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源流及复兴-墨学治学者与墨学思想

自汉武以后，儒术日尊，墨学遂绝。非独师承家法，墨者之团体不存；即抱残守缺，擘绩补苴，若汉所谓章句之学者，亦鲜其人。计自是以迄清初，千七百余年间，漫漫长夜，略治墨氏之学而可考者，仅晋之鲁胜与唐之乐台二人而已。然郑樵《通志·艺文略》虽云：

《墨子》十五卷，又三卷。（乐台注）

明焦竑《国史经籍考》仍之。似由唐历宋至明尚存也。惟台有《鬼谷子注》三卷，著录于《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而《墨子注》则两志均不载。孙诒让谓“郑焦二志，多存虚目，不足据”。是台之注《墨》，未敢必为事实也。惟鲁胜治墨学于举世不治之日，斯诚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君子哉！

鲁胜字叔时，晋惠帝时人。其时丧乱弘多，社会有崩溃之象，孔孟既见疑于人，老庄遂盛行于世。而胜邃于科学，鄙为清谈，著述甚多，有《正天论》，纠正当时历法，自云“如无据验，甘即刑戮”。以其自信之深，所论必有卓见也。所著《墨辩注》，《隋书·经籍志》未著录，他书亦未见征引，殆以旋遇永嘉之乱未能通行欤？兹录其《叙》于此，以示景仰之意云尔。其辞曰：

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事不成。”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刑（别）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荀卿庄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别色；故有坚白之辩。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无；故有无序之辩。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两可。同而有异，异而有同，是之谓辩同异。至同无不同，至异无不异，是谓辩同辩异。同异生是非，是生吉凶，取辩于一物，而原极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今引《说》就《经》，各附其章，疑者阙之。又采诸众杂集为刑（形）名二篇，略解指归，以俟君子。其或兴微继绝者，亦有乐乎此也。（《晋书·隐逸传》）

按名理之学，迨魏复作，而胜以科学精神，故能有契于《墨经》。篇中所言，或尚不免小小纰缪，今亦不复指陈。书行身隐，其或有所不得已者乎？（按《隐逸传》中人物，惟“二鲁”最有特识，鲁褒作《钱神论》以攻击当时全体社会之贪污。此皆非纯盗虚声者所能企及也。）

中国自汉迄明，虽变乱时起，而社会之根本组织，固未变也；故其流行之学说，亦无所变。惟自明末与西洋接触，又经张李之扰乱，满清之宰割，而风气稍变。其中如颜元一派，反程朱之激烈，乃墨子之“非儒”也，其坚苦卓绝，又墨子所谓以绳墨自矫虽枯槁不舍也。然当时儒家经学之旧瓶未破，虽有甚新之酒，不能不装于《周礼》之“乡三物”。且颜氏虽不非墨，以其人崛起穷阎，见闻不博，于《墨子》之书，似未睹也；如于《墨》书有所见，其学说之成就，其必有以异于彼也欤！然颜氏之行，虽有似墨者固不得谓之墨学也。

其正式治墨学者，则以乾隆嘉庆及道光初年为一期。时则有武进张惠言，仁和卢文弨，阳湖孙星衍，镇洋毕沅，江都汪中，高邮王念孙，德清丁杰，许宗彦，皆江苏浙江二省人也。直隶则有大兴翁方纲。此诸人者，张惠言有《墨子经说解》善言名理；毕沅集诸人之校解以为《墨子注》，王念孙有《读墨子杂志》（《读书杂志》内），则均《墨》书考证之学也。其于《墨》书文字有所是正，又采古书之涉于墨子者，别为《表微》一卷；且作序以推崇墨子不恤与传统之儒言相抵触者则汪中也。此于《墨》书，可谓义理之学矣。汪氏所作《墨子序》，考证亦多创获，兹节录其批评之语于次。曰：

