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史：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

　　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只有中等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国家。农业在国民生产中占据优势。工业的产量比先进的欧美国家落后很多。按人口平均计算，俄国的煤钢产量和机器制造业的产值都不及美国或德国的1/10。俄国的人均工业产量同落后的西班牙不相上下。因此，苏联在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之后，面临着十分艰巨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任务。另外，列宁逝世后谁将是党的最高领袖，成为全党最关心也是最敏感的问题。受这两个问题的影响，苏联二三十年代的改造建设工作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复杂的历程。
　　列宁病重期间，党内民主问题成为全党共同议论的话题。1923年，党中央九月全会专门研究了党内状况。12月5日，政治局通过决议，提到“党的机关出现官僚化”的问题，要求发扬民主制。托洛茨基认为问题比决议写的要严重得多，他写信给党中央并在报刊发表文章，指责党中央执行了错误方针，把工作“重心放在机关上”，用党的机关“代替党考虑和决定问题。他要求执行新方针，主张党内制度民主化。托洛茨基还说，从历史上看，老近卫军大都发生蜕化，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这番议论遭到大多数干部的反对。1924年1月，俄共召开第十三次代表会议，谴责托派“背离列宁主义”，“具有十分明显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列宁逝世后，党政领导人纷纷写文章，缅怀列宁的功绩。托洛茨基发表《十月的教训》，直接点名批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武装起义中的严重错误，说他们“采取了实质上是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大为恼火。斯大林同他们联合一起，翻出旧帐，历数从布尔什维克党建立到十月革命时期托洛茨基同列宁之间的分歧，指责托洛茨基企图用自己的主义代替列宁主义。1925年1月，俄共（布）中央全会严厉谴责托洛茨基，并决定解除他的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样，列宁所担心的两位主要领导人间的冲突不仅未能防止，而且很快就以行政手段决出胜负，一方受到组织处分，被解除主要职务。
　　1925年4月，俄共（布）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会议。斯大林提出苏联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不过，他没有说明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更没有讲清实现的途径。但是，这一提法鼓舞了人民的建设信心，得到人民的拥护。代表会议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见，指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不是指最后胜利）是绝对可能的”。
　　1925年12月18—31日，俄共（布）在莫斯科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阐述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性，提出要把俄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①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新反对派”，反对斯大林的报告。在列宁格勒代表团和其他一些代表的支持下，季诺维也夫在大会上作了副报告。他泛泛地历数了党面临的困难：一是世界革命进程迟缓，二是在落后的、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三是列宁逝世后党内未建立起集体领导。他认为苏联在“走向一个特殊的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胜利不可能在苏联一国范围内，而是“要在国际舞台上得以解决”。加米涅夫提出对斯大林的信任问题，建议撤换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代表大会未就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展开充分讨论，而对“新反对派”反对斯大林的意图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大会肯定了党中央的路线，通过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会后，加米涅夫的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和季诺维也夫的列宁格勒省委书记的职务被撤消。
　　党的十四大之后，苏联开始大规模进行工业化建议。斯大林多次发表文章和演说，强调苏联的工业化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不同，并阐述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纲领。
　　斯大林认为，苏联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为了不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附庸，必须建立自己独立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即把苏联建设成一个不仅能生产一般消费品，而且能生产各种机器和设备的国家。但是，斯大林未提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仍然需要同世界经济发生众多联系的问题。
