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源流：驳《墨翟续辨》及墨子年表新证

予既作《墨子非印度人论》对于胡君怀琛《墨子为印度人辨》有所商榷，其后胡君致函《知难周报》记者加以指正，予亦有书答辩矣（见《知难周报》八十七期）。惟胡君函中新证，以时间仓卒，未及讨论；今见胡君《续辨》，说明视前函稍详，故就《续辨》，略献所疑；亦有《续辨》所未有而见于函中者并附著焉（《续辨》见《东方杂志》二十五卷十六号）。

胡君《续辨》，新证甚多，今仍分为各组。讨论如下：

（甲）墨子与释迦牟尼之生卒年代

墨子与释迦生卒年代，其说纷歧，莫衷一是；尤以释迦为甚，有相差至数百年者。兹就胡君所认定者为准，一加批评。

胡君依据梁启超《墨子学案》，吕澂《印度佛教史略表》，定墨子与释迦之年代如后：

墨子生于周定王元年至十年之间（西纪前468—前459年），卒于周安王十二年至二十年之间（西纪前390—前382年）。

释迦生于周灵王七年（西纪前565年），卒于周敬王三十四年（西纪前486年）。

胡君谓：“墨子之生，在释迦灭度后约二三十年，其至中国（原注，假定如此）当为释迦灭度后约六七十年。非不可能之事。”夫墨子既以释迦灭度后二三十年生，当释迦灭度后六七十年而至中国；是墨子来中国时已三四十岁矣。然孙仲容《墨子年表》及《墨子传略》并谓墨子见楚惠王献书，年盖甫及三十，而与公输般论钩拒，止楚攻宋，尚在其前。胡君固深信孙氏之表者也，而此与之冲突，岂墨子尚在印度而佛法广大，能分身以“语般，止战，献书”耶？若非推翻孙说。则所假定墨子当释迦灭度后约六七十年来中国，实“不可能之事”矣！

胡君于此必引梁氏之言，谓“献书当是墨子三四十岁时事”，则亦难圆其说也。孙氏谓墨子当生于周定王之“初年”（非谓元年），原可伸缩，与梁氏所谓定王元年至十年之间不悖。如墨子生于定王十年（献书在惠王五十七年），则其时止二十七岁；就令墨子生于定王元年，——则惠王五十七年亦止三十七岁，而见公输般止楚攻宋，梁氏亦列其年之前，谓墨子当在三十岁内外；则胡君谓墨子三四十岁自印度来者，终不可能也。（按余知古《渚宫旧事》明明系献书于惠王五十年，孙氏从之，梁氏亦未言其谬；若无证据而妄改唐人之说，则甚不可。）若谓墨子于释迦灭度后三四十年即来中国，则墨子止一二十岁；当时佛教是何情形（是否完全成立），以予愚陋，颇少稽考；而墨子幼时能否完全承受，亦有可商也。故墨子与释迦年代问题，以胡君之矛，攻胡君之盾，已觉冲突若此，尚望其更加斟酌也。

至墨子与阿育王之关系，胡君既目谓“牵强附会”“知不足信”，予亦不必再论。但须注意者，阿育王以国家力量，遣使弘布佛教，不闻直接输入中国；墨子生阿育王遣使前二百年，私人东来，而能成一教派，“言盈天下”，事之奇诡，有如此者乎？若无征验决难置信也！

