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飞的性格,是一种典型的有代表性的性格。对达赖一伙,毛泽东在确定平叛战略方针时,同样也突出对其首脑人物性格的把握。毛泽东把叛乱首要人物的性格分为两类:阴沉性格和猛张飞那样的性格。猛张飞在毛泽东的视野里,确实是透视敌将性格的坐标和参照系。......
2023-11-27
《三国演义》中多处讲到偷袭打埋伏
毛泽东深吸了一口烟:“《三国演义》中,多处讲到偷袭、打埋伏。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你们是不是先给敌人打圈子,牵着它的鼻子转,等它疲劳了,再设法消灭它的有生力量。”
李慎明:《纵马湘赣》,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193页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于第三次反“围剿”之后,便受到“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排挤,罪名主要是“狭隘的经验主义”“中农路线”、“右倾保守”等等。其中一个具体罪状,是他打仗中推行“三国主义路线”,这《瑞金的三国罪案》一文里已有叙述。但毛泽东并不因此“改悔”,他坚信自己借鉴《三国》中的战术于红军的游击战争是正确的,即使在受到打击的情况下,还是坚持这一立场。
1933年,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博古和李德等要听取王震(当时任红十七师政治部主任)关于湘赣苏区军事工作的汇报,讨论湘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方针。
事后,王震去见毛泽东。
毛泽东住处的门口是一株挺拔高大的槐树,遒劲的树枝在寒风中抖动。和原来在叶坪一样,毛泽东住的仍是里外套间,里间供休息用,外间摆几把竹椅,几个长条凳,作会客室。
毛泽东虽然更加消瘦了,但眼睛仍然是那样炯炯有神。“汇报的情况怎么样呢?”王震刚坐下,毛泽东便问。
“根本就不让我汇报完,这不,我的汇报提纲,您看看!”
毛泽东接过汇报提纲,手里燃着一支烟,翻看着。“很好呀!你的汇报提纲很好呀!”毛泽东说,“听了你的汇报后,参加会的领导同志作了哪些指示呢?”
“讲了不少,但中心意思是短促突击,以堡垒政策反对堡垒政策!”
毛泽东轻敛眉峰,沉思了一会儿问王震:“堡垒对堡垒?敌人有多少人?多少枪?你们有多少人?多少枪?堡垒对堡垒你们摆得满吗?你们的司令部又摆在哪个堡垒上呢?”
王震说:“是呀,敌人兵多枪多,我们和它兵将相对,怎么也对不过!”
“你看过《三国演义》没有?”
“没有看过,但我和那些大学生流亡武汉时期,听那些大学生讲过,三英战吕布、舌战群儒、出师表、六出岐山等,知道一点!”
毛泽东深吸了一口烟:
“《三国演义》中,多处讲到偷袭、打埋伏。在敌强我弱形势下,你们是不是先给敌人打圈子,牵着它的鼻子转,等它疲劳了,再设法消灭它的有生力量。消灭它的办法,可以不可以用偷袭、打埋伏,截击敌人的行军纵队,找它的腰部或尾部打?总之,还是要用那个‘十六字诀’。千万不能硬攻。尤其是北方军队善守,他们做工事,你们便不要打了。只有这样,你们才能保住一整块地盘,为红十七师返回湘赣苏区准备个立脚之地。不过,有人批我说,打埋伏是三国主义路线。我说,《三国演义》在青少年时期看过,多年来没有再看了,但印象还很深就是了。我的这番话,你回去,可如实转达给任弼时同志。其他无关同志,就不要讲喽!”
