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君虽时赐答辩，或加修正，然仍自信甚坚，最后乃成《墨子学辨》一书，为其定说。所谓此文，即《墨子学辨》也。故有印欧民族之称。故以墨子肤色之黑而论，适足证其非婆罗门人也。予在拙作《墨子非印度人论》中有曰：其以索卢参为印度字译音，则视索卢参三字‘尤奇’。今观《学辨》则曰：索卢参，余初疑其为印度人，而‘索卢参’三字即印度语译音。其二，后秦有索卢曜，见《晋书·姚苌载记》，称为敦煌索卢曜云。......
2023-11-26
墨学源流：知识论与辩学精要
【摘要】：前者惟在自悟，故有《墨经》中之知识论；后者用以悟人，故有其辩学。兹先略述其知识论而后及其辩学之大要。《墨经》最重知识，谓生人之所以生，乃在有知也。此三条均论知识。察与辩，则知之著且明者也。故欲得著明之知识，尚须有待也。由传闻而得之知识谓之闻。盖墨子本注重知识，又与其弟子，多参加实际生产事业，日积月累，亲身之经历既多，后学继此精神，加以组织之，说明之，故成绩独为高卓也。
《墨经下》云：
物之所以然，与所以知之，与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说在病。
《说》曰：物：或伤之，然也。见之，智也。告之，使知也。
墨子之学，爱与智并重，“物之所以然，与所以知之”，智之事也；而墨子乃宗教式之教育家，“有道肆相教诲”，“遍从人而说之”，则“所以使人知之”，亦必有其术矣。前者惟在自悟，故有《墨经》中之知识论；后者用以悟人，故有其辩学。《经》中辩学尤详，乃有《墨辩》之称，其他科学，几为辩学所掩矣。兹先略述其知识论而后及其辩学之大要。
《墨经》最重知识，谓生人之所以生，乃在有知也。故曰：
生，形（旧作刑）与知处也。
卧，知无知也。
梦，卧而以为然也。
平，知无欲恶也。（均《经上》）
此以肉体与知觉相合为生，不言神魂，乃后学修正墨子之说也。虽有知而暂时无知为卧，虽无知而自以为有知为梦，知无欲无恶则其平常状态，皆以知为言。
然则人何以能知？《经上》曰：
知，材也。
《说》曰：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目（原作“若明”，从《墨经通解》改）。
知，接也。
《说》曰：知：知也者，以其知过物而能貌之。若见。
，明也。
《说》曰：
：
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
此三条均论知识。“知材也”者，言人必须具所以知之材质，始能有知；如目所以见也，若为青盲，则无见矣。“知接也”者，以其与物相接，而能得其情状，若眼之见也。若不能接物而貌之，则虽有见之林，亦所谓“视而不见”矣。
“
，明也”者，不独见之，且能明察秋毫，故论物而其知之也著矣。所知至此境地，则如《经上》云：
闻，耳之聪也。
循所闻而得其意，心之察也。
言，口之利也。
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
察与辩，则知之著且明者也。
何以能得著明之知识？首在于求。《经上》曰：
虑，求也。
《说》曰：虑：虑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
《说文》，“虑，谋思也”。心有所思，而求其通，若方法不当，未必能得其所求也。《庄子》云：“知者谟也。知者之所不知，犹睨也。”（《庚桑楚》篇）与此喻正同。故欲得著明之知识，尚须有待也。
《经上》曰：
知：闻，说，亲。
《说》曰：知：传受之，闻也。方不
，说也身观焉，亲也。
由传闻而得之知识谓之闻。闻亦有不同，故曰：
闻：传，亲。
《说》曰：闻：或告之，传也。身观焉，亲也。
读书之所得，讲演之所听，本为求知之一法。但飞语流言，如市中有虎，曾参杀人之类，或告之传闻也。亲从某书所得，亲从某所听，亲闻也。吾人于历史所得知识，多此类也。
“‘方不
说也’者，谓由推论而得之智识也‘说，所以明也’（本《经》文）；
即障字；方，如《史记》‘见垣一方’之方。据其所已知以推见其所未知，是之谓‘所以明’，是之谓‘说’。儿童触火而得灼，所触此火也，他火非待一一触之，而莫敢或狎者，能推焉而知不障也。”（此用梁氏校释语）《经说下》所谓：
在外者，所（不，邓高镜云此不字衍）知也。或曰：“在室者之色，若是其色。”是所不知若所知也……外，亲知也；室中，说知也。
此乃“说知”之确例也。
“身观焉，亲也”者，即五官亲历所得之经验以成知识也。科学实验，多属此类。但亦有非五官之经验所知者，如时间观念是也。《经下》云：
知而不以五路说在久。
《说》曰：知：以目见，而目以火见，而火不见，惟以五路知。久，不当以目见，若以火见。
“久”即“合古今旦暮”（《经说上》）也，是为时间。五路即五官，时间全凭记忆，非五官之感觉可得，故曰知而不以五路也。
此《墨经》中知识论之概略也。墨家在此方面，其所成就，视同时他家为高。盖墨子本注重知识，又与其弟子，多参加实际生产事业，日积月累，亲身之经历既多，后学继此精神，加以组织之，说明之，故成绩独为高卓也。当时重要学派，如儒家之求知识，多在诵说，道家多重冥想，名家则颇以文字语言为游戏；因均脱离生产关系也。惟墨家则闻见思维之外，能动手实验，乃有真知灼见，与他家迥殊矣。《经下》云：
知其所以不知，说在以名取。