　　斯大林认为，俄国经济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因此，必须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他认为，苏联已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可以依靠政权力量加快经济发展。他把许多客观经济发展规律视为资本主义范畴的东西予以否定。主张用行政命令、指令性计划的办法快速发展经济。具体讲，一是用计划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一是用行政办法扩大内部的资金积累。
　　斯大林说，从轻工业开始的工业化道路是一条漫长的发展途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作法。苏联不应走这条旧路。苏联可以从发展重工业开始自己的工业化。因为苏联的重要企业都是国家所有的，政府可以通过指令性计划，调动大部分人力物力资源去发展重工业、国防工业。斯大林说，“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②只要发展了重工业就是实现了工业化。至于轻工业、农业等都是次要的、从属的、为发展重工业效力的部门；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协调关系可以不予顾及。
　　为了加快工业发展，斯大林认为必须采用行政手段保证高积累多投资。他说，苏联的建设资金不能靠掠夺殖民地和向外国借债来筹集，只能从内部，依靠自己力量积累。政府应把国有企业、矿山、铁路、银行以及贸易部门的利润尽量多地收缴上来，作为工业化资金。其次是征收农业税。第三是号召人民艰苦朴素，用发行公债等办法把消费资金转为建设资金。可是，用这些方法积累到的资金不足以应付大规模建设的需要。斯大林决定放弃原来的意见，不再要求缩小直至消灭工农产品价格上的剪刀差，转而主张提高工业品的出售价格，压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用多收少付的办法向农民再征收一笔额外税，以加快资金积累。至于提高经济效益这一扩大积累的根本手段，则被冷落忽视。
　　斯大林的工业化理论政策提出后，许多人发表不同看法。布哈林认为在当时条件下，经济建设“只能以乌龟速度爬行”。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恰亚诺夫主张大力发展农业。财政人民委员索柯里尼柯夫认为，苏联发展工业必须“同世界市场联系”。在最近年代里，应“走农产品输出的道路”，以换取外汇，进口机器设备，推动工业发展。托洛茨基提出另一种意见。他宣场“不断革命”论，要求在国内和国际活动中不断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1926年，托派分子和新反对派分子联合一起，组成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联盟。他们公开宣称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不能接受的“臭名远扬的理论”。他们指责中央对富农等资本主义势力斗争不力，要求成倍地增加私营工商业者的捐税，并向富裕农民“借用”1.5亿普特的粮食。他们要求加快工业化速度，说把工业的年增长率定为4—9%，是“彻头彻尾悲观主义的计划”。托季联盟宣称，资本主义势力的增长已经影响到党和国家，使“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化发展”，提出要“批判斯大林派制度”。1927年7月，托洛茨基进一步指责斯大林和党中央多数派走上“热月化”的蜕化背叛道路，说现今的领导集团无力组织人民抗击帝国主义的反苏战争，在必要时要更换领导人。8月，党中央开会，谴责托季联盟的活动。同时，决定在12月召开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9月，托季联盟提出反对派政纲，其中虽有某些合理的成份，但大部分是“左”倾的东西。反对派将政纲送交党中央，要求予以印发。遭拒绝后，反对派自己秘密印刷，并向党内外散发，要求全党进行辩论。10月，党中央公布了自己的提纲，并指令《真理报》出版辩论专页，刊登各种政见，其中包括托季联盟的政纲。经过全党辩论，最后投票赞成中央路线的有72.4万党员，而追随托季联盟的只有4千多人。反对派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他们在1927年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时候，组织几百名反对派分子上街游行，高喊“打倒机会主义”，“公布列宁遗嘱”等口号。联共（布）中央认为托季联盟的行为已超出党章许可的范围，于11月14日开会，决定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1927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一决定，并将其他骨干分子也开除出党。托季联盟在政治上被打倒，在组织上被清除，但其错误的理论思想并未得到认真分析批判。
　　在党内斗争激烈进行的同时，国家着手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1927年10月，党中央全会讨论了五年计划的问题，规定发展速度为年增4%。 12月，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制定五年计划的指示，将年增长率提高为9%。根据党代表大会的指示精神，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克尔日札诺夫斯基（1872—1959)集中一批专家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讨论研究，最后提出两个方案，最佳方案比初步方案的指标高出20%。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1888—1935)提出工业发展的指标。此时，正值推行非常措施，反对右倾之时，上述三个方案均被否定，甚至被视为“对高速度发展的可能性和优越性的轻视”。斯大林要求大大加快发展速度。古比雪夫迅速提出第四个方案，规定工业产量每年增加19—20%，这个增长速度超过了托洛茨基在1927年提出的15—18%的要求。
　 1929年4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和5月召开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批准了五年计划。在一五计划的鼓舞下，苏联人民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

