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蜀汉正统观念与罗贯中

罗贯中以蜀为正统

毛泽东对林克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没有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视汉室为正宗，也就没有达于真实与客观。”

孙琴安　李师贞：《毛泽东与名人》下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第1184页

1958年和1959年，毛泽东读《三国演义》，把关注点投向它的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和其对作品主题的影响。

1958年5月28日，毛泽东给自己的英文秘书林克送去一套范晔著的《后汉书》，希望林克也能研究点历史。后来，他又前前后后关照林克可以读读党锢传、曹操传、郭嘉传、荀彧传、荀攸传、程昱传、贾诩传、刘晔传、夏侯渊传、田畴传和董卓传。并对林克说：

“两汉史中高、文、景、昭列帝较有意思。东汉史两头均无太大意思，只有光武帝可以读。《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没有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视汉室为正宗，也就没有达于真实与客观。”

第二年的二三月间，由郭沫若和翦伯赞首先发起了为曹操翻案的评论热潮，毛泽东读了2月19日《光明日报》上翦伯赞评论曹操的文章后，又对林克说：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方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以蜀为正统。”（孙琴安　李师贞：《毛泽东与名人》下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第1185页）

毛泽东两次对《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写作社会背景的评论，贯彻了相一致的思想观点，指出了罗氏思想的局限性，以及这种局限性对作品社会意义的影响。寥寥数语的评论可谓言约旨丰，引发我们联想好多问题，比如什么是司马迁的传统？什么是朱熹的传统？罗氏怎样继承了朱夫子的传统？罗氏怎样以蜀为正统？为什么以汉室为正宗就没有达于真实与客观？等等。搞清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真正领会毛泽东品味《三国演义》的奥妙和意蕴，也有助于我们对《三国演义》一书作者立场和作品主题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对该书的阅读欣赏。

毛泽东论罗贯中这两段话，较早出现于林克的回忆文章《毛主席和我谈学习的片断回忆》，此文后来收入了《难忘的回忆——怀念毛泽东同志》一书。林克的回忆文章《忆毛泽东学英语》有相同的记载，该文编入《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后，研究毛泽东与传统文化关系的专家学者们多有引用，传播广泛。笔者手头十数种书籍引证此语，多出于此。

对这两段文字，笔者曾反复玩味，揣摩再三，总觉得其中“司马迁的传统”一句，或传写有误，或刊刻失校，而应该是“司马光的传统”。

其一，说“司马迁的传统”，于历史事实上讲不通。司马迁有史学著作《史记》，司马光有史学著作《资治通鉴》，朱熹有史学著作《通鉴纲目》。司马迁是西汉武帝时人，早于三国时代三百余年，他的《史记》一书不可倒转时空臧否三百年后的蜀汉或曹魏。在“拥刘”还是“拥曹”这个问题上，罗贯中无法向他继承什么。而产生于北宋时的《资治通鉴》和南宋时的《通鉴纲目》却恰好对这个问题表现出对立的立场观点，罗贯中没有继承司马光的以魏为正统，而是继承朱熹的尊刘为正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这在历史事实上讲得通，也是顺理成章的。

其二，说“司马迁的传统”，不符合《三国演义》作者的创作实践。今天我们看到的《三国演义》文本，一般的情况下都是首创于罗贯中，修改完善于毛宗岗。罗、毛二人都是他们所处时代具有较强民族意识和民主倾向的学者。尤其是毛宗岗，其尊刘贬曹、帝蜀寇魏的主观创作意图更为明显，他评点删改《三国志通俗演义》，于篇首写作了《读三国志法》，开宗明义就说：

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魏之不得为正统者，何也？论地则以中原为主，论理则以刘氏为主，论地不若论理。故以正统予魏者，司马光《通鉴》之误也。以正统予蜀者，紫阳《纲目》之所以为正也。《纲目》于献帝建安之末，大书“后汉昭烈皇帝章武元年”，而以吴、魏分注其下。盖以蜀为帝室之胄，在所当予；魏为篡国之贼，在所当夺。是以前则书“刘备起兵徐州讨曹操”，后则书“汉丞相诸葛亮出师伐魏”，而大义昭然揭于千古矣。

紫阳即朱熹。这里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以蜀汉为正统，以吴、魏为僭国，以晋为闰运，而这种皇权正统观念是师承朱熹，视其《通鉴纲目》“以正统予蜀”为“正”，相反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持批判态度，视其“以正统予魏”为“误”。在罗贯中和毛宗岗的思想视野里，并没有出现司马迁的影子。在毛宗岗的上述评点中，我们却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评论罗贯中思想观点的历史渊源，只要把两段话稍作比较，就不难发现它们的相通之处。不同的是，毛泽东是以《通鉴纲目》为误，而以《资治通鉴》为正的。顺便说一句，毛泽东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朱熹的《通鉴纲目》都是少年时代就熟烂于胸并保持终生兴趣的；对古人评点《三国演义》的情况也是熟悉的，1948年4月他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就注意到《三国演义》的毛宗岗批注“是好的”。写在《三国演义》之首的《读三国志法》他应该是关注过的。(www.chuimin.cn)

