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三国演义》：智慧传承与战争指导

毛泽东与“三国智慧”

（自序）

试问：《三国演义》问世600年，有哪位读者，有哪位学人，有哪位小说史家，有哪位政治领袖，像毛泽东那样对这本小说终生喜读，历久弥坚；热情推荐，大力普及；多有评论，妙语连珠；灵活运用，无所不在！遍寻其间，可谓世所罕见，无出其右者。

解读《三国演义》，运用“三国智慧”，弘扬“三国文化”，是世纪伟人留给我们的一笔精神和文化遗产。

（一）

毛泽东辞世之时80余岁，而他读《三国演义》的历史超过70年。在乡村私塾读，在城镇学堂读，在井冈山上读，在中央苏区读，在长征路上读，在延安窑洞读，在转战途中读，在西柏坡民房读，在北平双清别墅读，在中南海书房读，在视察的火车上读，身体好时自己读，患目疾时请人读。他读《三国演义》的脚印，踩到了生命的终结：直到1976年1月，他还以赞赏的口吻谈到曹操的自学成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l版，第13册，第489页）

读《三国演义》持续的时间长，评《三国演义》涉及的范围广。毛泽东对《三国演义》一百二十回，解读评点时几乎回回点到；从黄巾起义到三国归晋，重大事件全在他的评说视野之内；三国人物，仔细评论者达三十人。曹魏集团的曹操、郭嘉、夏侯渊、许褚、刘晔、蒋干、华佗；刘蜀集团的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黄忠、廖化、刘禅；孙吴集团的孙权、周瑜、吕蒙、陆逊、黄盖、鲁肃、张昭；司马氏集团的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东汉末年割据军阀及其幕僚董卓、袁绍、刘表、张松……几乎囊括了三国各派政治势力的主要人物。对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的评论，多达十几次，甚至几十次。

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熟烂于心，用起来几乎到了张口即出信手拈来的程度，著书立说，报告演讲，漫谈闲聊，都少不了提到三国故事与人物。笔者收集到的有关毛泽东与《三国演义》的资料，即多达260多条。毛泽东懂得，在《三国演义》里面有波澜壮阔的战争，有斗智斗勇的激战，有此长彼消的竞争，有哲人叩问天地，有武人杀伐决断，有政治家纵横捭阖，有诗人壮怀激烈，有伟人彪炳史册，有小人遗臭万年，小说里面渗透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积淀着许多世纪不同时代人民的生活理想与审美情趣，凝聚着数百年圣哲贤才的聪明智慧。阅读《三国演义》打开了毛泽东的智慧之门；运用《三国演义》，使毛泽东的著述文采斐然，讲演余香满口，举措进退有据，人格增添魅力，他使政治领袖、军事统帅的人生道路流光溢彩。

《三国演义》是“三国智慧”的载体，是“三国文化”的母体之一。在毛泽东的人生道路和革命生涯中，因读《三国演义》而在精神、学识、才智方面更加富有；《三国演义》的传播史、接受史，因毛泽东的解读和运用而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增添了亮丽色彩和生命活力。

（二）

作为一部综合反映三国时代政治、军事斗争生活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所蕴含的社会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它既包含着政治、军事斗争的谋略、经验和智慧，也包含着识人用人、实现人的价值等多方面的人生体验。因此，不同时代、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读者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深度、不同侧面去阅读、欣赏《三国演义》，从中汲取吸纳有用的知识。

毛泽东是从哪些方面解读和运用《三国演义》的呢？先来看看他的阅读体验。他说：“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苏扬：《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4月第l版，第230页）他还说：“文学方面的书包括很广，知识很丰富，里头反映社会情况，里头有历史，有风俗习惯，还有各种人物。你要多看嘛！多看，会使你聪明，对社会的了解更多一些，也会对事物增强分析能力。”（《光明日报》1977年9月6日）应该说，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的接受，是从多个侧面、多个角度进入的，呈全方位的态势。作为军事统帅、政党领袖和国家元首，其主要视角和基本坐标还是经国治军，还是军国大事。从1927年他率领秋收起义队伍走上井冈山，一直到1976年他逝世中南海，这个主流倾向一直没有离开他。

当然，毛泽东从《三国演义》中借鉴经国治军的经验和智慧也是多侧面的。让我们具体分析一下毛泽东从《三国演义》中“看”到了什么？

看哲学。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哲学大师，他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把“锄头”来铲除《三国演义》中封建思想的杂草，而且宣言要从这部古典小说中汲取“中国古老哲学方法论”的营养。从延安时期开始，他更是有意识地从哲学的角度来解读《三国演义》。在《三国演义》“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头两句话中，他看到了“符合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用以阐述统一战线、党内斗争、战争与和平的转化等政治问题；在周瑜和诸葛亮引用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的俗谚中，他读出了“自然辩证法”，用以解释生与死、祸与福、忧患与安乐、必然与偶然的对立统一；在三国时代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彝陵之战这“三大战役”中，毛泽东读出了军事辩证法，正确地揭示了优势与劣势、强大与弱小、骄兵与哀兵、进攻与防御、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客观条件与主观指导、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在“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的三国谚语中，毛泽东看出了真知来源于实践，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哲学思想。毛泽东从《三国演义》中发掘这些哲学思想资料，不在于佐证自己所掌握的哲学观点，而在于运用生动活泼的文学与典故，来阐述革命道理，指导工作实践。