①《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94页。
②《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12页。

　　 20年代中，新经济政策全面实施，经济发展，市场繁荣，但也出现了严重问题。一个是社会分化。农村中，富裕农户日益增多，到1927年大约有100万户，其中一半的富裕户是在实施新经济政策后出现的。如何看待这一现象，联共党领导人意见不一。托洛茨基等人把富裕农户基本都视为富农，认为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猖獗，已经威胁到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布哈林等人则认为中农仍是农村的中心人物，应扶植小农经济，鼓励劳动农民发财致富。多数人害怕分化，反对分化，认为应控制分化，缩小贫富差距。另一个问题是价格调整不好。实施新经济政策后，市场贸易开放。农民作为小商品生产者，希望国家少干预市场，价格能按价值法则和供需关系调整。但苏维埃担心市场发展会导致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增长。同时，它还要利用工农产品价格上的剪刀差来加速建设资金的积累。这就产生了矛盾。人们对如何调节这个矛盾，想法不一。政府受各方面影响，也拿不出始终如一的政策。时而向农民让步，放松对价格的控制；时而打击私人买卖活动，压低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左右摇摆造成城乡供销关系和工农关系多次出现紧张情况。1925年底，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确定工业化方针，认为计划经济的力量可逐步包揽城乡一切经济活动。1926年起，政府加强对价格的控制，用它来排挤私人工商业和限制市场贸易活动。与此同时，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价格比上一年降低6%，而粮食的收购价降低20—25%。这引起工农产品价格不协调，城乡关系紧张。托洛茨基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大力发展工业和无产阶级力量。他要求提高工业品价格，为工业化积累更多资金。斯大林、布哈林反对托洛茨基的意见，未经慎重考虑就于1927年2月决定降低工业品价格，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指导下，轻工业品本已不足，降低价格后更是供不应求，最后导致商品荒。农民有钱买不到所需商品，不满情绪依然存在。情况表明，国家对工农业产品几次提价降价都未能完全调整好同农民的关系。市场也愈来愈脱离国家控制，影响着工业化的迅速开展。人们开始把注意力从调整工农关系转向改造小农方面。
　　1927年底召开的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讨论了农村问题。通过的决议明确规定，党在农村的基本任务是“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并改造为大规模集体经济”，并指出这种过渡的基础是进一步开展对富农的进攻。另一方面又说，这个过渡应是“逐步的”，因为个体私有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是整个农业的基础”。这种互相矛盾的决议内容，反映当时对解决农民问题的办法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另一方面，也说明一些人认为，采取不同于新经济政策的激进办法是走出困境的途径。
　　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后，危机立即暴露出来。1928年初，国家收购上来的粮食只有513万吨，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89万吨。斯大林认为，粮食收不上来是富农反抗造成的。1月，党和政府决定采取同新经济政策精神相违背的非常措施，强迫富裕农民把多余的粮食按固定价格卖给国家，否则执行刑法第107条，没收他们的粮食和农业机器，并判处徒刑。
　　采取非常措施后，国家收购到的粮食数量迅速上升，仅1928年第一季度就征集到450万吨，这个数量除去原来少收购的189万吨，还超过了几个月前托季联盟提出向富农借用的粮食数字—1.5亿普特（约为245万吨）。1928年党中央四月全会指出，这些粮食大都是采用同新经济政策不相容的手段得到的，如“没收余粮（完全不按照司法手续来运用第107条）；禁止农村内部粮食买卖或一概封闭‘自由’粮食市场；为‘弄清’余粮而进行搜查；建立巡查队；在清付粮款和出售奇缺的商品给农民时强行摊派农民公债；付款由邮局转汇，其中一部分以公债券或其他证券支付；对中农施加行政压力；实行产品直接交换，如此等等”。这些作法严重侵犯了中农的利益。许多富农和富裕农民激烈反抗政府，全国发生150多起骚动事件。更多的人缩减耕地，破坏农具，屠杀牲畜，甚至弃地出逃，自我消灭经济。农村形势十分紧张。
　　布哈林不同意斯大林的观点。他认为产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政策上的失误。国家用在工业上的投资过多，而对农业投资过少。另一方面，粮食价格定得太低，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实行非常措施后，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布哈林于1928年5—6月，两次上书中央，申诉自己的观点，表示不同意中央的作法。9月，又在《真理报》上发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公开阐明自己的看法。布哈林主张减慢工业化速度，把更多的资金投到农业上去，以利工农业的均衡发展。
