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说：“小说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这不是观察曹操的正确方法。曹操集团虽然是在帮助汉献帝解除董卓余党的威胁中成长起来的，但显得虎虎有生气。在曹魏与刘汉的的比较中，是不难清楚地看到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
2023-11-27
毛泽东评价曹操：两本书看法不同
【摘要】：1958年11月20日，在武汉东湖畔的住所，毛泽东召开几位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座谈会，在谈到曹操时，毛泽东说：“你们读《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注意了没有，这两本书对曹操的评价是不同的。”“最奸不过老曹操”，这是一般群众读者对《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评价，“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这是封建士大夫对小说中曹操形象的评价。两本书对曹操的评价不同，乃至互相对立。
1958年11月20日，在武汉东湖畔的住所，毛泽东召开几位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座谈会，在谈到曹操时，毛泽东说：
“你们读《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注意了没有，这两本书对曹操的评价是不同的。”
座中有的同志说，一个是贬，一个是褒。毛泽东说：
“是的。《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做奸臣来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做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
他实事求是地评价曹操说：
“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抑制豪强，实行屯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和发展，是有功的。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冤案要翻。”（陶鲁笳：《毛泽东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02—103页）
这里讲了两个曹操：《三国志》作为“正面人物”来叙述的曹操；《三国演义》作为“奸臣”形象来描写的曹操。旧戏舞台上把后一个曹操推向极致，“白脸奸臣”更定型化、普及化。
《三国志》的作者以曹魏为正统，给曹操的规格较高。为刘备、孙权都是作传，只称“主”；为曹操却是作纪，称“帝”。《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陈寿的评语说：“太祖（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唯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曹操的《武帝纪》在《三国志》中占有开篇的位置，备受荣宠。陈寿的评语肯定了曹操的历史功绩和主要优长，尤其“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一语，很有分量。最可注意者，通篇不见贬语，确是“正面人物”。(www.chuimin.cn)
《三国演义》却不是这个样子，它用较多的篇幅，较多的情节，描写“奸雄”曹操的种种劣行。所刻画曹操最“奸”之处是其僭越谋逆。小说中随着曹操权势的增长扩大，越来越突出对他这方面的贬抑描写。许田射猎，曹操遮迎帝前，以此来渲染曹操的篡逆野心与嚣张气焰；强搜衣带诏，三勘吉平，勒死董贵妃，杖杀伏皇后，极尽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嘴脸。作者正是以封建忠君思想来声讨曹操的。
小说中也十分突出曹操为人处世中的奸诈。他装病诬叔叔，忘恩负义杀害热情款待他父亲的友人吕伯奢一家，以梦中杀人为借口杀死侍卫，借粮官的头来平息士兵的怨怒……作者用这些情节来极力张扬曹操的狡黠猜忌、残忍嗜杀、阴险狠毒等等。“最奸不过老曹操”，这是一般群众读者对《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评价，“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这是封建士大夫对小说中曹操形象的评价。《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是一个奸雄的典型，从小说问世以来，或明清时期，或近代社会，广大读者群众及评论界对这一形象的定位，应该说没有什么疑义，对曹操的认识和评价大体上是一致的，一直把他作为奸雄加以接受，曹操成了“奸邪诈伪阴险凶残”种种恶德的代表。这种现象在有关三国的旧戏中更甚，“白脸奸臣”妇孺皆知。
两本书对曹操的评价不同，乃至互相对立。毛泽东当然不同意《三国演义》的评价。毛泽东还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由于《三国演义》的通俗生动，其传播面和影响力，要比《三国志》大得多，加上以《三国演义》为蓝本的旧戏的推波助澜，使曹操是“白脸奸臣”的形象广为人知。毛泽东认为这是千年“错案、冤案”，而共产党是“讲真理的党”，是坚持唯物史观的党，所以一定要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还曹操以本来面目。《三国演义》，毛泽东是钟爱的；《三国演义》塑造的曹操形象，毛泽东则不喜欢。
当然，这里说的“翻案”，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平反，只是要求客观地、全面地、历史地评价历史人物，只是把评价曹操的“坐标”由封建正统观念更换为唯物史观。在封建正统观念的笼罩下，曹操是夺国篡汉的“奸臣”；在唯物史观的观照下，曹操则是促进北方统一，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功臣”。当然，这丝毫不排除曹操在某些方面的毛病、丑行甚至罪恶。他这个“功臣”毕竟是封建时代的政治家。
行文至此，笔者不能不提到这样一个事实：改革开放以来，文学评论界对《三国演义》中曹操的评价有一个较大的变化是：小说对曹操的描写，不仅反映了其“奸”的一面，且较多地反映了其“雄”的一面。曹操是一个多侧面的非常复杂的艺术形象：他既有奸诈、自私、残忍、多疑的性格侧面，又有目光远大、谋略出群、善于用人的雄才大略的一面。小说作者刻画的曹操形象是丰满的，有血有肉的，没有脸谱化和概念化，曹操的复杂性格才是典型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典型性格。因此，小说中的曹操形象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奸雄形象，而是东汉末年叱咤风云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军事家，是有志除残去秽，定乱扶衰，统一北部中国的时代英雄，是真实可信的艺术形象。这应该说是对曹操艺术形象认识上的深化，这种评价减弱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对曹操的“憎恨”情绪，反映了对文学作品的接受受到时代变化和社会发展的制约，反映了人们审美意识的变化。冷静下来思考，小说中的曹操形象，确实比好则绝对好、坏则绝对坏的形象更让人信服。
当然，这是毛泽东身后的变化，这不影响毛泽东对两个曹操形象判断的合理性。毛泽东的分析，是针对“白脸奸臣”的观念而言的，当然有其真理性。如果我们仔细想一下，“曹操是性格复杂的时代英雄”的结论，与毛泽东的结论有其共同点，只是又向前跨进了一步。这符合认识不断深化的认识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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