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主次矛盾处理不当，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对此发表成果

2023-11-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5日，新四军先头部队到达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第四十师的拦击。新四军英勇自卫，多次击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经过7昼夜的浴血奋战，弹尽粮绝。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顽军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战斗中牺牲。这天，蒋介石在南京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销该军番号，并将军长叶挺交军法审判，通缉副军长项英。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41年1月4日黄昏，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率领下，奉国民党政府命令北移。由驻地安徽泾县云岭出发。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按照蒋介石对皖南新四军“立即将其解决”的密令，完成围歼部署。5日，新四军先头部队到达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第四十师的拦击。6日，顾祝同所属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湘指挥的7个师8万多人，向新四军分进合击，大举围攻。新四军英勇自卫，多次击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经过7昼夜的浴血奋战，弹尽粮绝。至14日，除约2000人突出重围和大部壮烈牺牲外，其余被俘。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顽军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战斗中牺牲。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941年1月17日，寒夜。

在陕北的中共中央部分政治局委员，陕甘宁地区中央局部分成员，还有八路军总部的一些首长，聚集在一起。气氛是凝重的，凝重中还带有几多悲愤。

这天，蒋介石在南京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销该军番号，并将军长叶挺交军法审判，通缉副军长项英。

任弼时愤愤地说：“蒋介石是个十足的流氓，无赖！”

朱德用他那浓烈的四川方言谴责：“老蒋破坏抗日，不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是民族的罪人！”

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高岗突然站起来大吼：“蒋介石消灭了我们的一个军部，杀了我们9000人，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血腥屠杀呀——这是马日事变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重演！国共合作已经完全破裂了，我们要反击国民党！”

毛泽东吸着烟，听着战友们的议论，平静而又十分坚定地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十五日我已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准备在政治上、军事上全面反攻。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反共是很坚决的哟。我们要准备一切力量粉碎其进攻。”

说到这里，毛泽东端起茶缸喝了一口水，轻轻地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继续说：“我们是必须制裁反动派，反击顽固派的，但我们要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任何党员都不许超过自卫原则。蒋介石既有抗战的一面，又有反共的一面；在反共方面也有两面性，即既有对中共实行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一面，又有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一面。我党的方针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对他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一面，采取联合政策；对他动摇和反共一面，采取斗争和孤立的政策。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三者缺一，就要吃亏。”

这是在对国民党进行了精辟分析之后提出的高明的斗争策略。

高岗用一种不解的眼光望着毛泽东。

毛泽东又掏出一支烟，但没有点燃。

“皖南新四军军部被歼——这是蒋介石杀我们的一刀，这一刀杀得很深。许多人看了这种情形，都非常气愤，就以为抗日没有希望了，国民党都是坏人，都应该反对。我们必须指出，气愤是完全正当的，哪有看到这种严重情形而不气愤的呢？但是抗日仍然是有希望的，国民党里面也不都是坏人。对于各部分的国民党人，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那些丧尽天良的坏蛋，对于那些敢于攻打进步军队、进步团体、进步人员的人，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是必定要还击的，是决不能让步的，因为这类坏蛋，已经丧尽天良，当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候，他们还闹摩擦、闹分裂。不管他们心里怎么想，他们实际上是在帮助日本人和汪精卫，或者有些人本来就是暗藏的汉奸。对于这些人，如果不加以处罚，我们就是犯错误，就是纵容汉奸卖国贼，就是不忠实于民族抗战，就是不忠于祖国，就是纵容坏蛋来破坏统一战线，就是违背了党的政策。”

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在毛泽东的身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毛泽东吸引了。

“但是这种给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以打击的政策，全是为了坚持抗日，全是为了保护抗日统一战线。因此，我们对于那些忠心抗日的人，对于一切非投降派、非反共顽固派的人们，对于这样的国民党员，是表示好意的，是团结他们的，是尊重他们的，是愿意和他们长期合作以便把国家弄好的。谁如果不这样做，他也就违背了党的政策。”

“为什么呢？”参谋李卓然听得入了神，忽然这样问道。

毛泽东一手撑腰，一手拿烟。他这样答道：“事理纷繁，重在主要矛盾。你读过《三国演义》没有？”