王震点了点头,又问道:“那李德、博古同志讲的堡垒对堡垒怎么办?”(www.chuimin.cn)
毛泽东当即回答:“当然也要转达,我的是我个人意见,他们的是代表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意见。”接着,毛泽东又问到湘赣苏区的其他情况。
王震从中央苏区带回了毛泽东的“三国战术”,使湘赣苏区的红军在处境相当困难时,取得了全歼敌军一个旅的重大胜利。
诚如毛泽东所言,以描写众多政治集团间的军事斗争为主线的《三国演义》,战事连绵,兵争不断,但战法用的最多、最频繁的正是偷袭和伏击。细算起来,全书一百二十回,写伏击作战竟达八十余次,写偷袭作战的战例也为数不少。这些伏击和偷袭作战,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形象地反映了古代战争中两军斗智斗勇的生动场面,使读者可以从中领悟出因敌制变、灵活用兵的奥秘。
《三国演义》中的埋伏和偷袭战例,不少写得十分精彩:
诸葛亮初出茅庐第一次用兵,是抵抗十万曹兵进犯新野,此次他用的就是伏击战法,且看小说第三十九回他的兵力部署:
忽报曹操差夏侯惇引兵十万,杀奔新野来了。……孔明令曰:“博望之左有山,名曰豫山;右有林,名曰安林:可以埋伏军马。云长可引一千军往豫山埋伏,等彼军至,放过休敌;其辎重粮草,必在后面,但看南面火起,可纵兵出击,就焚其粮草。翼德可引一千军去安林背后山谷中埋伏,只看南面火起,便可出,向博望城旧屯粮草处纵火烧之。关平、刘封可引五百军,预备引火之物,于博望坡后两边等候,至初更兵到,便可放火矣。”——又命于樊城取回赵云,令为前部,不要赢,只要输。
刘备此时的兵力只有三五千人,诸葛亮据以抵抗十万曹兵,采用的战法是典型的伏击战:在博望坡的高山密林中埋伏起来,配以火攻。战局发展正如孔明所料,夏侯惇大败亏输,“收拾残局,自回许昌”去了。
其实,这次打了败仗的曹兵,也是惯于运用伏击战的。小说第三十一回,曹操的重要谋臣程昱就曾献了一条“十面埋伏”的计策。书中说,官渡之战后,曹操整顿军马,渡过黄河,直追袁绍。袁绍也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又聚集河北四州之兵,在仓亭下寨,欲同曹军决一死战。曹操与诸将商议破绍之策,程昱献了一条“十面埋伏”之计。他劝曹操退军于河上,伏兵十队,引诱袁绍前来,“我军无退路,必将死战,可胜绍矣”。曹操照计行事,调遣十队兵马,分头埋伏,然后以许褚为先锋,前去诱敌。袁军杀出后,许褚回军便走,诱敌追到河边。这时,曹军各路伏兵迭次杀出,直杀得袁兵“军马死亡殆尽”,一败涂地。
《三国演义》也有把偷袭和伏击交织在一起来描写的。演义第二十二回中,张飞设计擒刘岱,就是一个二者结合的典型故事。刘备打败袁术,第二次占领徐州后,又策动袁绍起兵讨伐曹操。曹操闻讯大惊,一面亲领大军迎击袁绍,一面命刘岱、王忠二将打着“丞相”的旗号讨伐刘备。那刘岱、王忠怎敌得过武艺高强的刘、关、张,王忠刚上阵就被关羽活捉了。张飞一见关羽立了头功,也对刘备立下誓言,要“生擒刘岱”。书中写道:
却说刘岱知王忠被擒,坚守不出。张飞每日在寨前叫骂,岱听知是张飞,越不敢出。飞守了数日,见岱不出,心生一计:传令今夜二更去劫寨;日间却在帐中饮酒诈醉,寻军士罪过,打了一顿,缚在营中,曰:“待我今夜出兵时,将来祭旗。”却暗使左右纵之去。军士得脱,偷走出营,径往刘岱营中来报劫寨之事。刘岱见降卒身受重伤,遂听其说,虚扎空寨,伏兵在外。是夜张飞却分兵三路,中间使三十余人,劫寨放火;却教两路军抄出他寨后,看火起为号,夹击之。三更时分,张飞自引精兵,先断刘岱后路;中路三十余人,抢入寨中放火。刘岱伏兵恰待杀入,张飞两路兵齐出。岱军自乱,正不知飞兵多少,各自溃散。刘岱引一队残军,夺路而走,正撞见张飞,狭路相逢,急难回避,交马只一合,早被张飞生擒过去。余众皆降。
张飞传令“劫寨”是偷袭;刘岱“虚扎空寨,伏兵在外”是伏击;张飞“兵分三路”,一路劫寨放火,两路包围夹击,是反伏击。各种战法交织在一起,煞是好看。
毛泽东赞赏《三国演义》中的偷袭和伏击战法,因为这些战法可借用来为革命游击战争服务。偷袭和伏击作战,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有效战法。它的特点是斗智而不是斗力。小说中偷袭和伏击战运用得那样普遍、广泛和经常,正反映出冷兵器时代军事家以智取胜的一个突出特点。
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采取偷袭和伏击战法就在于可以巧妙地利用有利的天候和地形条件,射出“暗箭”,给敌人以突然打击。劣势之军欲战胜优势之敌,不可不讲战术上的突然性。
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毛泽东等人率领的红军与国民党白军比较,是十分弱小的,战略上处于劣势。从实战当中,毛泽东摸索了整套开展革命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著名的“十六字方针”就产生于井冈山的军事斗争中。红军常用的“口袋战”,就是伏击战的通俗叫法。1934年10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印发了毛泽东撰写的《游击战争》小册子,其中第二章《游击战术》,就论述了“袭击驻止和行动的敌人”的办法。这本小册子是对红军游击战法的一个总结。
在此前后,毛泽东与王震大谈《三国演义》中偷袭和伏击战法,显然是为了佐证红军游击战术的正确性,是对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为首的军事领导集团推行“左”倾盲动军事路线的抵制与批判。李德等以弱小的红军去与强大的敌人打“堡垒对堡垒”的堂堂之阵,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是以卵击石的错误战法,他们的战法终于使红军几乎百分之百地丢掉了根据地,被迫实行战略大撤退——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左”倾教条主义者竟嘲笑毛泽东“打埋伏是三国主义路线”,这只不过是愚者对智者的嘲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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