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小说与史书不可等同视

2023-11-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毛泽东侧身坐在座椅上向我们环顾了一下说道：“不过，《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志》是史书，二者不可等同视之。若说生动形象，当然要推演义；若论真实性，就是说更接近历史真实，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不如陈寿的《三国志》喽！”毛泽东谈话的重点在史书《三国志》与小说《三国演义》“二者不可等同视之”。小说显然指《三国演义》，历史显然是指《三国志》，这表明此时在毛泽东的意识里，小说和史书的概念是分明的。

小说史书不可等同视之

毛主席侧身坐在座椅上向我们环顾了一下说道：“不过，《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志》是史书，二者不可等同视之。”

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02页

因为《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小说，内容里面有历史事实，也有虚构故事，这本来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正因为它是历史小说，有人用历史的眼光去衡量它，结果“不真实”的非议讥讽代不乏人，时有所闻。当然，更多的读者则把它视做“说部”即今天意义上的小说来看待，并不坐实演义中的那件事是实有的，只是满足阅读需求罢了。

毛泽东读《三国演义》，也遇到了虚与实的问题。有趣的是，少年毛泽东竟相信《三国演义》都是“真事”。那是他于1910年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发生的故事。据有关回忆录记载：毛泽东“性格刚直鲁莽而又任性。他因《三国演义》是否为真事而与历史老师发生争论，并告到校长和湘乡县令那儿”。

■周瑜

为《三国演义》是否是真事而打一场“口头官司”，似乎匪夷所思，其实这倒可以看出毛泽东读书的认真执著，尽管此时他的知识面还不足以分辨历史和文学之间的界限和差别，但随着知识的增长，这个困扰他的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不过，因《三国演义》主要取材于《三国志》，前者是否是真实的历史，二者的关系如何一类问题，还是常常不期而至地闯入人们的生活，晚年毛泽东也谈到了它。

据陶鲁笳（当时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回忆：

1958年11月20日上午，毛泽东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和陶本人到他在武汉东湖畔的住所开座谈会。原来他们都认为毛泽东要座谈的是预定在明天，即11月21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和相继召开六中全会的问题。

谁也没有料到，当毛泽东和蔼可亲地招呼他们在客厅坐定之后，一开头却说：“今天找你们来谈谈陈寿的《三国志》。”

毛泽东习惯地拿起一根烟，一折两截，把一截放在桌上，一截插进烟嘴，点燃后轻轻吸一口，然后问大家，“你们都看过这部书吗？”

柯庆施首先回答：“看过，还看过《三国演义》呢。”

毛泽东侧身坐在座椅上向我们环顾了一下说道：(www.chuimin.cn)

“不过，《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志》是史书，二者不可等同视之。若说生动形象，当然要推演义；若论真实性，就是说更接近历史真实，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不如陈寿的《三国志》喽！”

说到这里，毛泽东还举了个例子，特意说：

“比如，旧戏里诸葛亮是须生，而周瑜是小生，显然诸葛亮比周瑜年纪大。这可能是来源于演义。而在《三国志》上记载周瑜死时三十六岁，那时诸葛亮才三十岁，即比周瑜小六岁。”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虽是两部不同类别和不同文体的著作，但从内容上来说，这两部著作具有密切的联系。《三国演义》的题材主要来源于《三国志》以及裴松之为《三国志》作的注。《三国志》为西晋陈寿所作，记载了魏文帝黄初元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20—280年），魏、蜀、吴三国鼎立六十年的历史。陈寿是晋朝人，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可见三国灭亡之后十几年，《三国志》就已成书。

陈寿去世后大约一百三十年之后，南朝宋人裴松之广泛搜集史料，为陈寿的《三国志》作注，从而增补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裴注的文字多过《三国志》数倍，其中许多材料，演化成小说《三国演义》的生动情节。

当然，《三国演义》有不少艺术虚构，历史小说不同于历史著作，不仅基本结构框架不同，描写手段也不同，《三国演义》没有呆板地推演史籍，它作了许多增删和弃取。《三国演义》不仅演史，而且重要的是写人，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单凭史书上提供的材料是远远不够的。《三国演义》的数百名人物，在史书上许多可找到他们的传记，但人物的故事情节，不少不见于史书，还有少数人物是不见于史书的，属于虚构的人物。清代的史学家章学诚说《三国演义》是“七实三虚”，也就是说《三国演义》所写的人物事件有百分之七十是有史可据的，这就是所谓的“实”；有百分之三十是虚构或杜撰的，这就是所谓的“虚”。这只是一种估计，不可能是准确的量化。其实，《三国演义》也可能是“六实四虚”，或“五实五虚”。总而言之，它有实有虚罢了。它不是史学著作，完全把它当史实显然荒谬；它又不是完全虚构的文学著作，因为它里面确实有部分史实在。

毛泽东谈话的重点在史书《三国志》与小说《三国演义》“二者不可等同视之”。他召集人本想“谈谈《三国志》”，可有人提到读过《三国演义》，他顺着话题讲起了二者的区别，认为小说“生动形象”，史书“接近历史真实”。他还认为旧戏里诸葛亮年龄大来源于《三国演义》，而史书中的诸葛亮要比周瑜年轻六岁，只是个“小生”。

这些也许是常识，但你不能不因此而佩服毛泽东读《三国演义》的细心，他把小说、史书、旧戏是作了认真比较的，有些细节，是做了考证调查的，比如诸葛亮和周瑜的年龄。

毛泽东爱读《三国志》，也很爱读《三国演义》。他既重视二者的差异，也重视二者的联系。在晚年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在谈话讲道理时，他时而把两本书区分得很明确，时而又把这两部不同体裁不同类别的书当作一部书了，完全因为需要而定。

如他50年代在一次舞会上说：《三国志》里记载的华佗确有其人，而且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药学家，经常给穷苦人民治病，还给蜀国的大将关云长治疗过箭毒。这就把《三国志》的记载与《三国演义》的虚构混在一起来运用了。因为正史里没有华佗给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也没治过箭伤，这个故事是罗贯中虚构的。

再比如毛泽东在1957年7月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小说显然指《三国演义》，历史显然是指《三国志》，这表明此时在毛泽东的意识里，小说和史书的概念是分明的。

在认识上把小说和史书二者明确区分开，在使用时有时把《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结合起来，这也许就是毛泽东别具一格的《三国演义》的虚实观吧。

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小说与史书不可等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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