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源流：真墨、别墨与非墨的辨析

2023-11-2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韩非尚叹墨子不复生，无以定世之学；今欲定真墨、别墨至为困难也。但墨家乃有严密之组织者，其真别虽不易分析，墨与非墨固易决定。梁启超著《墨者及墨学别派》将宋钘，尹文，许行，惠施，公孙龙，魏牟均纳于其中，末列一表以尹文施龙许行，游侠家为墨学“别派”，宋钘则列为“正统派”矣。此事作俑于胡氏，梁钱二氏则承讹袭谬，而变本加厉者。在儒墨则视为实有绝对。此非墨氏节用之旨也，故以非墨家之匡章犹知讥之。

韩非尚叹墨子不复生，无以定世之学；今欲定真墨、别墨至为困难也。但墨家乃有严密之组织者，其真别虽不易分析，墨与非墨固易决定。如前《传授表》所列诸人之为墨者，已无疑问；若不言其为墨者，思想行动，又复不类，则不独非“真”，亦不得谓之“别”也。世之学者，不达此理，则多援引他家以入墨，无以明学术实际情形，殊非所宜。胡适著《哲学史》，以惠施，公孙龙及其他辩者，列于“别墨”（《中国哲学史大纲》第八篇）。梁启超著《墨者及墨学别派》将宋钘，尹文，许行，惠施，公孙龙，魏牟均纳于其中，末列一表以尹文施龙许行，游侠家为墨学“别派”，宋钘则列为“正统派”矣（《墨子学案》页一六○）。钱穆之“《墨子》”，于《南方墨学的崛起》则述“墨子的再传弟子许行”（按误在以许行为许犯，辩见前）；于《中原墨派之新哲学》则仅述“首倡万物一体论的惠施，创建新心理学的宋钘”二节；于《辩者和别墨》，所述则以公孙龙一人为详。凡此犹黎丘奇鬼，效人子侄昆弟之状（其喻见《吕氏春秋·疑似》篇），以伪夺真，所述乃他家之学而非墨学也。此事作俑于胡氏，梁钱二氏则承讹袭谬，而变本加厉者。兹取其第一人惠施为例，一加分析，则其妄自显，而他可类推矣。

胡氏述惠施之学，其“结论”曰：

惠施说一切空间时间的分割区别，都非实有；一切同异，都非绝对：故下一断语道：“天地一体也。”天地一体即是后来庄子所说：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因为“天地一体”，故“泛爱万物”。

夫以庄子与惠施相契之深，如送葬遇惠施之墓，伤之曰：“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庄子·徐无鬼》篇）则二人所说，自有相同之处。但《齐物论》既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即曰：

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

是与惠施仍有不同也。至一切区别，同异，都非实有，非绝对，此庄惠所同也。在儒墨则视为实有绝对。而墨家尤甚，故“所非必同非之，所是必同是之”，为其尚同之义。今以其同于庄者，遂谓同于墨，可乎？

《韩非子·说林上》载慧子（卢文弨曰，慧惠同）之言曰：

往者东走，逐者亦东走；其东走则同，其所以东走之为则异。故曰同事之人之不可不审察也。

惠施与庄子虽往逐或异，然尚有东走之同；其与墨家则背道而驰矣。然胡氏之“结论”又曰：

“泛爱万物”，即是极端的兼爱主义。墨子的兼爱主义，我已说过，是根据于“天志”的。墨家的“宗教的兼爱主义”，到了后代，思想发达了，宗教的迷信便衰弱了，所以兼爱主义的根据也不能不随着改变。惠施是一个科学的哲学家，他曾做“万物说”，说明“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所以他的兼爱主义，别有科学——哲学的根据。

墨子兼爱之说，后学有所修正，此诚事实。但惠施是否信仰兼爱，尚有问题，不得以“泛爱”一词，即谥为“极端的兼爱主义”也。盖“泛爱”一词，《论语·学而》篇亦有之，吾人能谓孔门亦持兼爱主义乎？且墨家之兼爱，以为非攻根据也；不能非攻，则不足以云兼爱，遑论极端的兼爱主义!惠施则何如？《吕氏春秋·不屈》篇曰：

惠子之治魏为本，其治不治。当惠王之时，五十战而二十败，所杀者不可胜数，大将爱子有禽者也。大术之愚，为天下笑，得举其讳；乃请令周太史更著其名。（高注，言惠王比惠子于管夷吾，欲更其名，名仲父之名也。）围邯郸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罢潞（露），国家空虚，天下之兵四至；众庶怨谤，诸侯不誉。谢于翟翦而更听其谋，社稷乃存。名实散出，土地四削魏国从此衰矣！

