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以《三国演义》为指导实战

2023-11-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说我凭着《三国演义》指挥打仗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毛泽东的弟弟、时任红军师长的毛泽覃也因读《三国演义》受到批判。这场斗争，毛泽东的一个罪名就是读《三国演义》。因为批判者了解毛泽东有喜读爱读《三国演义》的兴趣，毛泽覃的“三国热”也是受其兄长的熏陶和影响。

说我凭着《三国演义》指挥打仗

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

毛泽东：《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1960年12月25日），《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毛泽东爱读《三国演义》，这也曾给他惹来麻烦，这就是中央苏区时的“三国罪案”。

毛泽东的“《三国》罪案”是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制造的冤案。

当时，中央苏区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革命与战争》等刊物上连续发表文章，讥讽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做现代的战术；把古代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之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他们蛮横地断言：“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第156页）

显然，这是把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排除在“现代战术”“现代战略”之外，并认为是“不合时代的东西”。

“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民族传统文化一笔抹杀，把《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等古代典籍不分精华与糟粕，一概视为“不合时代”的敌人“专有”的东西，作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置同志于死地的政治帽子和棍子。

毛泽东只是读过《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只是在行军作战中不时地讲述过《三国演义》故事和引用过《孙子兵法》名言，何以就与党内一场严重斗争挂在一起了？

这还得从l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谈起。在这次会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他们不了解中国国情，教条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机械地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极力鼓吹“城市中心论”，断言“山沟沟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一大批革命者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是“游击主义”，是“保守主义”，并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总政委的职务，把凡是不同意他们“左”倾机会主义、坚决站在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边的同志，统统诬蔑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对党的路线怠工”的“两面派”，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1933年初，由王明把持的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待下去了，只好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的瑞金。由于毛泽东所代表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正确的，符合中国国情，符合革命斗争实际，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夺取了反“围剿”军事斗争的胜利，因而受到苏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军民的拥护，影响很深。这样，“左”倾路线贯彻并不那么容易。因此，临时中央一到瑞金，就开展了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实质上是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罗明，当时是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代理书记。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撤销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后，毛泽东因病住进了福建省汀州福音医院。在那里，他结识了罗明，建议罗明在闽西、闽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详细介绍了江西三次反“围剿”是怎样取胜的，讲述了游击战争的规律、战略等。不久，罗明出院后，向中共福建省委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并效仿其做法“开展武装斗争”。当时，罗明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批“罗明路线”的实质，是王明指定的中共中央局总负责博古碍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威信，不便直接批判“毛泽东路线”，抓了罗明当替罪羊。诚如博古找罗明谈话时所说，不光是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有比你更高级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不言而喻，这“更高级的领导干部”，是指毛泽东！(www.chuimin.cn)

事情不止于此。毛泽东的弟弟、时任红军师长的毛泽覃也因读《三国演义》受到批判。1933年5月，临时中央又开始反对“江西的罗明路线”，把福建省委的“罗明路线”，不合逻辑地扩大延伸到中央苏区来，而首当其冲地是反对“邓、毛、谢、古反党派别”。所谓“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和古柏同志，当时都是红军和地方的重要干部，都坚定地站在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反对和抵制王明、博古等“左”倾路线。这年5月，临时中央策划召开了“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大规模地围攻他们，指责“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勒令他们“立即解散”所谓“根据罗明路线而组织的宗派和小组织，否则立即开除出党”，并且提出“要将这一斗争开展到全体党员中去”。

反对邓、毛、谢、古是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升级，是目标具体化的表现。l973年，于“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的邓小平同志复出时，毛泽东旧事重提，1月4日他在一份有关文件上批示：“他（指邓小平——引者注）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册）当时，说邓小平是“毛派的头子”，可见斗争矛头所指。

这场斗争，毛泽东的一个罪名就是读《三国演义》。《斗争》和《红色中华》上连续发表批判文章，其中有一篇是《毛泽覃同志的三国志热》。该文指责毛泽覃实行“诸葛亮式的机会主义战略和战术”，亦即游击战术。说这是一种“怕有伤亡打滑头仗”“怕有疲劳反对追击”的战术。点的是毛泽覃的名，实际上批的是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因为批判者了解毛泽东有喜读爱读《三国演义》的兴趣，毛泽覃的“三国热”也是受其兄长的熏陶和影响。他们批毛泽东无条件地“把古代的《三国演义》当作现代的战术”，批判毛泽覃“诸葛亮式的机会主义战略和战术”，其用意都在于否定毛泽东的整套行之有效的革命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贯彻王明“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批判毛泽东的“三国热”，还有一个用意，就是否定毛泽东指导革命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为他们“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的谬论寻找证据。对此，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有痛快淋漓的反驳。据王行娟《贺子珍的路》说，“贺子珍听说有人诋毁毛泽东，说他指导革命不是用马列主义，而是用中国的旧小说《水浒》《三国演义》。贺子珍毫不客气地反驳说：‘这种说法不对！我们的党领导土地革命，是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的。那时候，马列的书翻译过来的不多，尤其是我们在偏远的山区，能够看到的就更少了。记得当时在井冈山上，只有少数几本马列的书：《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毛泽东用油印机印出来，发到各个连队学习。他还尽最大的努力普及马列主义知识，他同军队中的政工干部，经常轮流到各个连队讲课。当然，毛泽东是熟悉中国的历史的，常常引用历史上的一些典故，作为今天工作的借鉴。古代的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等著作中的人物及事件，也常常被他引用来借古喻今。这些发生在古代中国土地上的事例，能够为革命的中国所用，这不是很正常、很好的事情吗？有什么不对呢？’”（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8年8月第2版，第114—115页）贺子珍这番话可说是义正辞严，说尽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无知、虚妄和荒谬。非得把马克思主义与《三国演义》对立起来，引用《三国演义》纵然对中国革命有好处也不行，这是哪家子的逻辑？

后来的历史进一步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也证明了《三国演义》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但“《三国》罪案”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以致若干年后，他多次提到这件事情：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聚餐，当谈到“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时说：“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销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

1961年3月，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正确的策略只能在实践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时说：“如果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我就没有看过。在遵义会议上，凯丰说：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我就问他一句：你说《孙子兵法》一共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他答不出来。我说，你也没看过，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凯丰他自己也没看过《孙子兵法》，却说我用的是《孙子兵法》。那是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胡哲峰、孙彦：《毛泽东谈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第67—68页）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讲话中曾经说过：“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第156页）

从1933年批“罗明路线”，批邓、毛、谢、古，到1965年毛泽东谈打仗时“忘了”《三国演义》，前后三十余年，“《三国》罪案”几乎伴随了毛泽东的后半生，这可说是毛泽东读书生活中的奇观。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把读《三国演义》作为打击毛泽东的“炮弹”，而毛泽东则把“左”倾教条主义制造的荒唐的“三国罪案”当成历史教训来总结，也就是他常说的“反面教材”来看待，这大概是《三国演义》阅读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吧！

毛泽东以《三国演义》为指导实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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