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用人之道及其成功原因

2023-11-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洪迈连举十例，证明曹操用人之效。曹操在激烈的军阀混战中，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这同他用人，坚持把关键性的人才用在关键性的岗位上，使之“皆称其职”有很大的关系。曹操明确提出用人的标准，即“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驳斥了“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的议论。曹操的人才标准表明他不凝滞于物的观点是辩证的。曹操指出，下僚俗吏中不乏高才异质，不齿于名教者却有“治国用兵之术”。

1958年10月31日，毛泽东到河南新乡地区视察，在安阳接见了新乡地县级负责干部。他在和安阳县委书记陈春雨握手时，面带微笑地说：

“啊，你是安阳的，安阳是曹操起家的地方啊。曹操这个人懂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他还注意疏浚河道，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唐汉　振肖主编：《毛泽东评点中国皇帝》，红旗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257页）

自古以来，谁都知道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曹操乃一世之雄，他在汉末群英中是注意网罗人才的一个。“剿灭”黄巾义军时，他在兖州刚立住脚跟，就各处招贤纳士，延揽人才。一时之间，荀彧荀攸叔侄、程昱、郭嘉、刘晔、满宠等才人学士，皆归于帐下，很快形成了“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人才集团。曹操注重收揽人才的举动，比之只知征战厮杀抢占地盘的豪族军阀，实在是眼光远大得多。

曹操不仅能礼贤下士，延揽天下英雄，更为可贵的是善于使用人才，能够做到人尽其才，各得其所。宋朝洪迈在《容斋随笔·卷十二》中，赞扬曹操用人成绩斐然，他说：“然知人善任，实后世之所难及。荀彧、荀攸、郭嘉皆腹心谋臣，共济大事，无待赞说。其余智效一官，权分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恐关中诸将为害，则属司隶校尉钟繇以西事，而马腾、韩遂遣子入侍。当天下乱离，诸军乏食，则以枣祗、任峻建立屯田，而军国饶裕，遂芟群雄。欲复盐官之利，则使卫觊镇抚关中，而诸将服。河东未定，以杜畿为太守，而卫固、范先束手禽戮。并州初平，以梁习为刺史，而边境肃清。扬州陷于孙权，独有九江一郡，付之刘馥，而恩化大行。冯翊困于鹿盗，付之郑浑，而民安寇灭。代郡三单于，恃力骄恣，裴潜单车之郡，而单于詟服。方得汉中，命杜袭督留事，而百姓自乐，出徙于洛邺者，至八万口。方得马超之兵，闻当发徙，惊骇欲变，命赵俨为护军，而相率还降，致于东方者，亦二万口。凡此十者，其为利岂不大哉！张辽走孙权于合肥，郭淮拒蜀军于阳平，徐晃却关羽于樊城，皆以少制众，分方面忧；操无敌于建安之时，非幸也。”

洪迈连举十例，证明曹操用人之效。因此，他的议论可谓理从事出，是正确的。曹操在激烈的军阀混战中，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这同他用人，坚持把关键性的人才用在关键性的岗位上，使之“皆称其职”有很大的关系。

曹操在建安元年（196年）迎汉献帝于许昌以后，“挟天子以令诸侯”，渐渐掌握了朝政大权。这时，他对人才的罗致，更注意“五湖四海”，不仅细心访求，而且多次郑重下令求贤，把大批选拔和使用人才变成了政府行为。据《三国志·魏书》和《曹操集》所载，从建安八年到建安二十二年（203—217年）他曾四下求贤令：

建安八年（203年），下《论吏士行能令》：“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管仲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论者之言，一似管窥虎欤！”

曹操明确提出用人的标准，即“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驳斥了“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的议论。多事之秋与升平之时的人才标准不可相提并论。要“立功兴国”，就要官有功之臣，赏战斗之士。曹操的人才标准表明他不凝滞于物的观点是辩证的。(www.chuimin.cn)

建安十五年（210年）春，下《求贤令》：“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忧，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犯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在这道求贤令里，曹操思想解放，观念更新。他认为当时是“天下未定”的“求贤急时”，用人不能循规蹈矩，要善于发现身处窘境、蒙受污名而有真才实学的像姜子牙、陈平那样的人才，而不拘泥于世所公认的孝廉之士。这表明乱世对人才的急需和曹操的唯才是举的主张。

建安十九年（214年），又有《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这道令着重讲了“有行之士”与“进取之士”的关系，曹操偏重“进取之士”，因为汉末社会上笃守礼义教条之徒，一般死气沉沉，绝少创造和进取之志。靠所谓有德行的人来澄清乱世治平天下是极其困难的。曹操提出取长避短，不求全量才是十分实际而高明的见解。这个人才思想适合汉末社会实际状况，又是很有创造性的。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又下《举贤勿拘品行令》：“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曹操的用人观确有不同凡响处。他敢说别人不敢讲的话，敢用别人不敢用的人才。“勿拘品行”是这道令的重点。曹操指出，下僚俗吏中不乏高才异质，不齿于名教者却有“治国用兵之术”。乱世需力挽狂澜的卓异之才。曹操一再重申不求全量才，不以小疵妨大才的用人主张，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更新和扩大了曹魏政治集团取士用人的渠道，奠定了统一北方的组织基础。他的人才思想，是针对汉末豪族政治的，打破了陈旧的僵死的门第高于一切的用人习俗。毛泽东说曹操用人“不搞宗派”，其时代含义正在这里，和我们今天说的“宗派”显然在具体内容上是不一样的。当然，曹操也不是一味强调提拔那些“出身不好”、“不仁不孝”的人，也不是赞扬污行，从他所用之人的主流方面来说，都是既有操守又有才能的人，目的都在于廓清乱世，“成吾大事业”。

毛泽东说曹操在安阳起家，这是指起兵，而真正的起家，在于得到人才。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毛泽东，深知曹操的家底正是靠强大的人才集团取得的。

曹操的用人之道及其成功原因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