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对此做了些考证外,对曹操提出了许多指责。毛泽东读1957年1月版卢弼撰写的《三国志集解》时,对这些注文作了圈点,在天头上写了这样一段批语:“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级,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其实,祢衡早就“贴”了曹操的“大字报”。从“反右斗争”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了一些肯定“大字报”的话。......
2023-11-27
1959年的庐山会议,因彭德怀的一封信,以及后来对这封信的赞成和支持,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错误地定为所谓“反党集团”。
庐山,在党史上写下了沉重的一笔。
周小舟,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早在1936年,他就是毛泽东的秘书,并以其才能和品质受到毛泽东的重用。任秘书两年多,1938年秋,毛泽东派他到抗日战争最艰苦、最残酷的敌后根据地去工作。湖南解放后,周小舟随中共和谈代表团回到湖南任职,直至后来任省委第一书记。
1958年11月至1959年3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武昌会议和两次郑州会议。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前,毛泽东视察了河北、河南,发现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存在着许多混乱现象,并开始纠正当时已经认识到了的若干错误。周小舟看到毛泽东着手纠正“左”的错误,心里十分高兴,曾对省委别的领导人说:“有些错误带有‘左’倾盲动主义的性质,不纠正是十分危险的。”
1958年12月,彭德怀回湖南,周小舟陪同在湘潭视察。临走,彭总给当地干部规定了八不准:不准搞瞎指挥,不准浮夸,不准说假话,不准搞强迫命令,不准打人,不准罚口粮,不准拆社员房屋,不准毁风景林。经过接触,周小舟发现他与彭总的许多观点一致,因此和彭总谈得十分投机。彭总襟怀宽阔,心直口快,他不同意“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许多做法,也直言不讳。
下面问题成堆,周小舟也决心做一次深入切实的调查。从4月29日起,他开始了庐山会议前夕的湘西之行,历时近一个月,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听了1958年粮食产量浮夸虚报的情况,周小舟面色严肃地说:“这些‘卫星’是浮夸,是吹牛皮,决不要跟着这股风走。我们共产党应当讲老实话,办老实事。这种造假浮夸之风,下次我到北京开会,一定要向毛主席汇报的。”
6月23日,毛泽东回湖南。从1953年起,毛泽东每次回来,总是周小舟陪伴。有关毛泽东的起居、安全、文娱体育活动,都由他安排,这次也是如此。
6月28日,周小舟随毛泽东去武汉。路上,毛泽东要周小舟和罗瑞卿、童小鹏等一起,去湖北农村调查。29日,毛泽东乘船去庐山。周小舟在湖北农村走访了3天以后,于7月1日去庐山。
通过1958年下半年的工作实践和1959年上半年的调查研究,在周小舟的头脑里,由朦胧而清晰,逐渐形成了一个观念:我们工作中的问题,集中到一点主要是越来越“左”了,越来越不实事求是了。他决心把群众的呼声、基层的情况如实地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反映。
接着发生的,便是那次震惊中外的庐山会议。
周小舟的文才能力素为毛泽东所重视,两人有很好的友谊。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将《回韶山》《登庐山》两首诗稿,交周小舟和胡乔木提意见。
7月3日开始分组座谈。当天,周小舟到彭德怀处,谈了湖南的工业情况:过去湖南没有重工业基础,现在有钢铁厂、电机制造厂、机械厂等。轻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水利建设成绩也很大,平均四十天不下雨,还可保收。
7月6日,周小舟到彭德怀处,谈到去年粮食产量报了假数。彭问:“为什么呢?”周小舟说:“是压出来的,一次说粮食数字不落实,第二次又说不落实,连造几次数字,下面的干部就摸到一个底——要虚报不要实报。”彭说:“只能是有多少报多少,决不能虚报,也不能少报。”周小舟说:“现在吃大锅饭,就要大锅大灶,烧柴火不节省,劳力也不节省。小锅小灶,妇女、弱劳力都可以煮饭,但现在非用劳力不可。搞了公共食堂,家庭用水也不方便,群众对公共食堂有意见。”彭说:“这些问题,你应当如实地向主席反映。”周小舟说:“昨天向主席谈了一些,希望彭总有机会时也同主席谈谈。”
7月11日晚上,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谈话,气氛融洽。周小舟说:“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句话是很有些斤两的,毛泽东听了似不介意。毛泽东说,1958年有些事他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也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毛泽东又谈到曹操赤壁失败之后想念郭嘉的故事,说了“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之类的话,引起在场的人们大笑一阵。
7月12日,周小舟到彭德怀处,把头天晚上毛泽东讲话内容告诉了彭总。彭总要写信给毛泽东,周小舟支持,并建议他将在西北小组的发言记录整理出来送给毛泽东。彭总说:“很好,你当了我的参谋。”