——请参看本书第二单元各篇以及《有中国古老哲学的方法论》《刘备没有处理好主次矛盾的关系》《没有先知先觉的诸葛亮》等节。

看战争。《三国演义》是一部活的兵法，是一部形象的战争史，充分地反映了从三国时代到《三国演义》成书时代的古代战争经验。毛泽东宣称它是自己读过的“第一本军事教科书”。中央苏区时期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也批判毛泽东“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给他安上“三国主义路线”的罪名，这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三国演义》与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密切关系。事实也是如此，毛泽东指挥战斗、指导战争长达二十四年，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三年抗美援朝战争，“三国智慧”时常萦绕于毛泽东的大脑屏幕上，可说无役不与。毛泽东对三国著名军事家的治军艺术和指挥艺术均有所借鉴，对其驭将统军、设计用谋、行兵布阵、国防战备的经验都有所领会，对三国“三大战役”的战略指导更有深入详尽的研究。在他的军事名著《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有对三国战争经验的科学总结。他与麾下将帅谈兵论战时，《三国演义》战例更是常被引用的内容。

——请参看本书的第四单元各篇以及《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董卓毁灭了洛阳》《感情用事负气用兵》《运筹帷幄比较出色》《关云长杀了河北名将》《取上将头如探囊取物》《善用兵能攻心》《有几手比曹操高明》等篇等节。

看政治。《三国演义》一书充满着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司马懿都是推动了国家统一、推动了历史进步的杰出的封建政治家。曹操剪除封建割据势力，力图实现天下一统的政治胸怀、政治气度和政治眼光；刘备的尽占人和，推恩部下，体恤民众，团结干部，以兴复汉室相号召的民本思想和政治策略；诸葛亮的重视统一战线，巩固联盟力量，维护民族团结，严明政纪军纪；孙权的巩固江东根据地，善于使用年轻人才，从谏如流，信赏必罚……对这些经邦济世、治国安民的宏韬伟略，毛泽东都有所领悟，有所借鉴，有所继承。

——请参看本书第三单元各篇以及《打下统一的基础》《为西晋统一铺平道路》《刘备这个人会用人》《撤退舍不得丢下老百姓》《以诸葛孔明的办法办事》《不要把我当曹操》《国共两党没有不合作之理》《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关云长不懂统一战线》《单独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不要再把老百姓看成“阿斗”》《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孙权是个很能干的人》等篇等节。

看组织。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青年毛泽东即说：“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3月第2版，第186页）毛泽东谈组织路线，论人才使用，批判论资排辈旧观念，提倡老粗读书自学成才，赞赏杰出人才的作为，号召“外来干部”与“地方干部”搞好团结，常举《三国演义》中的例子以为佐证。曹操懂用人之道，刘备能团结人，孙权敢用年轻干部挂帅，袁绍不会用将，诸葛亮用错了关羽和马谡，三国都有知识分子……这些正反经验都被他卓有成效地运用到实践中去了。(www.chuimin.cn)

——请参看本书《曹操懂用人之道》《刘备这个人会用人》《“青年团员”周瑜挂帅》《群英会上的英雄大多年轻》《还是老头子挂帅》《“中级军官”成长起来的统帅》《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华佗读的是几年制？》《三国都有知识分子》《主和·主战·读书》等篇等节。

看外交。三国时期外交活跃频繁，外交斗争与政治、军事斗争交织在一起，小说中描写外交的故事精彩绝伦。成功者如孔明舌战群儒，失败者如蒋干过江盗书。毛泽东一生外事活动众多，其中最著名者为重庆谈判。指导外交斗争，亲历外事风云，得益于《三国演义》者为数不少。赴重庆谈判之时，就带着《三国演义》这部书。毛泽东说从《三国演义》中“看外交”，可谓经验之谈。

——请参看本书《叶参座舌战群儒》《我是诸葛亮到东吴》《到东吴办了一件大事》《会像蒋干一样抱怨》《看战争、看外交、看组织》等篇等节。

看经济。《三国演义》写政治，写军事，写外交，却不怎么写经济生活；偶尔涉及点经济内容，也主要是军事上的后勤保障之类，可谓军事经济。这很可能与小说是演义历史有关，《三国志》就基本不谈经济。但是，“隔行不隔理”，这不妨碍毛泽东运用“三国智慧”来指导经济工作和经济建设。在经济体制的确定、经济模式的采用、经济人才的选拔以及经济工作的领导作风诸方面，都有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的借助。