《说》曰：知：杂所知与所不知而问之，则必曰：“是所知也，是所不知也。”取去俱能之，是两知之也。
此与《贵义》篇墨子讥瞽者知白黑之名而不能取（引见第七章），其义相同。盖不独知其名而已，须能实验而应用之，乃其特有之精神也。
夫知物之所以然，与所以使人知之，其方法不同。譬之于病，身体某部受伤，物之当然也，诊断何以受病，物之所以然也，著为医书，或告之病者，所以使人知之也。此《墨经》之说，已引于前矣（本节之首）。然吾国后来，多失此旨，今如翻阅古医书，则满纸荒唐之言，仿佛“道可受而不可传”矣。论文学艺术，则动曰“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仿佛孔子之性与天道虽子贡亦不可得而闻矣。此种反科学之神秘主义，于学术之传播殊有碍，其过在不重辩也。墨子之重辩，已述于前，墨家后学，则本其旨，而于辩学有所发明。
《经上》云：
辩，争彼也。辩胜，当也。
《说》曰：辩：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不当若犬。
此以辩胜为当，可见其注重之甚。反之若谓辩不能定是非真伪，则不当。故《经下》曰：
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
《说》曰：谓：所谓，非同也，则异也。同，则或谓之狗，其或谓之犬也。异，则或谓之牛，其或谓之马也。俱无胜，是不辩也。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
辩既如是之重要，然则其用安在？其法如何？《小取》篇曰：
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乃也）。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
此辩之效用与方法也。其方法之最要者，在“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试就《墨经》之言，加以说明：
《经上》云：
名：达，类，私。
《说》曰：名：“物”，达也；有实必待之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
此名之种类也。
《经上》又云：
名实合，为。
《说》曰：……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志行，为也。(www.chuimin.cn)
《经上》又云：
举，拟实也。
《说》曰：举：告以是名，举彼实也。
此所谓举也。“以名举实”者，盖谓名能拟其实也。即通常所谓名实相符，看似容易，非有正名之功，亦无以举其实矣。（按《经上》有云：“谓、移、举、加。”《说》曰：“谓、命狗、犬、移也，狗、犬、举也，叱‘狗’加也。”彼“举”似有举例之意，与此微异。）
“以辞抒意”者，辞即今人所命题，合二名以表一意也。《经》内于辞意二名，均无说，惟《大取》篇云：
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三物必（毕也），具，然后足以生。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今人非道无所行，唯（虽也）有强股肱，而不明于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
此于用辞抒意之道，言之甚详；非如此，则“蔽于辞而不知实”，“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急，辩而无用”（均荀子评惠施语）矣。
“以说出故”者，“说，所以明也”（《经上》），“故”则《经上》云：
故，所得而后成也。
《说》曰：故：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然。若见之成见也。
“故”即今逻辑中所谓原因，“小故”乃必要原因，“大故”乃充足及必要原因也。用言语说明此种因果关系，即所谓以说出故也。
此上所言，乃思辨之原则。至其所用之辩论术，则《小取》篇列有七法：
（一）或——或也者，不尽也。
《经》上云：“尽，莫不然也。”不尽，则有不然者矣。此或即今所谓盖然判断。
（二）假——假也者，今不然也。
此即所谓假言命题，事出假设，故曰“今不然也”。
（三）效——效也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
法即《经上》所谓“法，所若（顺也）而然也”。似即今所谓“前提”。效为演绎，所效者即前提也。故须视其是否中效，以定是非。
（四）辟——辟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
辟即譬喻。《荀子·非相》篇：“谈说之术，分别以喻之，譬称以明之。”《说苑·善说》篇谓譬乃“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也。故曰举他物而以明之。
（五）侔——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