胡君所列旁证，则止足反证墨子非印度人。何则？现既无《墨教碑》出土，亦无敦煌“金匮”之《墨教经》也。唐代景教岂能与墨子事同年而语！马可波罗史籍失载，向无以为中国人者，且其“旅行记”又足以证明。墨子事，于印度既无文献可征，于中国则氏籍班班可考，何能与马可波罗相比？杨老圃考定唐之“昆仑奴”即非洲土人，固甚可信。然墨子亦非其比也。以今事例之，沪址富翁雇一印捕，外商用一黑奴，世人可以无须过问。杜威、罗素、杜里舒、太戈尔，来华讲学，国人岂有不知者乎？故“昆仑奴”千年无人考证，而“西天”高僧来此土，则记载详明，吾故以所列旁证乃足为反证也。惟近有一事与墨子是否印度人，可资比较，则苏曼殊国籍问题是也（见柳亚子编印之《曼殊全集》附录）。但曼殊生数岁即随母来粤，又酷好中国文化，后虽出家，仍华化之佛教徒，故曼殊是否日本人，彼自谓“身世有难言之恫”而吾人至今亦不能断定。墨子则不然，如胡君言，是彼三四十岁始来华。又去姓削发，异服，（僧装），于重宗法“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赵武灵王胡服，当时有人反对），“发肤不敢毁伤”（后世尚嘲秃奴）之社会中，世人岂不之知？典籍乃反失载耶？可以决无是事也！

胡君所引朱士行《经录》《汉武故事》《隋书·经籍志》，皆不足以证墨子为印度人，自云“录之姑备一说”，予亦存而不论。

（乙）所谓事实上之证据

胡君所谓事实上之证据，一言以蔽之：则均非事实，不足以为证据也。试言其故：

（一）胡君最有力之证据，则为《墨子》书曾言火葬。然而非也。夫义渠国虽在秦之西，毕引《括地志》，孙引《周书·王会》篇孔晁注，《后汉书·西戎传》，俞引《史记·秦本纪》，疏通证明，以为在今陕西之西，甘肃庆阳诸县也，可以灼然无疑矣。若谓渠旧本有作秉者，此乃形似而误；如为一地异译，则“渠”与“秉”，无论古今音，相差甚远，断难混同，且印度诸邦，虽在古代，尚未闻有义秉之国也。就令退一万步言之，义渠即印度，更足以证墨子非印度佛教徒。何则？火葬本佛教之制，墨子若为佛教徒，当然不应反对。《节葬》篇云：

今执厚葬久丧者言曰：“厚葬久丧果非圣王之道，夫胡说中国之君子为而不已，操而不择（景云同释）哉？”

子墨子曰：“此所谓便其习而义（俞云义犹善也）其俗者也。

“昔者越之东有沐之国者……

“楚之南有炎人之国者……

“秦之西有义渠之国者……然后成为孝子。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为而不已，操而不择，此岂实仁义之道哉？此所谓便其习而义其俗者也。”

若以此若三国者观之，则亦犹薄矣（王：犹，己也）；若以中国之君子观之，则亦犹厚矣。如彼则大厚，如此则大薄，然则葬埋之有节矣。

谓火葬为非“仁义之道”，为“已薄”，为“大薄”；且与食长子，弃大母，厚葬，诋为同类恶俗，是明明反对火葬也，佛教徒应如是乎？

（二）弃大母，杀长子之俗，《节葬》篇以为在越之东沐之国；《鲁问》篇载鲁阳文君语墨子则曰：

楚之南有啖人之国者桥，其国之长子生，则鲜而食之，谓之“宜弟”；美则以遗其君，君喜则赏其父。（按桥疑即国名）

是又以食长子为桥国之事也。胡君既以秦之西为印度矣，则此弃大母食长子者，无论“越之东”“楚之南”方向相反，何以复指为印度耶？（立东西于地球上本不易，然一人一地则无差异。）且胡君以食长子为印度风俗，所据者《百喻经》也。其言曰：

往昔世时，有妇女人，始有一子，更欲求子。问余妇女：“谁能使我重有子？”有一老母语此妇言：“我能使尔求子可得。当须祀天。”问老母言：“祀须何物？”老母语言：“杀尔之子，取血祀天，必得多子。”

事出《喻经》，明为寓言，犹此土所云“剖腹藏珠”之类也；安得视为事实！杀子祀天，又与自食而献君者有别；纵为事实，亦系“愚人妄举”（胡君语），乌睹所谓“便其习而义其俗”者耶？当时如有此风俗，则此妇奚待问诸老母？故此事未足以释沐与桥之恶俗也。若以此事奇特，除《喻经》外更无所闻，则古代尝用人以祭矣，易牙尝杀子以食君矣（见《管子》），宋人尝“易子而食矣”（见宣公十五年《左传》及《公羊传》），事更质实，与《喻经》之譬况不同，何以必附之印度耶。