——请看本书《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高不高兴搞大社》《给我参谋参谋》《三顾茅庐看出铁》《在汉中搞过屯垦》《陈云理财可称之为能》《诸葛亮修庙我们修坝》《要学张飞粗中有细》等节。

看人生。《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是战争小说，也是关注人的价值的人生小说。重视写人，写事件突出写人，是它的成功之处。对于怎样做人做事，怎样实现人生价值，小说有大量描写。毛泽东臧否三国人物达30人，无论肯定的人物，还是否定的人物，都给人生以启迪。曹操的政治风度，刘备的仁德爱民，诸葛亮的鞠躬尽瘁，赵云的浑身是胆，周瑜的年少有为，关羽的忠贞不贰，张飞的果决勇猛，吕蒙的自学成才，黄盖的自觉献身，郭嘉的足智多谋，以及董卓的凶暴残忍，袁绍的优柔寡断，刘表的虚有其表，张松的卖主求荣，蒋干的愚昧痴呆，关羽的骄傲轻慢，张飞的苛暴寡恩，马谡的死搬教条，刘备的感情用事，曹操的专权霸道，廖化的才不胜任，司马昭的险恶用心等等，涉及到人品人格人才人气的各个方面，都可“以人为镜”。毛泽东赞扬叶剑英有诸葛舌战群儒之智，彭德怀有临危受命之勇，陈赓有提兵退敌之胆，陈云有将军向宠之能，杨成武有虎将赵子龙之风，周世钊有吕蒙之学，警卫战士有赛过许褚之诚，以及痛斥蒋介石怀司马昭之险恶用心，揭露汪精卫步张永年之卑劣行径……皆是着眼于人生大节。

——请看本书《我也要鞠躬尽瘁》《彭老总临危受命》《黄盖的革命自觉性》《不做把许褚比作樊哙的蠢事》《非子龙不可行也》《做个当阳桥上的猛张飞》《也算是司马昭之心》《也想做一出张松献地图》等篇等节。

毛泽东从《三国演义》中读出看出的远不止这些方面，但是，这些内容足以说明他是怎样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使人们看到了他所提倡的古为今用的实际成果；看到了他的好学深思，博大精深；看到了他的哲理思辨、政治智慧、军事韬略、组织才干、外交风范、人生顿悟；看到了他的大智慧、大手笔、大作为。

（三）

毛泽东解读和运用《三国演义》，有其独具的个性和鲜明的特征。

倾心热爱优秀传统文化。《三国演义》无疑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奇葩。毛泽东基于对五千年祖国文明的热爱而对《三国演义》等著名古典小说无比钟情。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对部分将领开玩笑地说：“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水浒》《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个中国人。”（《毛泽东提倡读中国三部小说》，《山西日报》1984年1月9日）毛泽东虽然说的是玩笑话，态度却是认真的。在不经意中，他把读不读《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名著，提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有没有基本修养、有没有基本素质的高度来看待。这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身上谁没有一点“三国气”？也正是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关于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总结我们的历史遗产的著名论断。他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质。……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33—534页）毛泽东解读和运用《三国演义》，是他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批判总结历史遗产的具体实践中的一个光辉范例。毛泽东重视文化工作和文化建设，在文治武功方面都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绩。他鄙视秦皇汉武的“略输文采”，不屑唐宗宋祖的“稍逊风骚”，努力在实践中使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再生和新生，这正是他爱国情愫的映现。挖掘民族精神宝库，使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代代相传，延续发展。正是出于这种自觉，他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顺境和逆境、得意和失意、卑贱和高贵、胜利和失利，都矢志不渝地勤奋阅读和全力应用《三国演义》，表现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挚爱。

现代意识贯注于古代典籍。毛泽东解读和运用《三国演义》的基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至迟在1926年他就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分析研究《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131页）毛泽东正是用这个全新的思想方法之光照亮了解读和运用《三国演义》的道路。他认为《三国演义》评论中的“为曹操翻案”，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小说人物形象曹操，“符合历史唯物论观点”；他用刘备得到诸葛亮说是“如鱼得水”的典故来阐述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充分论述了群众是力量的源泉的历史观；他对三国事件和三国人物做出历史的、阶级的、辩证的考察与分析，不囿旧说，迭出新见，卓尔不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毛泽东较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分析《三国演义》，产生了一批批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提高了《三国演义》的阅读和研究层次。毛泽东不仅善于用新潮的观念，而且善于用新出的概念来叙述和解释古典小说内容，比如说周瑜是“共青团员”挂帅，诸葛亮“没有当过支部书记”，黄盖有“革命自觉性”，这些活跃于现实生活中的崭新概念与词汇，与古典小说的人物故事嫁接到一起，拉近了历史和现实的距离，消除了隔膜感，产生了贴近性，以为周瑜、孔明、黄盖等小说人物就生活在人们中间，使古典小说很好地为现实服务。