侔乃比辑相类之辞，以明其并行不悖也。如墨子谓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以与杀人之多少相侔。（见《明鬼下》《非攻上》）公孙龙谓“是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而非龙异‘白马’于所谓‘马’，悖”（《公孙龙子·迹府》篇），皆侔之用也。
（六）援——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今人所谓“援例要求”，即援之用也。
（七）推——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他者同也”，吾岂谓“他者异也？”
“推”即归纳法。“取”是举例，“予”是断案，吾人举若干个体之事物，知其如此，遂谓凡与所已举之诸例同类者，亦必如此。即所谓以其所不取者。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亦即所谓“以类取，以类予”也。
此七法，皆墨家所用之辩论术，其中有得有失。故《小取》篇又曰：
辞之侔也，有所至而止。其然也，有其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辞，行而异，转而危（诡也），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
《小取》篇作者，虽如此叮咛，使人慎重，但篇中即有谬误之处。如前所举“杀盗非杀人”即为诡辩，盖误用“援”而有此失也。“世有彼而不自非”，墨者奚独不可以“援”耶？此其致误之由矣。
且墨家虽有此许多辩之方法，而应用未能纯熟，有流于极端谬误，矛盾冲突者。如《经下》有两条，皆论狗犬问题。其一条曰：
狗，犬也；而杀狗非杀犬也，可。说在重。
《说》曰：狗：狗，犬也；谓之杀犬，可。若两
。
其又一条曰：
知狗而自谓不知犬，过也。说在重。
《说》曰：知：知狗者重知犬，则过；不重，则不过。
此两条《经》与《说》各不相同：前一条，《经》以“杀狗非杀犬也，可”；《说》似以“杀狗非杀犬也，不可”。后一条，《经》以“知狗而自谓不知犬，过也”；《说》则似以“知狗而自谓知犬为过”。此《经》与《说》互相矛盾之证也。然则孰可，孰悖耶？吾窃以为前一条《说》是（“狗，犬也，谓之杀犬，可”）而《经》非，后一条则《经》是（“知狗而自谓不知犬，过也”）而说非也。惟近人如梁启超胡适皆不知其谬误，矛盾，而牵强附会，曲成其说，殊可怪诧矣。（梁氏说见《墨经校释》各条下。及《墨子学案》页一一八。胡氏说见所著《哲学史》页二四二。）今试用《墨经》之论理法式，以明此二条之然否。
《经上》云：
同：重，体，合，类。
《说》曰：同：二名一实，重同也。不外于兼，体同也。俱处于室，合同也。有以同，类同也。
今二条均曰“说在重”，是狗与犬“二名一实”也。亦犹孔子即仲尼，梁任公即饮冰室主人也。故：
狗，犬也；“杀狗”谓之杀犬，可。
知狗而自谓不知犬，过也。
此两辞所抒之意，实无误也。反之，如：
杀狗非杀犬也，可。
知狗者重知犬，则过。
此则如：
叔孙武叔毁仲尼非毁孔子也，可。
知饮冰室主人同知梁任公，则过。
其为谬误，仅凭常识，即可决之矣。
《尔雅》云：“犬未成豪曰狗。”梁胡均引以说此经。果如此种解释，则狗与犬为体同而非重同，失《墨经》所谓“说在重”之旨矣。兹姑以此为例，则《经》与《说》仍不可通，而梁胡之言，亦难成立也。夫“不外于兼，体同也”，则狗为犬之一部分，当然不外于犬矣。亦犹“上海民众”为“中国人”一部分，墨翟禽滑厘为墨家一部分也。今曰：
杀狗非杀犬也。
知狗者重知犬则过。
是犹谓：
“五卅”“一二八”所杀之“上海民众”，非杀中国人也。
知墨翟禽滑厘者，重知墨家，则过。（此条有过，因不重也。详后改正经文中。）
可耶？不可耶？吾知仅凭常识亦可决之矣。梁胡二氏竭力为之曲解，是何意耶？
《墨经》虽多不解者，就所能解之诸条而言，从无如此矛盾冲突也。所以致误之由，推想不出二途：在“白马非马”“狗非犬”之诡辩空气中，欲证“杀盗非杀人也”之合理，故有此谬误之论而不自觉，此其一也。或《经》典《说》本不误，而后人为施龙之说所蔽，因读此经，妄加改窜，此亦可能也。由后之说，则《经》与《说》原文，须如次：
（一）狗，犬也；而杀狗非杀犬也，悖说。在重。（“悖”原作“可”。或原作“不可”，夺一“不”字。）
《说》曰：狗，犬也；谓之杀犬，可。若两
。（照原文）
（二）知狗而自谓不知犬，过也。说在重。（照原文）
《说》曰：知：知狗者重知犬，则不过。不重，则过。（上“不过”原作“过”，下“过”原作“不过”，今将“不”字移于上。）
如此，则庶几“可”而“不过”矣。然如“杀盗非杀人也”一辞，为庄荀诸子所讥者，终难解免；则吾所改正之《经》与《说》，恐未必即合《墨经》著者之原意也。此虽小有所失，而墨家辩学之成就，终在各家以上，非儒道法名诸家所能望者。治《墨辩》之人，分别观之可耳。（此节征引既嫌太繁而解释则又太简。阅者可参观梁氏《学案》页七八—一四二或胡氏《哲学史》页一九一—二二七。两书解释较详也。但此节与二人观察批评不同。阅者宜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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