印度今虽有“撒提”（Suttee）之风，然殉者多系无子之少妇，非母或大母也。且撒提犹吾国所谓“死烈”或“殉葬”，与“遗弃”不同。《节葬》篇明言“大父死，负其大母而弃之，曰：‘鬼妻不可与居处。’”仅言遗弃，则非撒提也。撒提系殉死者之意，如吾国古代遗命以某人为殉也。沐国人以恶死者而并及其妻，故谥曰“鬼”妻而弃之，亦与印俗不同。胡君以中国古代平民社会无殉葬俗，此明言沐之国，非言华俗也。且弃大母非殉葬，与中国印度无关，想系当日野蛮民族之风俗，安可以此与印俗牵合，而诬墨子为印度人？且胡君既以印度为古代世界文化发源之地，而以食长子与弃大母之恶俗尽归于彼土，前后矛盾亦不可解。

（三）说书未必即讲经，即使为讲经亦未必墨子效于印度。夫说书无以证其为讲经，安知“说书”二字不与上“谈辩”相对，同为动词耶？就令书为名词，何以知其即为“宣传式之讲学”？至“公开讲演”在战国时诚有之，然为道家儒家所行。《鲁连子》曰：

齐之辩者曰田巴，辩于狙丘而议于稷下，毁五帝，罪三王，一日而服千人（按似无政府主义者）。有徐劫弟子曰鲁连，谓劫曰：“臣愿当田子，使不敢复说。”（此据《文选》曹子建《与杨德祖书》李《注》引。《史记正义》与此微有不同。曹书原文则为“田巴……罪三王，呰五霸，……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注又引《七略》曰：“齐有稷，城门也。齐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者甚众。”）(www.chuimin.cn)

若非公开演讲，田巴无以“一日而服千人”，鲁连亦不能一说而使田巴终身杜口也。《史记·孟荀列传》“田骈学黄老道德之术”。《汉书·艺文志》道家有《田子》二十五篇，云名《骈》，游稷下。田巴学说与骈相类，亦道家也。鲁连则《汉志》有《鲁仲连子》十四篇，列入儒家。是则道家儒家已有公开演讲。胡君以为宣传式之讲学法，在当时儒家道家均无有，似稍误矣。田巴虽在墨子后，然学派不同，未必取法墨子，而墨书中除附会“说书”二字，亦无以见公开讲演之迹也。故吾以为讲学非墨子效法印度者此也。

（四）《墨经》中之几何学，胡君以为出于印度，亦非事实。胡君之言曰：

古人于天文学虽有所发明，而与几何学无关。几何之不能发明者，因无须乎此也。古代须用几何学处，至多为量田之面积，无须乎较深之几何学。……就情理而言，中国古代生活简单，日用之器，亦极拙陋，无须乎几何学，可断言也。

此皆臆揣之辞，未足以尽当时情实。夫井田割划，日用器物，或无须几何学；而须几何学者乃别有所在也。如胡君之说，印度几何学之发生，以谨于“鬼事”制造神几耳。中国古代“鬼事”或不如印度之谨，人事一方面所须于几何学者固甚亟。伟大之建筑，宫室台榭如姑苏章华之属，运河若吴之邗沟，长城虽世以为秦皇所筑，实继燕赵之遗烈也。兵器战具之进步，若云梯钩拒之备。玩好之器，如削竹木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见《鲁问》篇）。此皆须几何学始克成功者也。墨子节用，建筑玩好方面固无所赖于几何学；然以实行非攻，因“善守御”（《史记·孟荀列传》），兵器之应用也。且当时几何学亦必达相当程度，未必为墨子“凭空发明此理”；公输般辈之精于制造者，想亦能明其术，惜无书传世耳。《墨经》中之几何学，亦以附七十一篇而幸存。若使单书行世，不随秦火俱扬，亦与《汉志》历谱十八家同尽矣。鲁胜曰：“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晋书·隐逸传》）以名概形，则几何学之亡，当亦不少也。胡君不察此理，以几何学为墨子一人所擅，而墨子窃诸印度，不亦诬乎？至其引《隋志》所载诸算书，有来自印度者，乃在中印沟通以后之事，未可与《墨经》比附也。