着眼于实际需要。毛泽东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讲述《三国演义》如数家珍，但他绝不做书奴，绝不当书痴，不以学识丰富自娱，善于把书读活，更善于把书用活。他每一次征引运用《三国演义》都产生了实际效果，使古老的传统文化与新的实践碰撞产生火花，放射出绚丽的光彩。不能说毛泽东有关这本小说的每次谈话都是认真的研究式的，也不能说毛泽东的每次应用解决的问题都是重大的。但是，只要你深入到历史的具体环境中去，你会觉得，即便是漫侃闲聊，毛泽东所议的三国话题，仍然如春风暖雨滋润大地那样，使你心智大开。而他在重大历史关头、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常常从《三国演义》中受到启迪，明了对策，绕开暗礁，走上坦途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秋收起义时白沙镇初次用兵，他联想到诸葛亮出山后的第一仗；皖南事变后还要不要坚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他联想到刘备在荆州失守关羽被杀后分不清主次矛盾的教训；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面对气势汹汹的进犯之敌，他提醒全党全军不要像东吴那样在曹操大军临境时议论纷纷人心惶惶；新中国建立初期出了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他想到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以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即使在动乱的“文革”时期，针对让他出任国家主席实质是自己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不轨图谋，他用“孙权要把曹操放在火炉上烤”的典故，揭穿对手的司马昭之心……“三国智慧”与毛泽东政治领袖和军事统帅的人生历程，已经水乳交融地融合到一起。当我们面对毛泽东那260余条谈及、涉及、用及《三国演义》的资料时，我们已经不能把毛泽东的故事与三国的故事断然分开，后者已经成为前者的组成部分。“三国智慧”和“三国文化”已经化作了毛泽东的思想分子、言行要素和事功成分。

熟悉民众文化心理。出身于社会下层，善于在调查研究中了解群众思想、情绪、心理状况的毛泽东，懂得《三国演义》一类通俗古典小说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扎下了深厚的根基，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心理。作为革命力量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要善于找到与工农群众、工农干部的思想共鸣点和感情联系媒介。美国作家施拉姆教授说，毛泽东懂得群众支持的重要以及动员群众的方法，他“带有强烈通俗文学特点的领导风格，使他和农民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增加了他对大部分人民的吸引力。”（《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219页）施拉姆这句话，道出了毛泽东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一个奥秘。毛泽东所面对的听众绝大部分文化程度不高，但他们对中国的通俗历史小说却比较熟悉。因此，运用大家都熟悉的材料，把革命道理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地讲出来，能够产生最大的宣传效果和最理想的组织作用。毛泽东讲过：“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44页）活用《三国演义》，正是造成这种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使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有效途径。

（四）

在毛泽东与《三国演义》之间，以“读”字确定二者的关系和联系，也是依据毛泽东的语言习惯。比如晚年的毛泽东提倡各级领导干部读点历史，读点哲学，读点文学，读点鲁迅。这里的“读”字，已经不仅仅是指阅读和解读，而是包括掌握和运用的含义在内的。毛泽东说过：“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81页）就毛泽东读《三国演义》来说，他的主导方面是应用。

《三国演义》的应用研究，在我国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兴盛起来的。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的应用起点，却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的应用范围和领域是宽广阔大的，应用效果是举世公认的，应用经验是众多丰富的。怎样继承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怎样在现实生活中充分发挥《三国演义》等优秀古典文学作品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也就是怎样使传统的“三国文化”“三国智慧”直接与现代化事业挂钩结合，以产生新的实践成果，毛泽东给我们找到了金钥匙。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对《三国演义》的应用，已经扩展到现代商战、企业管理、市场营销、人才竞争、领导艺术、赛场竞技等等领域。这是时代使然。现在，我们正值世纪之交千年之替的历史重要时期，面临众多的发展机遇和各种各样的挑战，人们面对日益激烈波谲云诡的国际竞争和社会竞争，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令人感受到越来越紧迫的生存压力，更需要人们提高智商、智能和智慧。

立足于今天的竞争需求，以现代的眼光回头重新审视《三国演义》，沉吟慷慨激昂的英雄史诗，回味扑朔迷离的智谋绝唱，使人们进一步看清了这样一个事实：智慧成为了从个人到国家迎接新挑战的重要武器。总结荟萃了数百年中国人政治军事智慧的《三国演义》，毛泽东半个多世纪解读和运用《三国演义》的丰富经验，在任何时代都有借鉴意义，都是宝贵的历史遗产，很值得后代子孙光大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