其三，说“司马迁的传统”，对毛泽东评论罗贯中的思想主旨解释不通。近些年，笔者所接触的十数种欣赏、解析、阐述毛泽东评论罗贯中的研究专论，其中绝大部分对“司马迁的传统”没有解释，只有一两位专家对此有自己的分析，试举一种：

这里所说的司马迁的传统，是指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写《史记》时，是以“嵇其成败兴亡之理”为原则，在对待重大历史问题上，他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在“成则为王，败则寇”的封建伦理下，他敢于为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作传，立为世家，置于《孔子世家》之后，汉代诸世家之前，以表示陈胜、吴广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体现了一位正直史学家的胆识。

如果一般地解释司马迁《史记》一书所体现的史学传统，这段话应该说是有道理的。但这段话的核心说的是司马迁“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那么，与此相对立的朱熹的史学传统就应该是“轻视”人民群众的作用。这显然与毛泽东谈话的思想主旨不合。毛泽东谈的是两位史学家皇权正统观念对罗贯中的影响，具体说就是罗贯中“以蜀为正统”到底是继承了哪位史学家的皇权正统观念。朱熹“以蜀为正统”，另一位史学家应该是“以魏为正统”的。可司马迁不具备这个条件。因此沿着“司马迁的传统”来解释毛泽东的谈话主旨，就偏离了毛泽东本来要表达的思想。其实，毛宗岗已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三国演义》的作者不是继承司马光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

这样讲，于历史事实，于《三国》作者的创作实践，于毛泽东的谈话主旨，都是讲得通的。改“迁”为“光”，是合理的，一通百通。

对三国中曹、刘两大政治集团持什么态度，这表明了《三国演义》的政治思想倾向。形成这种政治思想倾向，有其漫长的复杂的历史原因。这首先表现在历史著作中，从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到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从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到南宋朱熹的《通鉴纲目》，或“尊曹贬刘”，或“尊刘贬曹”，都有着深层的社会历史因素，无不是同当时的政治形势、统治阶级的历史地位以及撰史者本人的生活经历联系在一起。《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应该包括批注修改者毛宗岗）对从西晋到宋元以来的史学传统是有所选择的，这直接影响着《三国演义》的政治倾向。

西晋陈寿的《三国志》首开“尊曹抑刘”风气。不仅《志》中《魏书》的篇幅约是《蜀书》的三倍，曹操的篇幅是刘备的两倍；而且它只尊曹氏为“帝”，给予“纪”的规格，而对刘备父子只称“先主”“后主”，仅给以“传”的待遇。他把曹魏政权尊为皇权正统的倾向十分明显。陈寿这样做自有其时代原因。他在晋朝做著作郎，晋承魏统，不仅晋武帝司马炎是直接从魏元帝手中夺过皇权，而且其祖、父司马懿和司马昭都曾先后在曹魏政权下长期效力，唯有先承认了魏的合法性，晋的正统地位才能得以确定。

习凿齿撰《汉晋春秋》，在建安年号（汉献帝年号）后面便紧接章武年号（刘备年号），然后接建兴、延熙、景耀、炎兴年号（刘禅年号），再下接晋武帝泰始年号，这就为“以晋承汉”作了具体注解。习凿齿如此“尊刘抑曹”，当然为他所处的社会政治背景所决定。那时，北中国先后被所谓“五胡”占据着，东晋偏安江左，其地位正与三国时的刘蜀政权相类，因此习凿齿便适应了时代的要求，率先对“晋承魏统”提出异议，用推崇蜀汉为正统的办法，来间接肯定东晋的地位，以便在政治理论上压倒北方的异族统治者。

北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在撰写三国这一段历史时，仍袭用了陈寿“尊曹抑刘”的体例。因为那时北宋统一了中国，没有了各个政治集团的对立和割据，四海一家，九州一体，不存在与谁争正统的问题，因而它对历史上的正统问题也就不像偏安江左的东晋王朝那样微妙和敏感。北宋皇权是取自后周王朝，也是从别人那里夺过来的，其情形与当年曹魏政权颇有相近之处，因而这就决定了它必然要尊曹魏以为正，必然贬刘蜀，对其所谓“中山靖王之后”不以为然，因为如果在理论上认可了这点，那它自己也就无立足之地。说到底，北宋时期的“尊曹抑刘”倾向还是出于自身的政治需要。