墨子之学，其自言者曰：“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沉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此其救世，亦多术矣。《备城门》以下，临敌应变，纤悉周密，斯其所以为才士欤！传曰：“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惟儒墨则亦然。儒之绌墨子者，孟氏荀氏。（《艺文志》董无心一卷、《非墨子》。今亡，孔丛诘墨伪书，不数之。）荀之《礼论·乐论》，为王者治定功成盛德之事，而墨之《节葬》《非乐》所以救衰世之敝，其意相反而相成也。若夫兼爱特墨之一端，然其所谓兼者，欲国家慎其封守，而无虐其邻之人民畜产也。虽其先王制为聘问吊恤之礼，以睦诸侯之邦交者，岂有异哉？彼且以兼爱教天下之为人子者，使以孝其亲，而谓之“无父”，斯已枉矣。后之君子，日习孟子之说，而未睹《墨子》之本书，其以耳食，无足怪也。世莫不以其诬孔子为墨子罪。虽然，自今日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来所未有矣；自当日言之，则孔子鲁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术不同，而立言务以求胜，虽欲平情核实，其可得乎？是故墨子之诬孔子，犹孟子之诬墨子也，归于不相为谋而已矣。吾读其书，惟以三年之丧为败男女之交，有悖于道。至其述尧舜，陈仁义，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人之长勤，百世之下，如见其心焉。《诗》所谓“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之仁人也。其在“九流”之中，惟儒足与之相抗，自余诸子，皆非其比历观周汉之书，凡百余条，并孔墨，儒墨对举；杨朱之书，惟贵放逸，当时亦莫之宗，跻之于墨，诚非其伦。自墨子没，其学离而为三，徒属充满天下。吕不韦再称“钜子”（《去私》篇、《尚德》篇），韩非谓之“显学”，至楚汉之际而微（《淮南子·汜论训》）；孝武之世犹有传者，见于司马谈所述，于后遂无闻焉。惜夫！以彼勤生薄死而务急国家之事，后之从政者，固宜假正议以恶之哉？乾隆上章困敦涂月，选拔贡生江都汪中述。

按此序作于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即西纪一七八○年，亦即“八国联军”入北京以前之一百二十年也。当时汪氏虽为墨子辩护，而结以“后之从政者”，不宜假正义以恶之；孰料当时即有一“从政者”因此假正议以恶汪中哉？且其人即汪氏相识，又孙星衍《墨子注后叙》所谓“不谋，同时共为其学，皆折衷于先生（指毕沅）。或此书当显”，而属望颇殷之“大兴翁洗马覃谿”也。覃谿即方纲，其《书墨子》有云：

有生员汪中者，则公然为《墨子》撰序，自言能治《墨子》且敢言孟子“兼爱无父”为诬墨子，此则名教之罪人，又无疑也。昔翰林蒋士铨掌教于扬州，汪中以“女子之嫁往送之门是何门？”为问；蒋不能答，因衔之，言于学使者，欲置汪中劣等。吾尝笑蒋之不学也。今见汪中治《墨子》之言，则当时褫革其生员衣顶，固法所宜矣。汪中者，昔尝与予论金石，颇该洽，犹是嗜学士也。其所撰他条亦尚无甚大舛戾。今或姑以此准折焉，不名之曰生员，以当褫革，第称曰。“墨者汪中”，庶得其平也乎？然而夷之怃然以后，则已身向正学矣；所以孟门弟子尚许之，尚惜之，书曰“墨者夷之”。若汪中，岂能当此称哉？（《复初堂文集》卷十五）

当时所谓“名教之罪人”，重则足以砍头杀身，以此归罪汪中，足见其形势之严重。而治墨学之人，乃以“墨者”为罪名之表示，更滑稽可笑也。然汪中之特识，益见其倜乎远矣！但使翁氏不为官僚而生长墨学空气稍浓之环境中，吾知其态度，亦必稍异也。

自“鸦片战争”历太平天国以迄现在，此九十余年之间，中国之巨变，二千年来所未有也。政治，社会，经济种种，莫不剧变，且至今而尚未已。俞樾序《墨子间诂》有曰：“嗟乎！今天下一大战国也。”若以今为战国，固不相同，然战国与现代之中国，其变迁之比例正相同也。盖均由此一时代过渡而达彼一划然不同之时代，亦即由此一社会过渡而达彼一社会也。当此过渡之历程中，一切与传统精神相戾，而固有文化学术皆不足以应此世变矣。于是欢迎新知，则有所谓“洋务”与“欧化”，……而以他人寻求“异教”精神，于我固有文化之中，则墨学尚矣。此一时期，关于墨学之著述甚多，不暇缕指。就其较著者言之：则有苏时学、俞樾、孙诒让、王闿运、曹耀湘及张纯一诸人，乃就全书加以校订笺注者也。其就一部分如《经上下》及《说》加以籀绎者，则梁启超、邓高镜、张其锽、谭戒甫诸人也。以印度唯识，因明，或西洋科学，逻辑，与墨学作比较研究者，则章炳麟、胡适、章士钊、冯友兰，诸人是也。汪氏《表微》不传，其于墨子生平，墨学历史，有所比辑考证者，诒让、启超之外，则陈柱、钱穆诸人也，其或于墨学茫无所知，而耳闻人言《墨》书所蕴之富，则震惊而不知所措，曰墨翟外国人也！禽滑厘外国人也！……视彼邦为神圣，等先民于愚顽，而不察两国文化情形，中外交通史迹。此亦有人焉，何足选也！

