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源流：驳墨子与亚拉伯回教徒

墨子为亚拉伯回教徒之说，发之者为金祖同君，陈盛良君研究《墨子》文法，亦有以助成其说，卫聚贤君收金陈两氏之论文于其《古史研究》第二集（商务印书馆发行），所作提要，更主张之，虽与其墨子为印度婆罗门教徒之说，互相牴牾，则未暇计及也。

金君作《墨子为回教徒考》，所讨论者有五：

一、墨子非中国人

二、墨子书为宗教家言论

三、墨子非佛教及婆罗门教

四、墨子为回教

五、墨子与回教年代的问题

按墨子非佛教及婆罗门教，金君所见与鄙意正同。《墨子》书为宗教家言论，“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吾国本有此说；西欧哲学家则有“戴黄眼镜者，所见物皆黄”之喻；所戴如为宗教家之眼镜，宜其所见墨子书皆为宗教家言也。墨子非中国人则拾胡怀琛、卫聚贤两君之牙后慧耳，不足深论。但胡卫两君以墨子为印度人，金君则以墨子为亚拉伯人也，而所举证据谓《墨子》长篇论文出于印度俗语，墨子之舆地观念，来自印度，《墨子》中之神话与传说，乃热带产物，皆以证墨子为印度人者。金君矛盾自陷，何为一至此极耶？且此诸说本不能成立，如以《兼爱中》言禹治天下为西北东南四方，与《禹贡》中国九州之系统不合，而印度则分世界为四大部州，疑此为墨子来自印度。殊不知四方乃常言（《诗·大雅·文王有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等），即《禹贡》虽分九州，其总结则曰：“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北方）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墨子》本未言四大部州，岂得云与《禹贡》不合乎？其他亦正类此，不必详辩。惟所当注意者，回教传至印度，乃在穆罕默德以后之事，此稍治印度史者均知之也。金君谓：

印度文因与佛教关系，今皆不习，然[有]许多甚古之经典，仍有译自印度文者，可知当佛教未昌明时，必有习之者。而墨子或即为印度回教，其弟子亦皆印度人。

此种说法，颇越常识范围，若非举出真凭实据，以助成其说，纵不疑金君所杜撰，或“想当然耳”，尚难遽得学者之信从也。至墨子为回教，所举证据，如此牵强，则任何宗教，均可加以附会。如佛教徒，波罗门教徒，固有人附会之矣，然金君附会之于回教，尚不如王闿运辈附会之于基督教，而谓耶源于墨，则教义史迹，尤较密合也。故金君所述前列四项，均可存而不论矣。

吾人于此最当深究者，则“墨子与回教之年代问题”也。金君亦自知之，而恐引起一般人之疑虑，乃曰：

普通所知者，回教创始穆罕默德圣人，在耶稣之后，核以中国年代，大约在陈宣帝太建三年，耶稣纪元五百七十年，与墨子相去甚远。质我者将以为大有力之证。

金君所以破此“大有力之证”者，首在回护。曰：

不知穆罕默德实为回教中最后之圣，而集大成者，故言回教必称穆罕默德，犹之言儒家必称孔子，不知孔子乃集尧舜禹汤文武之大成，渊源有自，固非首创也。回教亦然。

夫孔子本非宗教，但孔子以前，虽有尧舜禹汤文武，而中国近世所谓“三教”中之儒教，则完成于孔子。无孔子则无儒教，此不独今文派经学家如此主派，吾人研究古代学术史实者，当知其非过言也。至穆罕默德以前之亚拉伯旧宗教果如何，此最难言。或曰：

于穆罕默德以前之阿拉伯，纵不得全称为非宗教的；然在当时，其缺少有支配人心势力之宗教，则无可疑者也。

又曰：

回教勃兴时，阿拉伯之信仰界，颇极紊乱纷扰，当时阿拉伯为游牧人，迁徙无常，然其崇拜之神则反是，为一定不变者，毫不与部落之移住而行变迁，故前部落之神，留止于其地方，与后来部落之神，乃一混合糅杂，……故麦加偶像之数乃至数百焉。……致杂乱纷扰，毫无统一之坚固信仰，遂使阿拉伯之宗教，堕落于迷信之中。

