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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电媒体的产权制度改革趋势及其产物

【摘要】: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完善,我国广电媒体的产权制度开始在三个层面进行改革,以建立起有活力的广电媒体的产权制度体系。无锡广电集团实行内部税务上缴制度,牡丹江新闻传播集团变内部的行政关系为以产权为纽带的关系,目的是建立良性的竞争机制。这表明,传媒制度就是一个产权界定与交易成本、制度构建交织在一起的变迁过程的产物。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完善,我国广电媒体的产权制度开始在三个层面进行改革,以建立起有活力的广电媒体的产权制度体系。

(一)以法律来规范和规制新闻媒体

产权是一种主体间的行为权利或行为关系,其实质是由于稀缺资源的存在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单纯的人与物的关系。法律是制度的凝结,产权与法律有着天然的联系,通过法律和契约实现产权安排,建立能清晰界定产权的制度体系,从而形成一套对经济主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法制化管理是管理方法之一,即以国家立法、执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活动为核心的管理活动的合称,其根本特征是以法制为管理活动各个层面互动关系的最高准则。”[24]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广播电视业要实行法制化管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广播电视业更加需要依靠法制的调节。产权制度法律化是广电媒体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

近年来,国家颁布了若干有关新闻活动和新闻工作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1981年2月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1990年12月由新闻出版署发布的《报纸管理暂行规定》、1997年1月由国务院发布的《出版管理条例》、1997年8月由国务院发布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都是新闻传播领域的重要法律、法规。我国宪法、刑法、版权法及其他相关的法律如民法通则等,也有涉及广电管理的一些内容。目前,层级最高的广播电视业管理法规是国务院颁布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等。

我国广电管理表现为程序管理、内容管理和服务管理等。“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些制度仍属于内部性质的‘宣传纪律’和‘组织制度’,一些制度缺少理论和法律的依据,有些规定无法外化为具有法定意义的社会规范。”[25]所以无论是制约的力度,还是执行的有效性,都值得思考。如何确保政府规制和市场机制的统一,如何建立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有效运作的机制,形成主体鲜明、产权明晰的法人体制,公益保障和市场淘汰相统一的管理格局,都需要有法律规范。广电优化效率的创新成果也需要在国家法律中有所反映。

(二)新闻媒体需要向政事、政企分开转变

产权是一个权利束,产权结构是一个完整的权利体系,因此,所有权、占有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必须能够统一起来。目前的新闻体制,各种法人形式并用,界限不明,导致权利束分割,相互制约,无法有效地发挥出应有的效率。新闻媒体需要向政事、政企分开转变,以建立起拥有完整权能的独立法人。

新闻媒体一直被看作事业机构,由国家财政支持和补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进行新闻产品生产,产品由国家按计划分配,既没有自主经营的愿望,也没有自主经营的条件。改革开放之后,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闻媒体作为国民经济的特殊行业逐步走上了经营自主和经济独立的轨道

新闻传播手段越来越多样化,盈利模式越来越多样化。我国已建成了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国内与国外相结合,模拟与数字技术并用,无线、有线、卫星、互联网等多种传播手段并存的规模庞大的广播电视网。广告创收已成为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收入的主要支撑;有线电视收视维护费等网络收入成为基层广播电视发展的主要经济来源。随着数字、网络等技术的发展,付费电视、网络电视、IP电视、视频点播等新型业务逐步推开,广播电视的盈利模式越来越多样。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允许社会资金进入广播影视节目制作领域。2007年底,我国已有2 247家民营影视制作机构,它们已成为繁荣影视文化的重要力量。上海东方明珠、中视传媒、湖南电广传媒、北京歌华有线网络、陕西广电网络、深圳天威有线网络等广播电视领域的企业积极上市,引入社会资金加快发展。通过建立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完善了内部法人治理结构,为广播电视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