　　布哈林的意见得到政治局委员李可夫（1881—1938)和托姆斯基（1880—1936）的支持。1929年2月9日，他们三人在党中央会议上联合发表声明，批评现行政策。4月，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斯大林作《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报告，全面批判布哈林的观点，特别是批判他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指责他推行了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四月全会通过决议，谴责布哈林等人为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并决定撤销布哈林在《真理报》和共产国际的领导职务，撤销托姆斯基的工会领导职务。年底，布哈林被开除出政治局。1930年12月，李可夫也被开除出政治局，莫洛托夫（1890—1986)接替他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这时，苏联农村仍十分落后。1928年，全国只有2.7万辆拖拉机。春播作物的土地翻耕工作，99％靠畜力、人力完成，机耕地面积只占1%。大约一半的成年居民不识字。这一年的农业集体组织只有3.3万个，有40万农户参加，占全国2 400万农户的1.7%。这些集体经济组织多数是低级形式的共耕社，只进行劳动互助。
　　布哈林遭到批判后，斯大林决心用行政手段加快农业集体化过程。1929年6月到9月，全国有90多万农户新加入集体经济组织。这个数字几乎等于革命后12年中加入集体经济组织的总户数。但从全局看，集体化比例仍很低。加入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只占总农户的7.6%，其耕地只占耕地总面积的3.6%。这很难说清1 500万户中农是否对农庄的态度发生根本改变。
　　1929年11月初，斯大林发表《大转变的一年》一文，宣称农村发生了“根本转变”，“中农加入集体农庄了”，农民已经“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①农庄了。斯大林决定停止新经济政策，改变对中农和富农的政策。几天后，党中央召开全会，要求加快集体化速度，并派遣25 000名工人下乡，推进这一运动。到年底，又有240万农户加入农庄。
　　1930年1月5日，党中央根据斯大林的要求通过了《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要求在几年内实现全盘集体化。这同几个月前通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控制数字大不相同。五年计划规定，到1933年公有经济（包括国营和集体经济）的播种面积占播种总面积的17.5%，而新的决议要求北高加索和伏尔加河流域等主要产粮区在1931年春天完成集体化任务，非主要产粮区在1932年春天完成。决议还指出，占多数的共耕社形式已经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集体化的基本形式应当是实行土地使用权和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劳动组合，即集体农庄。
　　在全盘集体化的基础上，开始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斗争。苏联政府机关对划分富农的标准曾提出过各种标准，但从未提出明确而科学的统一规定。因此，很难说出富农的准确数字。多数苏联学者认为，1927年有富农89.6万户，占农户总数的3.9%。 1928年实行非常措施后，20多万户富农“自我消灭”，逃往城镇。到1929年秋，富农只剩下60—70万户，占农户总数的2.5—3%。全盘集体化运动开展后，富农极力阻挠农庄的建立，散布谣言中伤农庄，纵火焚毁农庄的财产，暗杀运动的积极分子。还有一些富农分子制造假农庄，春天吸收贫农入农庄，剥削他们的劳动，秋后又把他们开除出去。1930年2月1日，苏联政府通过决议，废除以前颁布的关于土地租佃和雇佣劳动的法律，并决定没收富农的财产，把它转交给集体农庄。对富农本身分为三类处置：对进行反苏活动的富农，采取逮捕镇压政策；对大富农，把他们迁徙到国家北部和东部的荒凉地区，从事伐木、采矿、开荒等劳动；对其他富农则迁出农庄地界，安置在本区的边缘地带，拨给他们一定土地耕种。官方宣布，从1930年初到1932年秋，一共有24万户富农被迁徙到西伯利亚地区。苏联学者认为，绝大部分富农户都扫地出门，被驱逐到国家边远地带。总共有100—110万农户被暴力剥夺和消灭，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被错划的中农户。
　　在党的号召下，农村集体化运动迅速开展起来。1930年1月，加入农庄的有300万农户。2月又增加700万户新成员。集体化比例从1929年12月的20%，猛增为1930年3月的58%。在这一惊人大发展的同时，全国各地都发生过火行为和严重错误。各基层苏维埃和集体化工作队员在上级严令催促和警告下，纷纷采用行政命令和威胁手段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有的地方宣布，“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有的地方则规定，凡拒绝加入农庄者，没收其土地，剥夺其选举权。致使一些地方被清算、被剥夺选举权者多达15—20%。有些地区越过劳动组合，直接组织农业公社，把住宅、小牲畜、家禽等都收为公有，以致许多农民在加入农庄前屠杀牲口。仅1930年2—3月间，全国就有1400万头大牲畜被杀。这些行为严重侵犯了中农利益。农村形势动荡不安，一些地方出现了反苏维埃的暴乱。
　　面对这一严重情况，斯大林于1930年3月2日发表了《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严厉批评“某些同志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暂时丧失了清醒的理智和冷静的眼光”。②3月14日，党中央又颁布了《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批评了集体农庄建设过程中违反农民自愿原则，强制跳到组织农业公社，用行政手段封闭教堂，取消市场和集市等错误作法。决议要求立即消灭这些歪曲行为。文章和决议发表后，全盘集体化运动中的一些极端作法得到了纠正。从1930年3月开始，集体农庄数目大量减少，大约有1 000万农户退出农庄。但从秋天起，集体化运动又重新开展起来。到1932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全国60％以上的农户走上集体化道路，建立了20多万个集体农庄。这一年，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达到总播种面积的80%。