此宗教历史研究者所言穆罕默德以前之阿拉伯宗教也。（加藤玄智者《世界宗教史》，有铁铮译本。）然回教中之学者，多不以此说为然，往往为之辞曰：

故谓穆罕默德为缵群圣之传统，集伊斯兰之大成，是诚当矣。如以创造回教之名，加诸穆罕默德之身；未免贻徇俗乖实之讥，不可不加察也。（马邻翼著《伊斯兰教概论》）

其所以须加察于是者，则曰：

世之人，或谓回教创于穆罕默德。或谓回教为耶教支流，皆失考之论也。（同上）

二说不同，孰为可信？吾人不暇深考，亦姑徇俗而从历史研究者之说可耳。盖穆罕默德以前之亚拉伯宗教。若果即如穆氏改良以后之灿烂，则穆氏无事力辟偶像崇拜而大声疾呼；彼麦加之人，又何为误会，嘲笑，而终加以迫害耶？金君直视穆氏以前之宗教，与穆氏建立之回教，以为是一非二，毋乃抹煞穆圣在教中之地位欤？是金君之解释未当也。（回教诸君注意，愚之此说，正所以推尊穆圣创造之功也。请勿误会。）

金君恐亦自知其未会，乃更引证据，以成其说，今不惮烦琐，谨录于此，曰：

据我经典，非议他人，恐人将目为自是之谈，不足信。今请先述埃及Egypt古史言曰：

据犹太史学家约瑟非师述懿涛之言曰：帖马依奥系埃及十三朝纪之王，王在位时，有回族自外而来，埃及军队不胜而退。厥后回族首长沙拉梯广筑城塞，更征兵二十四万，分戍各要塞，以备不虞。沙拉梯师在位十有九年而卒。……其后埃及之复兴也，仍在替白斯Thebes境，其时米斯法默都为埃王，大起倾国之师，与回族战而胜之，遂复有埃及，乃勒令牧羊王Sheep　King（回族入埃及后，其王之名也）居塔尼司城。

此其所根据之史料也。金君旋即释之曰：

按马懿涛为埃及史家，生西元前三百年，领祭司，以希腊文译埃及文，著有古史考，……则其言为可信已。穆罕默德在耶稣后五百七十年，马懿涛在耶稣前三百年，是马懿涛在穆罕默德前八百七十年，八百七十年前之史纪，回族已如此强盛，则回教之不创始于穆罕默德也明矣。

金君所引《埃及古史》不知何人所译，未承示及，颇用歉然。但此所谓“回族”者，据西文书所载埃及史迹，则并非“回教的民族”，而为Hyksos也。韦尔斯之《世界史纲》。其中有《埃及古史》一节，述此事曰：

埃及被以游牧为生之人所征服，建“牧人朝”，所谓喜克索（Hyksos）（第十六）朝是也，后为埃及土人所驱逐。事约在第一巴比伦帝国兴盛之时，惟古埃及与巴比伦历史上年期对照仍难确定。总之埃及人被征服，久之，始群起而驱退敌人。（汉译本，页一二○）

至喜克索或“牧人朝”（Shepherd Kings）之时代，迈尔氏《通史》谓大约在西纪前一九八五年至一五七五年，（Myers：General History p.17.即1985—1575B．C．）大抵由后人推测而成，故不甚准确也。傅运森氏之《世界大事年表》于西纪前二一○○年则曰黑克索斯人略埃及，是岁乃所谓夏少康十九年辛酉也。于西纪前一六五○年曰底比斯人复埃及，逐黑克索斯。则当所谓商小甲十七年辛卯也。未知所据何书，要亦史家推测之一说耳。吾人已知回族乃Hyksos，或译喜克索，或译黑克索斯，而非“回教的民族”，则以此为回教不始于穆罕默德之证，固未足信矣。

金君又谓：

更按墨子，据梁启超之说，以为生于周定王元年，至十年之间（西元前四六八至四五九），卒于周安王十二年至二十年之间（西元前三九○至三八二），正回族强盛之时，则遣教士由君士坦丁堡至蒙古汗国入中原，或由阿富汗印度而入中国传教，亦非不可能之事。

以墨子时代“正回族强盛之时”，岂以所推埃及史家马懿涛之年代，误为Hyksos（回族）之年代欤？殊不知喜克索占埃及之时代，乃在中国夏少康至商小甲之四百余年间耳，且其武力虽盛，文化甚低，故史家称之曰“牧羊朝”。迨墨子时，则久已还亚洲本地，游牧于亚拉伯（伊斯兰），在历史上匿迹销声，寂寂无闻，而谓派遣教士如墨子者以入中国传教，于此土既无根据，于彼邦亦非事实，欲不谥以梦呓，宁有是耶？至墨家文化博大精深，又岂游牧之民所能产生耶？故墨子为亚拉伯回教徒乃绝不可能之事也。金君虽竭力以弥缝其失，亦欲盖而愈彰耳。（其所谓君士坦丁堡及蒙古汗国，在彼时状况如何，金君亦注意及之否。）