南宋与北宋虽然都是赵宋王朝，但是在对待曹操和刘备的态度上，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由北宋的“尊曹抑刘”，再度恢复习凿齿的“帝蜀寇魏”，这当然与当时政局大有干系，是为南宋的偏安政权争正统地位。这个思潮又集中体现在理学家朱熹的《通鉴纲目》中。那时占据北方的金朝女真贵族统治者承袭北宋，尊曹魏为正统，而将南宋朝廷斥为“构窜江表，僭称位号”的不合法政府，这激起南宋爱国士大夫对于曹操的不满。南宋偏安江左，其势与僻处益州的蜀国相似。这样，南宋君臣朝野放弃了北宋“帝魏寇蜀”的观念，唱起了东晋习凿齿以蜀为正统的老调。朱熹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作《纲目》，却改变了司马光以曹魏系年的体例，以刘备做皇帝的章武元年继汉，直斥曹操为“篡盗”。

罗贯中生活于元末明初。元代汉民族的人们借“尊刘抑曹”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民族情感。罗贯中作为下层知识分子，他通晓历史知识，又很关心现实，传说他亲自参加过反对蒙元统治的活动，并与农民义军领导人张士诚有过接触，这些经历使他能感受到社会下层在异族统治下的苦难，并和他们反对暴虐统治向往仁君贤相政治清明的理想呼吸与共。他撰写《三国演义》（当时书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时，朱熹的理学正风行一时，其《通鉴纲目》中以刘蜀为正统的思想，引起他的共鸣。所以，他在小说中没有继承陈寿、司马光“尊曹抑刘”的传统，却继承了习凿齿、朱熹“拥刘贬曹”的传统，就不足为怪了。

罗贯中继承朱熹《通鉴纲目》的史学传统创作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全书的思想主线是“以蜀为正统”，这在小说中有多处描写：

首先是罗贯中让刘备自己念念不忘“皇室苗裔”。小说第一回，刘备一出场刚与张飞见面，刘备就说：“我本汉室宗亲，姓刘名备。”自报家门，强调“皇室”出身。小说第二回，当督邮询问“刘县尉是何出身”的时候，刘备连忙回答：“备乃中山靖王之后。”还是说自己和皇帝的血缘关系。后来刘备引兵袭许都时，半路遇见曹兵，便打马而出，在门旗下对曹操大骂：“汝托名汉相，实为国贼！吾乃汉室宗亲，奉天子密诏，来讨反贼！”小说第三十七回，刘备在三顾茅庐的时候，也先后打着这个招牌。第一次叩柴门时，对童子说：“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见先生。”二访不遇，留书自称“汉朝苗裔”。见到孔明以后，在下拜时自称：“汉室末胄，涿郡愚夫。”

其次，刘备手下的人往往把“刘氏天下”这块金字招牌当作最强大的“政治武器”打击敌对势力。刘备的两个谋主——诸葛亮和庞统都这样做过。小说第五十二回，荆州牧刘表的大儿子刘琦死后，鲁肃借吊丧之名，来讨荆州。诸葛亮用这样一番话来应付：“子敬好不通理！直须待人开口！自我高皇帝斩蛇起义，开基立业，传至于今；不幸奸雄并起，各据一方；少不得天道好还，复归正统。我主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玄孙，今皇上之叔，岂不可分茅裂土？况刘景升乃我主之兄也，弟承兄业，有何不顺？汝主乃钱塘小吏之子，素无功德于朝廷；今倚势力，占据六郡八十一州，尚自贪心不足，而欲并吞汉土。刘氏天下，我主姓刘倒无分，汝主姓孙反要强争？”结果一席话，说得鲁子敬“缄口无言”。明明是东吴视为无理的事，打出“我祖高皇帝”（刘邦）的旗号，自认正宗，就变成了有理的事。刘备的血统在这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小说第六十回，张松路过荆州时，庞统对他说：“吾主汉朝皇叔，反不能占据州郡；其他皆汉之贼，却都恃强侵占地土；惟智者不平焉。”其“政治武器”还是我即皇权正统。《三国演义》一书，几乎无处不在地宣扬刘蜀为正统。

为什么《三国演义》视汉室为正宗就没有达于真实与客观？笔者以为，毛泽东在这里讲的是历史真实（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这里的“汉室”，是包括了刘汉和刘蜀两部分的，因为朱熹的《通鉴纲目》是以刘备的章武元年直接上承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的，又以晋武帝接承后主刘禅，这样就把曹魏从正统序列中排挤出去了。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状况的，反映了封建史家认识上的局限性。《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张扬刘备三百年前的汉皇血统，渲染其“汉室苗裔”的政治影响，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刘蜀“兴复汉室”的政治号召，其目的都在于强化“尊刘抑曹”的皇权正统观念。这样描写，在对历史总体把握上有悖于历史真实，因此其艺术真实也就大打折扣，达不到描写的真实性与客观性。毛泽东在做出这个评论时，送《后汉书》给林克，让他读曹操传等内容；在此前后，毛泽东谈话中多次提到不满意《三国演义》中对曹操的描写，说不要相信演义把曹操描写成坏人。这表明毛泽东是从历史的、艺术的双重角度看待真实和客观的。因为《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它的真实与客观应该是艺术的，也应该是历史的。这就像有违于生活真实的作品，也不能说艺术是真实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