设和工作中站得高,看得远,见得透,拿得定,善于谋划,决策果断;希望他们明于知人,善于用才,提高组织能力和领导素质,不再做没有头脑的事务主义者,不再做蛮干乱干的社会主义建设门外汉,不再做埋没人才的孤家寡人。毛泽东的初衷是良好的,可惜1959年下半年,发生了使历史逆转的“庐山会议”的错误,纠“左”变成了“反右”,渐渐抵消了讲袁绍所应产生的良好效果。不能不使人喟然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