（五）胡君以“鸡三足”之说，其远源出于佛书，而用为墨子来自印度之证，亦“无鸡”（稽）可笑也。按公孙龙“鸡三足”之说，的解如何，殊无定论。今人章士钊始依司马彪所解（彪云“鸡虽两足，须神而行，故曰三足”。见《庄子·天下》篇注），演为论式：

无鸡一足，一鸡较无鸡多两足，故一鸡三足。（《名学他辨》）

此是否与公孙龙原意吻合，未敢质言也。胡君见《百喻经·索无物喻》有某二人语将车人云：“与我物来！”答言：“无物。”又复言：“与我‘无物。’”以此“无物”二字，遂过信章氏之说，与“无鸡”二字两相牵合，仿佛八比文中截搭之法，而证墨子为印度人。寻胡君所用逻辑法式：

墨子名学中，有公孙龙鸡三足之说，

鸡三足之说，即司马彪所谓须神而行，

须神而行即章士钊所谓无鸡一足，

“无鸡”一足似《百喻经》之与我“无物”；

《百喻经》出于印度。

故墨子为印度人。

此如可信，则刘勰所谓“迥犬似人，转白成黑”，不为谬误也。勰之言曰：“专以类推，以此象彼。谓犬似玃，玃似狙，狙似人，则犬似人矣。谓白似缃，缃似黄，黄似朱，朱似紫，紫似绀，绀似黑，则白成黑矣。”（刘勰《新论原名》。此喻本于《吕氏春秋》）胡君之论，何以异此！

且胡君以施龙之学出于墨子，若引梁启超胡适之说则可；今引章氏之说则未可。章氏著《名墨訾应考》（《东方杂志》廿纪念号）以证名墨两家“倍谲不同”，决非相为“祖述”（施龙《汉志》列名家）。惠子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而不竭”；墨子言“非半勿，则不动，说在端”。章氏谓：“两义相对，一立一破，绝未可同年而语。且以辞序征之，似惠为立而墨为破。”今胡君又以施龙“无鸡”之说，祖述墨子，而墨子乃窃之印度者，不亦诬乎？

以上所论五事，均就胡君《续辨》加以商榷；以下试就胡君致《知难周报》讨论墨翟问题书中所举者，一为评骘。

（六）胡君谓墨子书中多寓言，而寓言来自印度，此亦不然。试就胡君所举《鲁问》《公孟》《公输》诸篇而论，仅用一二比喻，尚不足称寓言。其论式用对辩体颇似梭格拉底之“产婆术”也。凡文学发达至某一境域，各种辞格与体式，自然产生，区区寓言，不必来自印度。胡君以为来自印度之征者，则彼已于佛书中寻出与《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相同之寓言，在六则以上。夫在寓言，佛书如彼之多，在百家亦不胜枚举，以六则与庄韩吕偶同，而谓墨子及其比喻法，均来自印度，是犹见甲乙二人毛发相似，而断其高曾必同。无乃太滑稽矣乎？至其举《孟子》“宋人有悯其苗之不长者”，而谓战国前后寓言多流行于宋，以与墨子仕宋牵附。夫墨子是否仕宋尚属疑问（胡君亦谓墨子居鲁，则于鲁影响宜更大）。而寓言称宋人固不少，而称他国者亦多，即以《孟子》而论，齐人一妻一妾，楚大夫欲其子之齐语也，即言齐楚；其他秦人越人亦莫不有。庄韩之书，亦类是也。胡君若作文说明时，甚望其将孟庄韩吕诸子，《国语·战国策》诸书中之寓言，一一比辑，较其国别，宋与他国孰多？更与《佛书》及《新旧约》《伊索寓言》《天方夜谈》诸书比勘，较其同异，果古人所谓“东海西海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耶？抑战国诸子蹈袭于印度耶？然无论如何，墨子书中之“辟”（同譬）“举也（同他）物而以明之”（《小取》篇），惠施所谓“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说苑》）者，尚未可与庄韩诸书中之寓言同日而语也！