高诱注有曰：

言惠王用惠子之谋，为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又将复之，恐不胜用，乃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此所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故曰“大将爱子有禽者”矣。

若依高氏之说，则孟子所论惠王之行事，惠施实应负其责任。《孟子·尽心下》篇云：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www.chuimin.cn)

公孙丑问曰：“何谓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

梁惠王尊惠施为“仲父”，且欲法尧禅舜，传国于惠施（均见《不屈》篇），得君如此其专，魏国之政，惠施自负其责也。然则“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即惠施“泛爱万物”之注释欤？好战不爱如此，与墨家根本精神不合，而谓之“极端的兼爱主义”“别有科学——哲学的根据”，不知惠施何修而得此荣誉于身后耶？且惠施之行事悖于墨义，不仅此也，《不屈》篇又云：

匡章谓惠子于魏王之前曰：“蝗螟，农夫得而杀之，奚故？为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数百乘，步者数百人；少者数十乘，步者数十人：此无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

此非墨氏节用之旨也，故以非墨家之匡章犹知讥之。惠施之辩护则曰：

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筑乎城上，或负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睎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使工女化而为丝，不能治丝；使大匠化而为木，不能治木；使圣人化而为农夫，不能治农夫。施，而（而，能也）治农夫者也，公何事比施于胜螟乎？

惠施以城者为言，颇似《耕柱》篇为义如筑墙之喻；所不同者彼以筑，欣（掀），实壤，平列分工，施则仅操表掇而为监督者矣。以农夫比无知之丝与木，此亦失伦，非墨子平等精神；岂其“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之哲学，非常人所能共喻欤？惠施虽辩。此所答则未能解匡章之讥也。故阳翟大贾（吕不韦）及其门客，即历举惠施种种失政，而终之曰：

“仲父”，大名也，让国，大实也，说以不听不信；听而若此，不可谓工矣；不工而治，贼天下莫大焉。幸而独听于魏也！以贼天下为实，以治之为名，匡章之非，不亦可乎！

吕氏之豪侈，尚以匡章之讥为然；以与“度身而衣，量腹而食”（《鲁问》篇语），或“自苦为极”者相较，岂有万分之一相类？列之墨家，实“狂举”也。

惠施之为人，盖擅才而以善辩为名。故庄子曰：

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庄子·天下》篇）

逞其诡辩而无一定宗旨，是以“去尊”而又王齐，自相矛盾，匡章讥其言行到逆（《吕氏春秋·爱类》篇）。（或谓“去尊”亦与墨家尚同之说相违，则不尽然。墨虽尚同，欲行其义，非尊君上之个人也。）平日好战，有时虽“欲以齐荆偃兵”（《韩非子·内储说上》），乃折张仪连魏之谋也，亦犹军阀偶言和平，非信墨氏非攻大义，亦其矛盾之一端耳。其人不重道德，以庄子之逍遥高蹈，薄楚相而不为，尚欲以梁国吓之，而疑奋其相位，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秋水》篇）。故《天下》篇论惠施既惜其才，又曰：

弱于德，强于物，其涂隩矣。

要之，惠施乃言而不行者，以墨子之语衡之，则“言不足以迁行而常之，是荡口也”（《贵义》篇），正惠施之谓矣。

夫黎丘之鬼，尚似丈人之子，惠施于墨，学说既相反（详后），行事又无一相似也。且《庄子·徐无鬼》篇载庄子语惠施曰：“然则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果孰是耶？”惠子曰：“令夫儒墨杨秉，且方与我以辩，相拂以辞，相镇以声，而未始吾非也，则奚若矣？”是则惠施之学自其友人庄子观之，与施之自白，均在墨家以外也。胡氏列之墨家，真不可解。然当日既无人纠正，且多漫然附和之者。梁启超于《墨子学案》既曰：“胡适谓《天下》篇所谓‘别墨’，即施龙一派，可谓特识。”（页一六五）于《先秦政治思想史》又曰：“墨家后学……其最著者，则有惠施公孙龙一派，世称之‘别墨’。……惠施言‘泛爱万物，天地一体’；……是皆能忠于其教者。”（页二二二）钱穆则言：“胡氏所说，在墨家理论的演进一面。实在是阐发得很明白的。”（《墨子》页六十）皆有赞叹而无修正，遂致墨学之系统不明，而为他家所顶替，失吾人求真求信之旨矣。

此论惠施，自嫌繁冗；然知惠施不独非“别墨”，并不得为“墨”，实在墨家学派以外也。其他如宋钘、许行、公孙龙辈，亦仅能谓受墨氏影响较深，亦不得狂举为墨也。明乎此，始可读《墨经》。

墨学源流：真墨、别墨与非墨的辨析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