上举诸人，于墨学虽各有所得，足为此道功臣；然用力勤劬，著作精审，足以沾溉后学于无既者，则惟瑞安孙诒让；其著述甚多，而文辞畅达，使新学小生，能知有所谓墨子与所谓墨学者，则新会梁启超也。今于此二人，稍加评述。

孙氏所著曰《墨子间诂》，乃以许慎注《淮南王书》题曰《鸿烈间诂》，“间者发其疑牾，诂者正其训释”也。孙氏于经学为古文派，本说经家法，笺释诸子，故独睎慕叔重，遂用题署。其书《间诂》十五卷，以校释五十三篇之文也；《目录》一卷，考七十一篇之佚存也；《附录》一卷，则《篇目考》，《墨子佚文》与《旧叙》也；《后语》二卷，《墨子传略》，《墨子年表》，《墨学传授考》为上卷，《墨子绪闻》，《墨学通论》，《墨家诸子钩沈》为下卷也。光绪十九年癸巳十月自序。谓：

余昔事雠览，旁搜众家，择善而从。于“毕本”外，又获见“明吴宽本”顾千里校“《道藏》本”，用相勘核，别为写定。复以王念孙引之父子，洪颐煊及俞樾戴望所校，参综考读。……研核有年，用思略尽。（校记则云“覃思十年，略通其谊，凡所发正，咸具于注”。丁酉年与梁卓如书则云“揅校廿年，略识恉要”。）谨依经义字例，为之诠释。至于订补《经说》上下篇，旁行句读，正兵法诸篇之讹文错简，尤私心所窃自喜以为不谬者。

翌年，甲午夏，属吴门梓人毛翼庭以聚珍版印成三百部，质之通学。俞樾叙之，有曰：

瑞安孙诒让仲容乃集诸说之大成，著《墨子间诂》。凡诸家之说，是皆从之，非皆正之，阙略者补之。至《经说》及《备城门》以下诸篇，尤不易读；整纷剔蠹，衇摘无遗；旁行之文，尽还书观；讹夺之处，咸秩无紊。盖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也。

俞氏虽誉之如此，盖非溢美。然孙氏尚欿然不自足，谓聚珍本《间诂》成后：

吾友黄中弢学士为详校一过，举正十余事，多精塙。……余亦自续勘得义逾百事。有前误读，误释，覆勘始觉之者，咸随时迻录，别册存之。此书最难读者，莫如《经》《经说》四篇。余前以未见皋文先生《经说解》为憾。武进金武祥臧有先生手稿本，急属……驰书求假录，金君得书则自校写一本寄赠，得之惊喜累日。既又假得阳湖杨君葆彝《经说校注》，亦间有可取，因与张《解》并删简补录入册。……此书甫成，已有旋觉其误者，则其不自觉而待补正于后人，殆必有倍蓰于是者，其敢侈然以自足邪？甲辰春，取旧写别册，散入各卷，增定为此本。

此乃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四月，孙氏题“定本”《间诂》之语也。其用力于是书，前后盖三十年矣，宜其成就有非他人所及者。