金君所以考墨子为亚拉伯回教徒者，其不可信已如上述。陈良盛君作《墨子文法的研究》，洋洋数万言，其主旨亦在证墨子非中国人，故其结论有曰：

《墨子》中下篇作者，或是外国人，而学习中国文字，因其文字没有相当的训练，所以文中便有非驴非马的句子，杂糅附益于其间。否则作者必是中国人而精通外国文，耳濡目染，于不知不觉间，所做的文体便受了外国文体的影响。

又云：

《墨子》中下篇特殊文句，有与中国边地民族及外国文句法相近，尤其是回文。

按此乃绝不足信之谰言，陈君用力虽勤，而此论实未安也。试言其故：

一曰，误解古书。如《节葬下》云：

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

此“唯无”或作“唯毋”“虽毋”，《墨子》中曾迭见，其义即“唯”也。说详王念孙《读书杂志》，而孙诒让《墨子间诂》引焉。陈君不达此旨，乃于此句诧为外国文法，而大发议论，曰：

这句话应改作“今之为政者，若无以厚葬久丧”才合中国普通的文句。现做“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这是主词倒装了。按中国普通的文法，都是主词居前，动词居后。动词居前，主词居后，这样文句是少见的。所以我在《节葬下》篇里，找到了这样特殊的文句，是很奇怪的。(www.chuimin.cn)

若知“唯无”之义为“唯”，陈君改为“顺装”，而意思完全“颠倒”矣。且此种句法，本文从字顺，不独《墨子》书中前后一致，即如《管子·立政·九败解》云：

人君“唯毋”听寝兵，则群臣宾客莫敢言兵。

人君“唯毋”听兼爱之说，则视天下之民如其民。

人君“唯无”好全生，则群臣皆全其生。

人君“唯无”听私议自贵，则民退静。

人君“唯无”好金玉财货，必欲得其所好。

人君“唯毋”听群徒比周，则群臣朋党。

人君“唯毋”听欢乐玩好则败。

人君“唯毋”听请谒任誉，则群臣皆相为请。

人君“唯无”听馅誉饰过之言则败。

用“唯无”者九，试问如何改为顺装？岂《管子》亦外国文法耶？陈君所谓“这样特殊的文句，是很奇怪的”，毋乃少见而多怪欤？要之，欲读先秦古书，宜略通训诂，以免误解；若用躺在沙发椅上，读《申新》两报或《论语》半月刊的态度，以读《墨子》，宜其视同外国文法也。陈君篇中此类妙论，颇复不少矣。

二曰，未能尽例。如“若苟”二字，用为假设连词，陈君谓仅《墨子》中下篇内有之，遍引《书经》《左传》以迨《荀子》，计十种之多，亦云无有。但就予记忆所及，则《左传》言：

若苟有以藉口而复于寡君。（成公二年）

《考工记》亦云：

若苟一方缓一方急，则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则是以博为帴也。（《鲍人》）

此皆用“若苟”为假设连词也，吾人如有暇晷，详为检阅，恐尚不止此。其他各例，固不暇一一审察，大抵亦此类耳。夫内籀归纳之方，必事例既详，然后著为概说，始能极成而可信。陈君虽加以统计，划成表格，看似完密；然事实既有未尽，而例外无以说明，则由此所推得之结论，谓：

《墨子》中下篇的特殊文句，不但在中国其他古籍里找不到；就是它的文法也是与中国其他古籍有异的。

以“若苟”为例，则在《左传》《考工记》诸古籍中，明明可以找得到，其文法亦与《左传》《考工记》诸古籍无殊，此种结论，尚足信乎？

三曰，未能求同。如《尚同》中下等篇有“何故之以也”，陈君遍查《礼记》及《荀子》诸书，以为这样疑问语句，乃古所未有者。殊不知《左传》昭公十三年有曰：

我之不共，鲁故之以。

杜氏注：“不共晋贡，以鲁故也。”“鲁故之以”与“何故之以”二语，自文法上之见地言，原为一致也，特“鲁”与“何”一为私名词，一为代名词耳。又如《尚贤》中下等篇，有：

于先王之书，《吕刑》之书然曰：

陈君谓：

本来“于先王之书，《吕刑》之书然曰”这句话在中国的普通文句上，应改作“吕刑之书曰”才合。因为“于先王之书”“《吕刑》之书然曰”意义都是一样，在修辞上为求简练起见，“于先王之书”这句话都是应该删去的。

此种删改，已觉武断，且谓《书经》《国语》《庄子》等十书，均无此种句法，是亦未之思耳。按“《吕刑》之书然曰”之“然”字，亦犹《尚书》中“王若曰”“微子若曰”“周公若曰”之“若”字，同训“乃”也。“于先王之书”则所以解释《吕刑》为何书者，盖墨子之学，乃行于贱人（平民）社会，不加说明，无以使当时浅学之民共喻也。惟他书则限僻书始加解释耳。《庄子·逍遥游》篇有曰：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

