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源流、衰败原因揭秘！

2023-11-2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是在西汉武帝时，墨学之师承家法，犹未绝也。世多有论之者，如孙氏云：犷秦隐儒，墨学亦微，至西汉儒复兴而墨学绝。谓此为第四种原因，发于墨学自身。且孟学在当时已不甚盛，至汉墨黜百家，独尊孔氏，而墨学久衰微矣。慈惠之行，在斥儒家，已无可疑。认为反革命，则于墨学之真相已有所误会。

当吕不韦、韩非之时，墨学尚盛；故《吕氏春秋·当染》篇曰：“孔墨皆死久矣，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韩非子·显学》篇则曰：“世之显学，儒墨也。”《吕氏春秋》作于秦始皇八年（其序意篇曰“惟秦八年”云云，可见其成书之时也），韩非死于秦始皇十四年，是始皇初年，墨学尚盛也。其后情形如何，记载不备，甚难揣测。《盐铁论》曰：“昔秦以武力吞天下，而斯高以妖孽累，其祸废古术，隳旧礼，专任刑法，而儒墨既丧焉。……此秦之所以失天下而殒社稷也。”（《论诽》第二十四）近人孙诒让曰：“墨氏之学亡于秦季；故墨子遗事，在西汉时已莫得其详。”然《盐铁论》有云：

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晁错》第八）

是在西汉武帝时，墨学之师承家法，犹未绝也。衡山王著述无闻，今所传《淮南王书》虽成于众手，先后不免抵牾，而于墨子尚推崇备至，益有山东墨者厕于其间参以己见也。司马迁不为墨子立传，仅于《孟荀列传》后，附著二十四字，此诚憾事。然观《序传》（《太史公自序》）云：

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他传之小序皆未及墨，而此独言之，则所附之传必较详也。今本《孟荀传》已有错简，又多缺略，如“楚有尸子长卢……阿之吁子焉”。阿非楚地，其中已有缺略矣。《索隐》云：“按《序传》孟尝君第十四，而此传为第十五，盖后人差降之矣。”今通行本则《序传》与列传次序相同，又非“唐本”之旧也。故传末之二十四字，必迁作《墨子》之传已亡，而为后人所附益，无疑已。吾所以论列此事，不厌其详者，盖淮南王安时既有墨者，迁不应如是之疏，以见墨学之在西汉，其衰微乃渐而非顿，及汉武用董仲舒之言，罢黜百家，表章六艺，其传授始绝也。

然则墨学何以由盛而忽衰耶？其所以灭亡之原因安在？世多有论之者，如孙氏云：

犷秦隐儒，墨学亦微，至西汉儒复兴而墨学绝。

似以墨之微由于秦“焚书坑儒”也。然儒与墨，一复一绝，其故则未言。

胡适于《墨学结论》则云：

到司马迁做《史记》时，……那时墨学早已销灭。……那轰轰烈烈，与儒家中分天下的墨家，何以销灭得这样神速呢？……我们可以悬揣下列的几个原因：

第一，由于儒家的反对。

第二，由于墨家学说之遭政客猜忌。

第三，由于墨家后进的“诡辩”太微妙了。（《哲学史》页二五○—二五三）

梁启超于《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更增一条，即《庄子·天下》篇所谓：

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

谓此为第四种原因，发于墨学自身。虽他自己是极崇拜墨子的人，但不必为墨子讳。而于胡氏之说亦仅补充而未推翻也，按胡氏所举一二两条谓墨家遭人反对而已。然孟子虽骂墨子为“无父”为“禽兽”，而墨家何尝不“非儒”耶？且孟学在当时已不甚盛，至汉墨黜百家，独尊孔氏，而墨学久衰微矣。至政客所猜忌者，不独墨家；儒家亦尝为其所攻击也。即胡氏所举《韩非子·五蠹》篇，其反对儒家，甚于墨家，今不必缕述，阅者取而对比读之可耳。其已为胡氏所征引者，如：

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兼爱（原作廉爱）之说；……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

慈惠之行，在斥儒家，已无可疑。廉爱即如胡氏改为兼爱，篇内明言“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是韩非半以攻击儒家也。《管子》书杂，虽攻击墨家，亦时有非儒之言；然其姊妹书如《晏子》，非甚拥护墨家耶？故一二两事，尚非墨家灭亡之真因。

其所谓“诡辩太微妙”，梁氏谓应改为“诡辩太诡”。胡氏释之曰：

别墨惠施公孙龙一班人，有极妙的学说。不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来讲解，却用许多极怪僻的“诡辞”，互相争胜，终身无穷。那时代是一个危急存亡的时代，各国所需要的乃是军人政客两种人才，不但不欢迎诡辩，并且有人极力反对。