孙氏训释之精勤既如此，其评骘墨学，亦有可采者。如云：

墨子……身丁战国之初，感悕于犷暴淫侈之政，故其言谆复深切，务陈古以剀今。亦喜称道《诗》《书》，及孔子所不修百国《春秋》；惟于《礼》则右夏左周，欲变文而反之质，《乐》则竟屏绝之：此其与儒家四术六艺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务为和同，而自处绝艰苦，持之太过，或流于偏激；而非儒尤乖戾。然周季道术分裂，诸子舛驰，荀卿为齐鲁大师，而其书《非十二子》篇于游夏孟子诸大贤，皆深相排笮，洙泗龂龂，儒家已然。墨儒异方，跬武千里，其相非，宁足异乎？综临厥书，释其纰驳，甄其纯实，可取者盖十六七。其用心笃厚，勇于振世救敝，殆非韩吕诸子之伦比也。庄周《天下》篇之论墨氏曰：“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又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斯殆持平之论与？（《间诂》自序）

又曰：

墨子……劳身苦志，以振世之急；权略足以持危应变，而脱屣利禄，不以累其心。所学尤该综道艺，洞究象数之微。其于战国诸子，有吴起商君之才，而济以仁厚；节操似鲁连，而质实亦过之；彼韩吕苏张辈，复安足道哉？谨……略考始末，以裨史迁之阙，俾学者知墨家持论虽间涉偏驳，而墨子立身应世，具有本末。自非孟荀大儒不宜轻相排笮；彼窃耳食之论以为诟病者，其亦可以少息乎！（《墨子传略序》）

其于墨子为所心折，而备致推崇，大抵皆此类也。

孙氏有《与梁卓如论墨子书》自述治墨经过，而望卓如致力斯学。其书略云：

曩读《墨子》书，深爱其撢精道术，操行艰苦，以佛氏等慈之恉，综西士通艺之学，九流汇海，斯为巨派。徒以《非儒》之论，蒙世大诟，心窃悕之。揅校十年，略识恉要，遂就“毕本”，补缀成注。然《经说》诸篇，闳谊眇恉，所未窥者尚多。尝谓《墨经》楬兴精理，引而不发，为周名家言之宗；窃疑其必有微言大义，如欧士亚里大得勒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惜今书伪缺，不能尽得其条理；而惠施公孙龙窃其绪余，乃流于儇诡口给，遂别成流派，非墨子之本意也。拙著印成后，间用近译西书，复事审校，似有足相证明者。……以执事研综中西，当代魁士，又夙服膺墨学，辄刺一二奉质，觊博一哂耳。……贵乡先达兰浦特夫两先生，始用天算光重诸学，发挥其恉：惜所论不多，又两君未遘精校之本，故不无望文生训之失。盖此学晐举中西，邮彻旷绝，几于九译乃通，宜学者之罕能津逮也。近欲博访通人，更为《墨诂补谊》；傥得执事赓续陈邹两先生之绪论，宣究其说，以饷学子，斯亦旷代盛业，非第不佞所为望尘拥篲，翘盼无已者也。(www.chuimin.cn)

此书乃作于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卓如则梁启超之字也。

梁氏既时称道墨义，后以维新未成避地日本，乃于壬寅癸卯间，为《子墨子学说》及《墨子之论理学》刊布于《新民丛报》，即今汇刻之题曰《墨学微》者。其《叙论》于墨子即备致讴歌景仰之忱。如：

新民子曰：今举中国皆杨也，有儒其言而杨其行者，有杨其言而杨其行者，甚有墨其言而杨其行者，亦有不知儒不知杨不知墨而杨其行于无意识之间者。呜呼！杨学遂亡中国，杨学遂亡中国！今欲救之，厥惟学墨惟无学别墨而学真墨，作《子墨子学说》。

其颂扬墨氏，视汪中、孙诒让更过之矣，乃地与时为之也。越十余年又成《墨子学案》（民国十年印行）谓“与少作全异其内容矣”，然于墨子之讴歌赞叹如故也。翌年又印行《墨经校释》一书，则孙氏昔年之所期望于卓如之旷代盛业，至是始缴卷也。且自号任公，乃取墨义，其他文字亦时言及墨学。而其文章笔锋常带感情而具魔力，为当时学界所喜诵；故虽述墨氏艰深之学，而无晦涩不明之患。墨子于此时，固如得一有力之宣传人员矣。

然梁氏为人，有才学而乏特识，故主张屡变而无一贯宗旨。距《墨经校释》印行之后一年，梁氏发布《先秦政治思想史》，一名《中国圣哲之人生观及其政治哲学》，言及墨家者几及四分之一，而对于墨子之态度则大变矣。兹试举其批评孟子诋毁墨氏之言以为例：