（七）胡君以唐《大周石刻》所用“正”字，与《墨经》“同长以正”之“正”均作古文“”；遂曰“后世佛书中多袭用墨子书中字”。单文孤证，遽下断语；既违朴学考据之风，亦乖内籀归纳之法，实事求是者当不尔尔也。《说文序》曰：“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若使许氏之言可信，后世又不改为今隶，则“投心正觉”一语，不使仲尼丘明及孔门诸子均变为印度人耶？《大唐刻石》以吾浅陋，未窥原文，仅据毕氏所引耳；胡君以为“佛书”，想无讹误。但孙氏《间诂》云：“亦见唐《岱岳观碑》。”《岱岳观碑》是否亦为佛书？若非佛书而为道家言，然则老子亦来自印度耶？以此推概，其谬自见矣。且佛教初来，译经多用老庄玄语，“四十二章”之经。读之犹《道德》五千言也。尚不能谓老子来自印度，况一字之偶同乎？以近事为例，斯宾塞尔之学，与庄子不啻相差天壤矣；然严氏译其所著《群学肄言》，谟知，接知（《物蔽》篇），直用《南华》之语。此视正字书法偶同者已进一步；然则庄子之国籍岂能因此而异乎？

（八）胡君谓晋宋时释道不分，转而将《墨子》混入道书，此尤滑稽可晒者。夫释教东来，墨氏如为同种同教之人，当然可以同时光大，且或借以标榜矣。何至反而混入道书？如为释道不分之故，则利马窦初来，亦尝服沙门服，自称沙门矣！唐代景教，此后益为人所共知；未闻转而混入“道书”佛经“可兰”中者何耶？至道教之成，远承燕齐方士之诞说，旁附印度宗教之皮毛，以老庄之非鬼神，破迷信，牵入其中，已嫌不类。墨子明鬼敬天，则有相似者。若谓道墨殊涂，墨子苟非由释氏而转入道家，无由混合，则远于事理矣！

（九）胡君《读墨子杂记》中，所言者二事：曰“《墨经》中宇宙名称出于佛书”，曰“墨子书中之棋”。夫“解带为城，以牒为械”（俞以牒本字当作挟，挟犹箸也）。翟守，般攻，非演习战守之法，而为著棋以分胜负；试问当直皖战争时，吴佩孚与段祺瑞著棋以决雌雄，果将孰胜孰负耶？胡君可以比类得之矣。此与墨子是否印度人无关，可不深论。其言《墨经》中宇宙名称，出于佛书，亦殊不然。按宇宙字《墨经》及《经说》作“宇久”。《管子》作“宙合”。（《管子》虽多后人附益，然《宙合》篇无从断其不在《墨经》前。）宙即久，合则宇也。其言曰：“天地，万物之橐；宙合有（又）橐天地。”是墨子以前已有表时间空间之宇宙名词矣。（其详见《知难》七十七期《杂脍》宙合条。）《庄子·庚桑楚》篇：“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乎本剽者，宙也。”注“宙为古今之长，而古今长无极；宇有四方上下，而上下四方未有穷处”。《尸子》《淮南子》《汉志》列杂家，所谓“兼儒墨，合名法”者；其所言宇宙，或袭《墨经》。庄子矫矫。颇讥墨氏。《庚桑楚》之文，岂能谓其窃自墨子耶？且《文子》及《三仓》均言上下四方谓之宇，往古来今谓之宙。《文子》如非伪记，则亦先于墨子矣。要之，宇宙之名，皆用引伸之义，久与宙则以一声之转而相通假（可参阅《说文》段注刘昶《续墨子间诂》）。若用本义，则“久为从后炙之，象人两胫后有距也”（《说文》语）。然则今之用为“悠久”“迟久”者，亦可谓译自印度耶？是高诱虽以宙为栋梁，亦可无疑矣。至《易》言“乾坤”“古今”，不如“宇宙”之精密，此自进化之理应尔。若问墨子何所需要而忽然想起“久宇”二字，然则道家之《管》《文》《庄》何所需要而想起“宙合”与“宇宙”？予与胡君又何所需要而讨论墨子是否为印度人耶？故谓《墨经》中久宇名称出于佛书者，于事于理，均嫌其疏矣。

