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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武的大字报在毛泽东读三国演义中的注解

【摘要】: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对此做了些考证外,对曹操提出了许多指责。毛泽东读1957年1月版卢弼撰写的《三国志集解》时,对这些注文作了圈点,在天头上写了这样一段批语:“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级,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其实,祢衡早就“贴”了曹操的“大字报”。从“反右斗争”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了一些肯定“大字报”的话。

前文已经提到,建安十五年(210年)春,曹操下《求贤令》。提出“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的主张。裴松之在注释这篇令时,引用了《魏武故事》里记载的曹操在这年十二月所下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其内容是叙述自己起兵斩杀黄巾四处征战的经历及许多内心活动,表明自己守义为国,并无取代汉室的“不逊之志”。为明此志,决定让出受封的阳夏、柘、苦三县,以解除别人的误会。

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对此做了些考证外,对曹操提出了许多指责。曹操在令中说,他曾告诉妻妾,自己死后,她们无论嫁到哪里,都希望要为他说明无叛汉之心。卢弼在注里说这是“奸雄欺人之语”。曹操在令中说,自己之所以不放弃兵权,诚恐自己离兵“为人所祸”,这是“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卢弼说这是“欺人之语”,认为陈寿写《三国志》对这些话“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曹操在令中说,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卢弼在注里又列举他打的败仗,指责他“志骄气盛,言大而夸”。对曹操让出三县一事,卢弼在注里引别人的话说,“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总之,卢弼对曹操是全面批判,彻底批判。

毛泽东读1957年1月版卢弼撰写的《三国志集解》时,对这些注文作了圈点,在天头上写了这样一段批语:

“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级,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第138页)

毛泽东态度鲜明地否定了卢弼对曹操的攻击,指出他的注文多是缺乏历史根据的诬蔑不实之词,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而已。毛泽东引的“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见于李白《望鹦鹉洲怀祢衡》。鹦鹉洲,传说为祢衡被杀害之处,因祢衡绝世之作《鹦鹉赋》而得名。祢衡是汉末狂士,极有才气,《后汉书·祢衡传》载,他“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孔融爱其才,多次称述于曹操,曹操欲见他,而祢衡“素相轻疾,自称狂病,不肯往,而数有恣言”,后来答应往见曹操,却又“坐大营门,以杖捶地大骂”。曹操以其素有才名,不忍杀之,遣送至刘表处,又辗转至黄祖处,因“言不逊顺”遇害。“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是说魏武帝曹操经营天下,纵横八极,作为巨大,而狂士祢衡不以为然,以蝼蚁视之。毛泽东所谓“此为近之”,是说卢弼注文的观点,与轻狂傲慢的祢衡相近。(www.chuimin.cn)

三国演义》第二十三回,有祢衡击鼓骂曹操的详细情节,他视曹魏文臣武将为酒囊饭袋,骂曹操“常怀篡逆”之心,不讲曹操半点功劳与亮色。其实,祢衡早就“贴”了曹操的“大字报”。

对《让县自明本志令》,如果平心而论,那是曹操情词恳切的政治声明,是了解曹操心路历程的第一手史料。毛泽东青年时代就曾说过:“《自明本志》好文章。”所以,他不同意祢衡以“蚁观”视曹操,不同意卢弼给曹操贴“大字报”。卢弼视曹操为奸雄,头脑中先有一个曹氏篡汉的框子,不看曹操写《让县自明本志令》的具体时间和环境,强加给曹操不少罪名。其实,曹操的《自明本志》说了不少真心话,大实话。鲁迅先生说:“(曹操)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引用曹操的话,就出自《让县自明本志令》,他说曹操“没有说谎”,亦即真话实话之意。那时,说曹操是“奸臣”,还不如说曹操是“奸臣”的对头,更为恰当。

随便说到一点,《三国志集注》出版于1957年1月,“大字报”这个所谓“新生事物”出现于1957年“反右斗争”之中,毛泽东关于卢注的批语肯定写于这之后。从“反右斗争”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了一些肯定“大字报”的话。可是,他在关于卢注的批语中,无意当中揭示了一个事实:“大字报”这种东西很容易弄出“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结果,“大字报”不是一种法律和民主形式,故改革开放后取消它是正确的。

毛泽东揭露卢弼给曹操贴大字报,反对祢衡“蚁观”,也是替曹操作翻案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