因此，联共中央在1933年1月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的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在集体化过程中，政府从多方面支持集体农庄的建设。它减免农庄的赋税，提供贷款和种子，加强农业的技术改造。另一方面，国家加强对农庄的控制。它把农业机器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1932年，共组建2 502个机器拖拉机站，拥有14.8万台拖拉机（按每台15马力计算）。机器拖拉机站为农庄提供机械服务。它通过服务，监督农庄执行国家的生产计划，同时要求农庄用农产品交付劳动报酬。1933年，宣布实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规定集体农庄的首要义务是每年向国家交售相当数量的农产品，其中粮食的交售额占到产量的32—43%。而国家付给的价格却低于生产成本。国家通过机器拖拉机站和义务交售制这两个渠道，每年都能有保障地得到它所要求的粮食和农产品。
　　集体农庄的管理和分配体制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摸索才确定下来的。开始时，很多农庄每天早上吹哨集合分配任务，实行每个庄员轮流干大田、菜地、饲养、巡夜等各种劳动。分配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的农庄按人口供给一切，有的按劳动力分配，也有的按干活多少分配。为了寻求适当的体制，政府两次召集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总结农庄的建设经验。 1935年2月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章程规定，农庄的土地为国家所有，农庄和农民只有使用权，不得买卖和出租。农庄组织生产队，负责某一地段的全年生产，或负责饲养一定数量牲畜等其他专业生产。庄员按劳动日的多少进行分配。此外，允许庄员拥有1/4到1/2公顷的宅旁园地，饲养猪牛等家畜家禽。示范章程的通过，促进了集体农庄的巩固。
　　全盘集体化运动使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富农阶级被消灭，个体农民变成集体农庄庄员，分散的小生产变成集中的大生产，农业成为直接听从党政机关指挥的部门。这一变化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提供了条件。它使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和工业原材料的供应得到一定保障。实现集体化后，国家从农民手中征到的粮食不断增多。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为1 82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增为2 750万吨。没有再出现粮食收购危机。另外，集体农业还为工业发展提供了相当数量的资金和劳动力。农业集体化是工业化运动的必然继续。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盘集体化运动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和错误。它违背了列宁提出的改造农民的自愿和逐步原则，使千百万农民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牧民在这场变动中遭受许多本可以避免的苦难与死亡。苏联学者估计，集体化时期遭到迫害的有500—1 000万人。仅哈萨克地区，在1930—1933年期间就有近200万人死亡。而1932—1933年乌克兰、北高加索地区的大饥荒使300—400万人饿死。集体化运动中，建立起一套严密的行政命令体制，把农民束缚在农庄里，使农民失去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甚至连迁徙自由也受到限制。政府忽视农民的物质利益，限制城乡间的商品货币关系，用超经济手段从农民身上拿走很多。所有这些使工农关系、城乡关系问题重重，农民生产积极性低下，农牧业生产长期停滞落后，严重阻碍了苏联经济的发展。

 ①《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01、206页。
 ②《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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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从1928年10月起，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32年底，政府宣布提前完成这一计划。1933—1937年又实行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从1938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由于德国法西斯的入侵而被迫中断。
　　五年计划首先是一个向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展开全面进攻的计划。在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曾指出，苏维埃国家有五种社会经济结构。第一种是宗法经济，即差不多完全不从事贸易往来的自然经济。第二种是小商品经济，这种经济结构当时包括了大多数居民。第三种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它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初期活跃起来。第四种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租让企业，它没有获得重大发展。第五种是社会主义经济。经过两个五年计划，资本主义经济被排挤出工业和商业领域，小商品经济得到改造。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已有93％的农户参加了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达到总播种面积的99%。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一切经济部门都确立起来了。