(三)使新闻媒体成为产权主体

产权是面向主体的,只有主体确定才能界定明晰的产权,才能够拥有自己的产权行使和产权收益,在产权清晰的条件下,主体之间也才能降低交易成本。

但在现有体制下,新闻媒体没有自己的主体地位。媒体往往借助行政力量来获益,无锡广电和佛山广电对下属县市区的网络整合都得借助行政力量,媒体间的投资和兼并等经济行为变成行政的整合行为。但是由此政府由管理者变成了经营者,媒体无法真正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反映自己的意志,保护自己的利益。新闻媒体的实践和探索表明,政府可以将原来的直接管理转变为通过人事的,财政的、监督的手段进行调控,同时,促使新闻媒体组织通过事业和产业分离,制作和播出分离,建立内部市场,将提供服务的媒体部门划分为生产者和购买者两方,以建立媒体中间产品的定价机制与交易机制,降低交易成本,激发基层的积极性。无锡广电集团实行内部税务上缴制度,牡丹江新闻传播集团变内部的行政关系为以产权为纽带的关系,目的是建立良性的竞争机制。“一个集团内部各个公司的任务责任压力和各个子公司的独立利益竞争的压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是解决竞争的关键。”[26]

让媒体称为产权主体,有利于优化传媒机构,即媒体的产业组织行为。判断新闻传播媒体的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主要标准有三:一是新闻传播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适应党和国家宣传任务的需要,社会对传播信息的需要;二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包括正面效应的发挥,负面效应的抑制,资源的合理利用,运行效率的提高;三是发展的潜力,包括竞争活力、竞争水平、集约化程度、技术水平、创新能力。

改革开放后,新闻传媒机构中企业化管理的发展,治散治滥建立传媒集团,领导体制的改进,组织机构的调整,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实行层层聘用制,目标管理制,采编工作量化等等都是产业组织的优化。然而许多方面仍有事业化管理的遗痕,各传媒之间也很不平衡。这表明,传媒制度就是一个产权界定与交易成本、制度构建交织在一起的变迁过程的产物。来自国家政策的改革以及基层媒体的实践必将推动传媒业产权明晰和产权制度的完善,实现传媒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注释】

[1]李良荣:《当代西方新闻媒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2]Jmaese Cunarr,Rethinking the Media as a Public Sphere,in Communication and Citizenship eds by Peter Dahlgren and Colin Spkars,London Routledge(1993),p.31.

[3]埃弗雷特·E·丹尼斯、约翰·梅里约:《媒介辩论》,英国朗曼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4]石长顺、张建红著:《公共电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5]陈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辩证》,《学术研究》,1990年第1期,第96页。

[6]杨兴锋:《正确理解“高度决定影响力”》,《南方都市报》,2004年7月26日,http://news.sina.com.cn/o/2004-07-26/09303201325s.shtml。(www.chuimin.cn)

[7]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29页。

[8]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页。

[9]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中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3—414页。

[10]罗必良主编:《新制度经济学》,陕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11]百度文库,新闻价值。http://wenku.baidu.com/view/71285219a8114431690dd82d.html。

[12]威尔伯·斯拉姆、威廉·波特著:《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页。

[13]罗必良主编:《新制度经济学》,陕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14]道格拉斯·C·诺思:《绪论》,转引自[美]约翰·N·德勒巴克,约翰·V·C·奈编,张宁燕等译:《新制度经济学前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15]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16]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页。

[17]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1页。

[18]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7页。

[19]科斯:《联邦通讯委员会》,载《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3页。

[20]刘发成著:《中美广电通信经济与法律制度比较研究》,重庆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53—54页。

[21]赵向华:《试论企业法人财产权及国企改革》,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卷第1期,1999年,第35页。

[22]黄蓉:《我国传媒组织结构变革要求及策略分析》,《编辑之友》,2006年第2期,第69页。

[23]严克勤著:《城市广电传媒的经营管理与创新》,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361页。

[24]赵凯、赵腓罗著:《市场经济与广播电视管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25]郎劲松著:《中国新闻政策体系研究》,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页。

[26]周鸿铎主编:《牡丹江新闻传媒集团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