“读过。”

“三国时期，荆州失守，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操’。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所以当孙权数次讨荆州时，诸葛亮总一再推诿软磨，而不硬抗，直到最后才让出荆州的部分地方。刘备不了解这一点，派了根本不执行‘联吴为根本、争夺荆州要有理、有利、有节方针’的关羽去驻守荆州。关羽这个人虽然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擒庞德，威震华夏，但孤傲自大，刘备封‘关、张、赵、马、黄’为五虎大将时，关羽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龙久随吾兄，即吾弟也；位与吾相并，可也。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当孙权派诸葛瑾为儿子向关羽女儿求婚，以结秦晋之好，共伐曹操时，关羽却勃然大怒，说：‘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诸葛亮）之面，应斩汝首！再休多言’，诸葛瑾抱头鼠窜而去。孙权便攻占了荆州，孙刘联盟瓦解。刘备见关羽被杀，荆州丢失，遂起兵攻打东吴，众臣苦谏都不听，实在是因小失大。正如赵云所说：‘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诸葛亮也上表谏止说：‘臣亮切以吴贼逞奸诡之计，致荆州有覆亡之祸；陨将星于斗牛，折天柱于楚地；此情哀痛，诚不可忘，但念迁汉鼎者，罪由曹操；移刘祚者，过非孙权。窃谓魏贼若除，则吴自宾服。愿陛下纳秦宓金石之言，以养士卒之力，别作良图。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可是刘备看完后，把表掷于地上，说：‘朕意已决，无得再谏。’决意起大军东征，最终导致兵败身亡。刘备在战争指导上的教训主要有两点：一是他不应该派不执行与东吴结好政策的关羽去守荆州，二是不应该因局部利益而损坏与东吴的结盟关系，更不应该起倾国之兵去伐东吴。抓住主要矛盾，分清主次与轻重缓急，先曹后孙才是大局为重的上策。”（杨振之　田利军：《龙之脉——毛泽东与中国古代智慧》，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5月第2版，第209—210页）(www.chuimin.cn)

听着毛泽东口若悬河般的宏论，李卓然、高岗……无不顿开茅塞，面露欣喜之色。

毛泽东把快吸尽的烟头捻灭，轻轻地丢进烟灰缸，天气太冷，他习惯地搓搓手，又继续分析说：“中日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这两大矛盾中，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矛盾依然处在从属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民族矛盾继续尖锐的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叛变，也决不能造成1927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

高岗默默地低下了头。

他的细微动作被毛泽东发现了。

毛泽东笑了笑：“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是应该的，必要的，但千万不要忘记了践踏我们国土、屠杀我们人民的日本帝国主义，如果国共两党大规模内战，那可真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啰！”

毛泽东继续说道：“我们在全国主要是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要作好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充分准备。当然，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大家看这样好不好？对蒋介石的严重斗争，首先要统一全党对皖南事变的认识。”

毛泽东认为，如此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可能使蒋介石在半年至一年内，不敢向我进攻。

毛泽东在令人极易感情冲动的情况下，头脑是那样的冷静，这得益于刘备彝陵之败的教训是不言而喻的。

刘备和毛泽东面临的难题确有相似之处：

荆州被袭击，关羽被擒杀，刘备不能不愤怒已极；

皖南风云突变，新四军被歼九千余人，毛泽东不能不义愤填膺。

不同的是：

刘备怒而失去理性；

毛泽东怒而保持了清醒头脑。

失去理性的刘备分不清主次矛盾，看错了主要敌人，盲目地发动了讨吴战争；

头脑冷静的毛泽东始终没忘记当时的头号敌人，是对我妄图亡国灭种的日本侵略者，而对统一战线内部“杀得很重一刀”的国民党，其斗争策略是从“政治上、军事上全面反攻”变为“政治上全面反攻，军事上做好粉碎进攻的准备”，以民族大义为重，非常正确地处理了这场危机。历史证明，毛泽东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得水乳交融，天衣无缝。

面对“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周恩来语），全军官兵、全党上下都异常激愤。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不理智、不理性的举动，都是点燃灾难火药桶的火星。

刘备主次矛盾处理不当，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对此发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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