（十）胡君谓“墨子之非命论，与佛理略同，梁启超已有是说。《墨经》之知识论，胡适亦举以与佛学相比”。遂指为墨子出于印度之证，亦谏言也。按章太炎论惠施曰：“唯识之论不出，而曰万物无有哉！人且以为无归宿。”（《国故论衡·明见》）适之随顺其意，曰：“惠施公孙龙诸人，都带有唯识的意味。”（《名学稽古·惠施公孙龙之哲学》）胡君所谓适之举以与佛学相比者，当指此也。然唯识论晚出，或以为非释迦时所有；惠施之学本与墨子有别，所论各事，又出于《天下》篇，以此证墨子为印度人已颠倒矣。梁氏谓墨子非命论与佛理略同者，其大旨曰：

其足以为墨子学说（指非命说）树一奥援者，则佛之因果说是也。佛说一切器世间有情世间，皆由众生业力所造。……故一社会今日之果，即食前此所造之因；一个人前此之因，亦即今日所受之果。……此佛教之大概也。故佛教者有力而无命者也。（《墨学微》及《墨子学案》附录）

末更以颂圣语结之曰：

呜呼！佛其至矣！使墨子而闻佛说也，其大成宁可量耶？

愚于佛学，虽少探索；然以常识衡之，梁氏之言似犹未当。佛虽说一切器世间有情世间，由众生业力所造；而其因果说则将因果关系推之太远，往往视为非业力所能左右亦犹荀子所谓“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耳。乌睹佛教有力而无命者耶？就事实征之，中（墨）印两圣，当时既有入世出世之殊；而末流之弊，佛为不痛不痒“食粟而已”之僧尼；墨则成为敢死之任侠，以匹夫抗暴主大奸，其有力无命，果何如耶？梁氏所论佛墨力命之异同，既已如此；而叹墨子不闻佛说，胡君乃云墨子来自印度，其相距乃若天渊矣！

胡君以墨子之学，在中国来源不清，亦多疑之过。夫以墨名家，其为翟自创可知（墨子非姓墨说，不可信），《汉志》言其出于清庙之守，诚不尽然也。至《墨经》中之形学，力学，光学，名学，知识论，墨子固有所发明，实以战国时代科学发达，加以墨门诸子之缀辑，继进，始克成兹钜观。若谓均墨子一人所发明，或其窃诸印度；然而庄子有进化论，荀子有戡天主义，韩非子有人口论，岂彼三人窃培根达尔文马尔萨斯？抑三子均为英吉利人耶？达于彼而拘于墨，非固则诬矣。

就以上十事观之，吾谓胡君所举，均非事实，不亦信而有征乎！

（丙）余论

夫墨子与释迦年代之冲突如彼，事实之不合又如此；其非印度人可以了如指掌矣。此外尚有可商者，《墨子》书非翟一人自著；施龙之说，尤不能并为一谈。印度事迹，古今不同；佛书真伪，亦复杂出。胡君似未注意及此，加以分别也。至欲证墨子为印度人，宜多举直接事实；若于学说中毛举细故，吾前曾言之矣：就令可信，仅可谓墨子学说与印度有关，不可谓墨子为印度人；况所举皆牵强附会者乎？此于方法亦宜审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