彭总的信于7月14日晨送交毛泽东。这封信由毛泽东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并加了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7月19日开会时,周小舟发言说:彭总的信“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语句,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
庐山会议前期,是继续贯彻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精神,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准备形成《纪要》发给全党。但由于对产生错误的原因和经验教训认识不足,彭德怀的信一公布出来,情况便起了变化,纠“左”演变成“反右”。(www.chuimin.cn)
8月1日,周小舟收到毛泽东的一封信和一本书——内有南朝梁人丘迟所著《与陈伯之书》。毛泽东在信中说:
“‘迷途知反,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几句见丘迟与陈伯之书。此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朱鲔喋血于友于,张绣剚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嫌(疑),魏君待之若旧’,两个故事,可看注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第八册,第397页)
陈伯之,南朝梁人,曾为北魏平南将军。梁朝北伐,丘迟作《与陈伯之书》劝陈伯之归梁。陈伯之后来降梁,官至通直散骑常侍。
丘迟在《与陈伯之书》中引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东汉初人朱鲔和光武帝刘秀的故事,一个是我们前文提到的张绣与曹操的故事,即“张绣剚刃于爱子……魏君(曹操)待之若旧。”
官渡之战时,张绣听从谋士贾诩的计策,归降曹操。曹操果然不计前仇,他亲自上前,拉着张绣的手,设宴欢迎张绣的到来。不久,儿子曹均又取张绣的女儿为妻,仇家成了亲家。张绣拜为扬武将军。官渡之役,张绣力战有功,迁升为破羌将军。又随从曹操在南皮攻破袁谭军。尽管当时天下人口锐减,张绣的封邑却有2000户,而曹操手下大臣绝大部分封邑未满1000户。史书上说张绣的封户“特多”。(《三国志·魏书》本传)曹操这样做,当然有他的道理,他对贾诩说:“使我信重于天下者,子也。”曹操从统一大局出发,不计旧仇私仇,大胆信任曾经反对自己的人,表现了一个开明的封建政治家的宽阔襟怀。
毛泽东的信以古喻今,传递出心底对周小舟的期望,真诚地盼他“迷途知返”,并表明自己对周小舟将“待之若旧”,一如既往。
周小舟8月2日曾给毛泽东回信,是令毛泽东失望的一封信。这时候,毛泽东已经确信庐山上有个“反党集团”。
8月3日,会议即分成三个大组,开始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逼着周小舟等人承认犯了反党、反毛泽东、反总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8月13日,周小舟再次给毛泽东写信:“从当前反彭反右斗争形势来看,势有必然,而解剖我自己,披肝沥胆,又感觉与实际情况确有出入。我想到假若戴上这两顶帽子,我对主席、中央、全党、湖南党员和人民,甚至对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必然说明我犯了反党、反中央、反主席、反总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两条错误。然而再说下去,势必泪潸潸下,不尽欲言。”接下去,周小舟开始写出交代。在交代中,他处处承担责任,保护同志,表现了履崎岖若坦途的情操和勇气。
然而,八届八中全会还是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周小舟之所以没有“知反(返)”,关键是他没有“迷途”。因此,他敢于无畏地向毛泽东进言,为的是让全党和党的领袖回到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上来。为了真理他付出了沉重代价:失去了党的领袖的信任,失去了名誉、地位,被迫断绝了同许多战友和同志的联系,也一度失去了天真无邪的儿女对父亲的真挚的爱。
其实,在庐山上,他只要放弃真理,顺应一下潮流,这一切他都不会失去的。他几次得到毛泽东的呼唤,他心中是清清楚楚的。可他没有这样做。
从此,正值英年的周小舟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应该说,毛泽东引用曹操与张绣的典故,希望周小舟“迷途知返”,其初衷是诚恳的良好的,他暗示自己的胸怀比“魏主”要宽阔。悲剧在于他错把正道当“迷途”,自己却一步步走向晚年错误的“迷途”。
庐山会议之后,接着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这是建国以后我们党内政治生活中一次较大的失误。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错误地打击了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支持了浮夸风、说假话的不良倾向。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延续了更长的时间。最后,导致了灾难性的十年动乱。
“魏君待之若旧”,这是一种胸怀。以毛泽东而论,对待持不同意见的人,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甚至对待自己的仇人和敌人,他的胸襟要比“魏君”宽广得多。这为几十年的革命生涯所证实。但是,在庐山他没有做到这点,对周小舟没有“待之若旧”。这不是他的胸怀狭窄了,而是步入了“左”的“迷途”,误把坚持真理的同志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限制了他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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