胡氏乃引《韩非子》之语及《吕氏春秋》孔穿论公孙龙一事以为佐证。夫施龙非墨家，已详于前矣。《墨经》虽简奥，除杀盗非杀人外，均常识所许也，不为诡辩。则所谓诡辩太微妙，乃名家所以亡，非墨家所以亡也。至《韩非子》所反对，不独“微妙之言”与“坚白无厚之辞”也，即“政”“军”之学，亦非其所喜。故曰：

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五蠹》篇）

是第三事决非墨家所以灭亡之原因也。

梁氏所举墨道大觳之说，亦非真因。如果此为真因，则墨子之学，应“及身而绝”，何以成为显学，经二百年而后灭亡耶？

梁胡之说既不可信，尚有两种新说乃绝相反者。一以墨家为革命派，曰：

墨学灭亡的真正原因，到底在哪里呢？就在农工阶级的失败。……因为当秦末时农工阶级由陈涉吴广领导发难，起而革命，虽能以“耡耰棘斤因利乘便”而亡秦室，终于领袖被戕，军事失败，被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泗上亭长刘季坐收渔人之利了。自此以后，这个地主阶级掌握政权，将农工阶级压在底下，供其剥削。后者既被屈服，则代表他们利益的墨学不能幸存，自是意料中的事。所以墨学……独消灭于汉初，主要原因全在于此。（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页一七四）

此说如果成立，则嬴秦政治必为墨家所反对，陈吴革命又为其所亲身参加也。然事实不如此，陈吴革命既未见其热烈参加，而嬴秦统治反有拥护之嫌疑矣。（其证据详下）(www.chuimin.cn)

又一说则以墨子为反革命派，曰：

他这一派在当时完全是反革命派。结果他是敌不过进化的攻势，尽管他和他的弟子们有摩顶放踵赴汤蹈火的精神，死力挣扎着自己的存在，然而终竟消灭了。这正是社会的进展取辩证式的证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初版，页七二—七三）

此似以消灭即为其罪恶，乃落井下石之论也。认为反革命，则于墨学之真相已有所误会。其消灭与否乃适不适，而非尽由善不善。若因“敌不过进化的攻势”，则应亡于庄孟荀韩争鸣之日，何以骤衰于“阴阳五行”家横行之际，而全亡于“内方士，外儒家”之董仲舒学说得势之候耶？故所谓“社会的进展”尚未足以证明也。

以上各说，既均有未安，兹就愚见述之如次：

（一）墨学自身矛盾也

墨子以兼爱非攻相号召，此不易实现之说也。在外有国界，内有阶级之世界，则有所爱有所不爱，甚或于彼憎之甚，即所以于此爱之篇，故别士之见亦系事实，无可厚非矣。且墨家非攻，而是诛，而是杀盗，已非兼爱而陷于矛盾。虽以其墨辩之精，而陷于“杀狗非杀犬”“杀盗非杀人”之谬误以终，可见实无善法，足以弥缝补缀此一缺憾也。

（二）理想之过高也

墨子以贱人出身，而其学说亦以贱人为立场者也。故其日常生活，如工作，享用，娱乐，一切以当时贱人生活为标准（《节用》《节葬》《非乐》等），此种学说与生活，仅于贱人方面发展，自无滞碍，然墨子则欲推及于各方面也。于是自非贱人之士君子则以为“其道大觳”或“役夫之道”；而自更彻底贱人化之学者，若陈仲、许行、宋钘，其生活刻苦或尤有甚焉而不以为觳矣。且以役夫之道为标准，而欲以兼爱相号召，已嫌其法不善；而此种学说，岂独在当时不易实现，即二千年后，能实行者又有几耶？理想过高，自是灭亡之一因，则正以其革命而非反革命之故也。

（三）组织之破坏也

《庄子·天下》篇言当时墨者。夫儒为普通学派，虽分为八，无碍其发展也。墨为一有严密组织之团体，一经分裂，其害甚大。以近事喻之：清代汉学家，其中门户分争，无甚关系；若康有为之今文学，则维新，保皇，已类政党，一致分裂则易召灭亡矣。且非独团体扩大，份子复杂始然也，即在墨子生时亦有不率教者，如《耕柱》篇言：“我岂有罪哉？吾反后。”墨子曰：“是犹三军北，失后之人求赏也。”其中已含一背师之事实矣。迨后如秦墨者唐始果之嫉谢子（见《吕氏春秋·去宥》篇），又可谓卖友矣。夫墨本以组织严密而骤盛也，今既分裂而彼此背驰，则其组织破坏，此所以速亡之主因也欤？