　　五年计划规定要高速度发展工业，为了保证这一要求的实现，政府实行高积累，把大量资金投入经济建设。一五计划规定国民经济的基本投资为646亿卢布，二五增为1 334亿卢布，其中相当一大部分用于重工业投资。在这期间，斯大林先后提出“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号召人们掌握先进技术，学会生产管理。在这一口号的推动下，1935年8月30日夜间，顿巴斯的年轻矿工斯达汉诺夫在一班工作时间内，用风镐采掘了102吨煤，超过定额的13倍。此后，在全国兴起学习斯达汉诺夫，掌握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运动。在各行各业中都涌现出一批斯达汉诺夫式的先进工作者。
　　一五期间，苏联利用资本主义世界遭受经济危机打击之机，从西方引进一批先进的机器设备和技术力量，还用高薪聘请外国专家和技工。三个主要钢铁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库兹涅茨克钢铁厂和札波罗日钢铁厂，以及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第聂伯水电站等大型项目都引进了美国、德国的设备和技术，并得到外国工程师的帮助。由于苏联本国技术力量不足，这些企业大多没有达到外国设备的设计能力。二五期间，政府注意挖掘已建企业的潜力，同时大力发展本国机器制造业。先后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新契尔克斯克、车里雅宾斯克等地新建起巨大的机器制造厂。扩建了高尔基和莫斯科两个汽车制造厂。此后，苏联基本停止了外国设备的进口。1937年机器进口的比重仅占苏联需求量的0.9%。这显示苏联经济的高度独立自主性。但它做得太过分了，丢失了利用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和资金的机会。
　　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建成了6 000多个大企业，建立起飞机、汽车、拖拉机、化学、重型和轻型机器制造业等部门。工业布局有了很大变化。在东部地区兴建了乌拉尔一库兹涅茨克钢铁煤炭基地，新库兹涅茨克钢铁基地，伏尔加一乌拉尔石油基地等。1940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13年增加6倍多，超过法、英、德、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到战争前夕的1940年，苏联年产1 800万吨钢，1.6亿吨煤，3 100万吨石油，483亿度电。同时，苏联工业每年给农村提供几万台拖拉机，使机耕地在全国耕地中的比例由1932年的20％增加到1940年的70%，初步实现了耕种的机械化。然而，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看，苏联仍远远落后于美国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大体处于日本的发展水平。1940年，苏联的人均产值为510-542美元，①美国是1 886美元，英国是1 234美元（1937年），日本是554美元。
　　五年计划的许多重要指标未能按期实现。一五计划规定国民收入增加102％，实际只增加60％；农业产值应增加50％，实际下降14％。煤炭、钢铁、石油、电力、拖拉机、汽车也没有完成计划。二五计划执行得比一五计划好，但也有许多问题。国民收入规定增加120％，实际不到112％，消费品增长率仅达到指标的一半。　　五年计划的实施使劳动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国民收入由1913年的210亿卢布增加到1937年的963亿卢布。1935年，取消了面包和面粉的配售制。后来，又陆续取消了其他食品和所有工业品的配售制。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在沙皇时代，四个人中就有三个文盲。经过多年努力，到1939年，全国识字的居民达到87％。城市普及了七年制义务教育，农村实行了四年制义务教育。高等学校成倍增长，1938年全苏有近700所，在校学生达55万人。科学技术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瓦维洛夫创立了作物种类演化理论。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宇宙火箭理论研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库尔恰托夫领导设计和研制出欧洲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列别杰夫研制出用乙醇合成人造橡胶的办法。在社会科学领域，整理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文学领域，发表了众多反映苏联数十年巨大变化的作品。高尔基的《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法捷耶夫的《毁灭》，革拉特柯夫的《水泥》（旧译《士敏土》），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都是世界知名之作。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十分巨大，但也存在重大缺陷和问题。首先是片面发展重工业，使农业和轻工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粮食产量，在全盘集体化运动前的1925-1927年期间平均每年为7 527万吨，一五期间降为年均7 360万吨，二五期间再降为7 290万吨。畜牧业的状况更差。一五期间，马的头数从3 210万头降为1 730万头；牛从6 010万头降为3 350万头；羊从10 700万头降为3 730万头；猪从2200万头降为990万头。二五期间，大牲畜的存栏头数有所回升，但未达到1928年的水平。农牧业中，只有棉花、制糖用的甜菜等技术作物的产量有了明显提高。轻工业产值虽然1940年比1913年增加了3.6倍，但同期重工业却增长了12.4倍。这种不同的增长比例造成农轻重经济发展严重失调。经济建设的第二个问题是，片面强调产值和产量，造成产品单调，质量低劣。许多产品无人问津，大量积压，另一方面，优质对路产品奇缺，供应紧张。第三，经济粗放发展，效益低下，国家资源大量消耗和浪费。

①按1964年的美元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