《学案》云：

孟子以距杨墨为职志，他说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却真能传出墨子精神，不是罪案，倒是德颂了。但他说兼爱便是无父，因此兼爱便成了禽兽。这种论理学，不知从哪里得来？（页一五一）

《思想史》则云：

今所欲质墨子者，……假令爱利有实际不能兼施之时——例如凶岁，二老饥欲死，其一吾父，其一人之父也，墨子得饭一盂，不能“兼”救二老之死，以奉其父耶？以奉人之父耶？吾意“为亲度”之墨子，亦必先奉其父矣。信如是也，则墨子亦“别士”也。如其不然，而曰吾父与人父等爱耳，无所择，则吾以为孟子“兼爱无父”之断案，不为虐矣。（页一九八）

前则为墨子辩护而反对孟子，后则为孟子辩护而诋毁墨子，时间不出三年，何为如是矛盾耶？（按“假也者今不然也”，梁氏所设二老饥欲死之例，以墨子“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何致有此困境。）

梁氏态度转变之原因，自然最为复杂，兹姑置其根本者不谈，其次要之关系，则朋友之影响也。如《公孟》篇墨子讥儒家“乐以为乐”之答案，梁氏见解，亦前后大不相同。《学案》云：

墨子更把这种观念扩充出去，以中用不中用为应做不应做的标准。凡评论一种事业，一种学问，都先问一句：“有什么用处。”如：

“问于儒者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鲁问》）（按宜改《公孟》）

这是墨学道德标准的根本义。若回答不出个“什么用处来”。那么，千千万万人说是好的事，墨子也要排斥的。（页三三）

这虽未讴歌，亦未反对也。迨《思想史》中则于此事极力反对。曰：

抑吾侪不慊于墨家者，犹不止此。吾侪以为墨家计算效用之观念，根本已自不了解人生之为何。墨家尝难儒家曰：

“子墨子问于儒者，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公孟》）

尊实利主义者，或引此以为墨优于儒之证：谓儒家只会说个“什么”，墨家凡事总要问个“为什么”。吾畴昔亦颇喜其说，细而思之，实乃不然。人类人生事项中，固有一小部分可以回答出一个“为什么”者，却有一大部分回答不出个“为什么”者。“什么都不为”，正人生妙味之所存也。为娱乐而娱乐，为劳作而劳动，为学问而学问，为慈善而慈善，……凡此皆“乐以为乐”之说也。大抵物质生活——如为得饱而食，为得暖而衣，皆可以回答个“为什么”；若精神生活，则全部皆“不为什么”者也。试还墨子之例以诘之曰“何故为生活？”墨家如用彼“所以为室”一类之答案，吾敢断其无一而可。最善之答案，则亦曰“生以为生”而已矣。墨家惟无见于此，此其所以不足为圣王之道也。（页二一二）

其毁墨子可谓至矣。而三年之中所以前后不同至于此极者，则前说为胡适化，后说为梁漱溟化（参观胡氏《哲学史》页一五三—一五五。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页一三二），“畴昔亦颇喜其说，细思之实乃不然”，即用梁漱溟之唯识学以杀胡适之实验主义也。

然梁氏之书，晚年已不甚受人欢迎，故《政治思想史》传布不如前三书之广矣。是自墨学之观点言之，梁氏宣传之功，仍浮于诋毁之罪也。

夫自乾嘉以迄今日，关于墨学之著作，多矣。吾今别为一目录，以附于下。然则此即墨学之复活耶？曰否，否。此抱残守缺之功夫，非墨家所重也，若墨子复生于今日，见此在蟫编蠹简中讨生活之情形，其必嗤之以鼻，而谓吾辈不可教矣。但非墨学有复活之机，何为《墨子》之书，又独显于此时耶？故此可谓墨学之声影而非所谓墨学之精神也。惟自清季以来，至于今日，彼抱一信仰，努力实行；“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赴汤蹈火，死不旋踵”；此有名无名为革命而牺牲之志士，斯真墨子之精神复活哉！斯真墨子之精神复活哉！

附：近世墨学书目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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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各书，自知不免挂一漏万之诮；然即此亦有尚未全读者，此表之作，欲为按图索骥之助，非敢以识途老马自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