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

似当时“钜子”之继承已发生问题，而无法解决也。《韩非子·显学》篇云：

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

（四）拥秦之嫌疑也

秦灭六国，本与墨家非攻之义不相容也。然秦于尚贤尚同之义则有相近者。且自孝公以后甚排斥邹鲁之儒术，《商君书》以《礼》《乐》《诗》《书》诸事为六虱，荀卿之答应侯范雎既誉秦风俗之善，而终曰：“其殆无儒耶？”（《强国》篇）李斯虽为荀卿弟子，秉政则焚《诗》《书》，可见其与儒家之不相容矣。当昭王时秦尚无儒，而在惠王时，则墨者钜子腹 pagenumber_ebook=253,pagenumber_book=240 已居秦而与惠王接近，又有唐姑果在王左右，是秦已有墨也。其后关系如何，无从考证，然实有媚秦之痕迹。如墨家之徒缠子与儒家之徒董无心相见讲道，缠子称墨家佑鬼神。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赐之九十年。（《论衡·福虚》篇）本书《明鬼》篇秦讹为郑；九十作十九，则以本书为是也。然墨子生平尝称晋文公之节俭（见《兼爱》中、下及《公孟》三篇，又《亲士》《所染》亦言及之），而未尝一及秦穆公。盖穆公生既无明德可言，死而杀“三良”以殉大背墨家《节葬》《兼爱》之义也。无心难以“尧舜不赐年，桀纣不夭死”，固为诚矣。王充且近难以秦穆公晋文公。曰：“……穆者误乱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误乱之行，天赐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夺之命乎？案穆公之霸，不过晋文，晋文之谥，美于秦穆；天不加晋文以命，独赐穆公以年，是天报误乱，与穆公同也。”王氏所驳，更切理而无可易矣。然此妖妄之言，何自来耶？窃疑秦国已盛之后，仕秦而堕落之墨者，造之以媚秦王也。盖穆公既非墨子所喜，今《明鬼》篇增窜之迹，尚显然可见。其本文云：

昔者秦（原作郑，下同）穆公，当昼，日中处乎庙；有神入门而左，人面鸟身，素服三绝，面状正方。秦穆见之，乃恐惧奔。神曰：“无惧！帝享女明德，使予锡汝寿十年有九。使若国家蕃昌，子孙茂，毋失秦。”穆公再拜稽首曰：“敢问神名？”神曰：“予为勾芒。”若以秦穆公之所身见为仪，则鬼神之有，岂可疑哉？（《明鬼下》）

此事之可疑，则周宣王，燕简公四人，皆言受罚，此独受福，而穆公之明德，又未必高于宣王，此其一也。其他四人之事，皆说明出处，著在周燕宋齐之《春秋》，此独不言，其可疑二也，故秦穆公之赐寿乃后来窜入，毫无可疑矣。夫《左传》之袒魏，子夏吴起之徒以媚魏也；《春秋》为汉制法，今文家以妖言媚汉也；“其处者为刘氏”，古文家增之以媚后汉也。不图墨家后学亦有此佞谄之行为，岂墨子明鬼之始愿所及哉？且陈涉吴广之起也，儒者实曾参加。《史记·儒林传》曰：

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此儒家参加此次革命运动之明证，而墨家则虽参加似不甚显著也。故以陈吴之失败，为墨学衰亡之因者，似未察乎此也。拥秦而不革命，此失墨子之旨矣；然最少有一部分如此，而为世诟病，此所以汉兴而儒墨一起一蹶也欤？

注：

《盐铁论·褒贤》第十九，大夫曰：“戍卒陈胜，释鞔辂首为叛逆，自立张楚。素非有回由处士之行，宰相列臣之位也，奋于大泽，不过旬月，而齐鲁儒墨缙绅之徒，肆其长衣，长衣官之也。负孔氏之礼器诗书，委质为臣，孔甲为涉博士，卒俱死陈，为天下笑。”文学曰：“……陈王赫然奋爪牙为天下首事，道虽凶而儒墨或干之者，以为无王久矣，道拥遏不得行，自孔子以至于兹，而秦复重禁之故发愤于陈王也。”此虽兼及墨，而参加之情形，不得而详。

凡此所述四端皆由墨学本身之缺点，而外界之反对不与也。然其缺点何以适暴露于秦汉之际耶？曰：墨学本以旧贵族社会之崩溃而发生，在改革过程中其主张虽激，尚有以活动也。迨变革已经完成，政局稳定，此反统治阶级之学派，非所宜也。堕落之墨者虽媚秦以图自存，然秦之治为阳法而阴儒，汉之治乃阳儒而阴法，墨学于是遂亡矣。

虽然，墨学非真能亡也，其直接影响而发为行动者，有许行及任侠一派。而其尚同重功利，见取于法家；节用平等，见取于道家；儒家受其影响则尤深。《荀子·儒效》篇，分俗儒、雅儒、大儒三等。其论俗儒曰：

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衣冠行伪，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是俗儒者也。

岂惟俗儒如此？孟子荀卿想可谓雅儒或大儒矣，然司马迁非谓其“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耶？儒者受墨家影响之深，非可尽指，尤以《易传》之《文言》，《礼记》之《大学》与《礼运》大同之说，最为彰显。王夫之曰：一圣人死，其气化为数十贤人；孰谓墨子禽滑厘诸人之学，一朝而斩焉以尽，澌焉以亡也耶！

墨学源流、衰败原因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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