与《墨子》之句其意正同。若改《庄子》为“于志怪之书，《齐谐》之言曰”或改《墨子》为“《吕刑》者先王之书也，《吕刑》之书乃曰”则毫发无异矣。故《墨》与《庄》此类用法不异，特解释之语，一为前加，一为后附而已。更有于所引之书解释尤详者，《国语》《鲁语》云：

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

欲引《商颂·那》篇而详加解释，盖《商颂》本宋人所作（清儒魏源及近人王国维说），当时尚未通行，故贵族中如子服景伯与阅马父相语及之，亦解释不厌其详也。至“称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文辞累赘，陈君在修辞上为求简练起见，又不知应该如何删去也？由《庄子》《鲁语》及《尚书》各例观之，则“于先王之书《吕刑》之书然曰”。其用正同，何疑其为外国文法乎？

陈君于《墨子》文法的研究，其大弊在此，若他小小缺点，不暇缕述；则其所得结果，谓特殊文句，在中国其他古籍里找不到；它的文法与其他古籍有异，固不足信矣。

夫陈君之研究，其所得结论，本不极成，以此不极成之结果，持与外国文法比较，则又犯了一大弊，曰标准不善。标准者，墨家谓之仪法。墨子有言曰：

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以）不先立义法。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非命中》）

陈君用《墨子》特殊文句与外国文比较者，有蒙古文、西藏文、回文、日文、英文；而谓尤与回文句法相近。然《墨子》书二千余年前之古籍也，回文则今日通行之文字也，如与欧洲文字比较，则宜取希腊，拉丁之古文，而不可取后起之英文。今日与回文句法尤近，试问墨子时代，是否有回文？有之而文法结构如何？若不能与墨子时代之回文比较，而徒取今日之回文，纵曰极相近，则陈君虽巧，而立朝夕于员钧之上，必不能得正焉而已矣。故陈君用墨子与外国文比较之结果，直可谓无结果也。

或曰：陈君所得之结果，汝既批驳之如是，然则《墨子》中下篇之文法。与其上篇或他种古籍独无以异乎？曰：有。当时白话与当时雅言之异耳，其论证已详上卷（见第三章），兹不必复陈。至谓乃外国文之关系，则陈君一人之谰言，不足信也。

夫金君以护教精神而作《墨子为回教徒考》，亦犹道教中人谓老子化胡，西涉流沙而有释迦牟尼，虽乖史实，其用意固可原也。陈君之《墨子文法的研究》，虽多疵病，然一时兴到之作，亦未矛盾自陷。独怪卫君以考史为的，自应实事求是，而收此两篇，则不免与其自说相违，殊可异也。如卫君之《墨子小传》谓墨子“因其自苦为极，不合乎中国人的苟安性”，是以热带之印度婆罗门教徒始能有此刻苦精神也。今作《墨子为回教徒考提要》则曰：

近寒带的大陆，物产不富，居其地的人民，非刻苦动作，不足以谋生存，故所产的回教，主用武力传教，与耶教佛教以循循善诱不同。《墨子》的《非乐》《节葬》《节用》，均表现寒带“以自苦为极”的精神。

“自苦为极”既为寒带的精神，则所谓印度婆罗门教徒之说，不攻自破矣。回教用武力传教，金君固反对之而有所辩护，卫君若承认其武力传教，而非循循善诱，则与墨子之《兼爱》《非攻》，根本相反，尚得谓墨子为回教徒乎？盖墨子之生地，既非热带，亦非寒带，而为温带中较寒之鲁国，且出贱人，其性更能耐苦，自得其实，强求之国外，故有此矛盾之现象也。

卫君作《墨子引书考》，以为“墨子为印度人之又一证”矣，于《墨子文法研究提要》亦曰“我们不能以现代的回文与古代《墨子》作比，以其相近就说墨子为回教徒”。但在《墨子为回教徒考提要》中则曰：

至若《墨子》中下篇文法与回文为近，亦可为墨子为回教徒的一证。

如果此可作墨子为回教徒之证，则卫君其他数十万言之著述，所以证墨子为印度人者，皆可拉杂摧烧之矣，因其均与此说相矛盾也。

要之：金陈卫三君所以证墨子为回教徒者，或谬误或矛盾，故不惮词费，辩之如上；墨子之非回教徒，可以灼然明矣。至墨子为中国人之积极证据，则拙作《墨子之生平及其学派》已详为敷陈，阅者如有兴趣，可以参阅，毋庸赘述于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