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源流：墨子的宗教信仰

2023-11-2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墨子以贱人出身而欲于政治，社会有所改造，且以贱人为标准而行之，则欲鼓动当时之贱人，于其传统之精神信仰不能不有所破坏，以别图建立，此势所必然也。墨子于此方面，所以摧陷廓清旧信仰者，则有《非命》；代之而起者则为《天志》《明鬼》。盖此种人事方面，墨子之意以为皆由人力而非天命。墨子既将命定说举而破之矣，在当时之社会思想与一般人之程度，不能无所信仰也，于是有《天志》《明鬼》。

墨子以贱人出身而欲于政治，社会有所改造，且以贱人为标准而行之，则欲鼓动当时之贱人，于其传统之精神信仰不能不有所破坏，以别图建立，此势所必然也。墨子于此方面，所以摧陷廓清旧信仰者，则有《非命》；代之而起者则为《天志》《明鬼》。

大凡命定之说，其用有二：人当困苦颠沛之时，欲有以自慰而无悔恨者，则命之效也；在阶级社会中，若印度之四姓，欲使被压迫者，处之而无怨尤，此麻醉之功，则亦命之效也。然此虽略分为二，其阻人努力向上，则一而已矣。墨子乃代表贱人者，以久被压迫麻醉之贱人，而欲有所树立，则于命定说，不可不先举而粉碎之也。

墨子推原命定说之由来，曰：

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述也），非人者之言也。（《非命下》）

其证据何在？则曰：

然今以命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于此乎不而（能也。）矫其耳目之欲，而从其心意之辟，外之驱骋田猎毕弋，内湛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庙，其言不曰“吾罢（疲也）不肖，吾听治不强”，必曰“吾命固将失之”。虽昔也三代罢不肖之民，亦犹此也。不能善事亲戚君长，甚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饥寒冻馁之忧，其言不曰“吾罢不肖，吾从事不强”，必曰“吾命固将穷”。昔三代之为民，亦犹此也。

昔者暴王作之，穷人术之，此皆疑众迟朴，先圣王之患也，固在前矣。（《非命下》）

桀曰：“时日曷丧？”（《尚书·汤誓》）（夏曾佑云：时日，言生之时日，即命也。与纣称有命在天同意。前人以天上之日不丧解之，又讹为桀失日。恐非。）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西伯戡黎》）此命为暴王所作之明证。盖不独其失败以此自解，即其肆于民上，以为固然。穷人既受其麻醉，学者则从而引伸之发挥之以为学说，若《庄子·大宗师》诸篇，《列子·力命》篇所载，即其至完备之命定说也。然墨子当时所得见之命定说，乃孔子一派。如：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篇）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又《宪问》篇）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又《颜渊》篇）

此儒家之命定说也，墨子深反对之。《公孟》篇云：

公孟子曰：“贫富寿夭，错然在天，不可损益。”又曰：“君子必学。”子墨子曰：“教人学而执有命，是犹命人葆（葆，言包裹其发）而去其冠也。”

子墨子谓程子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不必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

《非儒下》篇则曰：

有（又）强执有命以说议曰：“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知力，不能为焉。”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贱天下之人者也。

此皆墨子批驳儒家有命之说，以为足丧天下而贼天下之人，则其恶之深矣。

墨子更就一般命定说加以批驳则以社会种种不善，乃“执有命者，以杂于民间者众”。（《非命上》）其言曰：

执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命虽强劲何益哉？”上以说王公大人，下以驵（阻）百姓之从事。故执有命者不仁。……不可不明辨。（《非命上》）

执有命者之不仁安在？墨子曰：

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朝晏退，听狱治政，终朝均分，而不敢息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治（强，勤也），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知，内治官府，外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农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捆布 pagenumber_ebook=131,pagenumber_book=118 ，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

今虽（唯）毋在乎王公大人蒉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纴矣。王公大人怠乎听狱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则我以为天下必乱矣；农夫怠乎耕稼树艺，妇人怠乎纺绩织纴，则我以为天下衣食之财将必不足矣。（《非命下》）

有命之害如此，故墨子遂强非之也。盖此种人事方面，墨子之意以为皆由人力而非天命。是以事之成败，

天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见命焉。（《非命中》）

又曰：

夫岂可以为命哉？故以为其力也。（《非命下》）

有力而无命，墨子所以能鼓动贱人者在此，墨子所以能日夜不休，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者在此，墨学所以优于儒家者，此其一也。惟二千年来，墨学既微，儒家有命说以外，更益以道家之有命说，并输入印度佛教之有命说，流于中国社会，遂致中其毒而各安天命不知进取，以呈暮气沈沈之现象而不易振拔；安得如墨子其人者，倡《新非命》论以廓清此种病态哉！

墨子既将命定说举而破之矣，在当时之社会思想与一般人之程度，不能无所信仰也，于是有《天志》《明鬼》。

天之有意志，本墨子以前旧说，即孔子亦承认之。如

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篇）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又《述而》篇）

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又《子罕》篇）(www.chuimin.cn)

但此非孔子之所常言，故子贡曰：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篇）

墨子则不然，以“天志”为“法仪”。《天志中》曰：

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之（志），辟人无以异乎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轮人操其规，将以量度天下之圜与不圜也，曰：“中吾规者谓之圜，不中吾规者谓之不圜。”是以圜与不圜，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则圜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将以量度天下之方与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谓之方，不中吾矩者谓之不方。”是以方与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则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观其行，顺天之意，谓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谓之不善意非。观其言谈，顺天之意，谓之善言谈；反天之意，谓之不善言谈。观其刑政，顺天之意，谓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谓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仪，将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与不仁，譬之犹分黑白也。

然则天之意志果何如？

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之所不欲也。止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又欲上之强听治也，下之强从事也。上强听治，则国家治矣；下强从事，则财用足矣。……故唯（毋）明乎顺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则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天志中》）

是天之意志，即墨子之意志也。《天志上》曰：

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

是天所赏罚，亦即墨子之赏罚也。后世秘密社会之恒言曰，“替天行道”，此则“天替墨子行道”矣。法人福禄特尔（Voltaire）有言曰：“上帝如为吾人所需要也，则不妨以己意制造之。”墨子之“天志”，其有福氏此种态度欤？故其言虽不免矛盾互见，驳而不醇，吾人可不必深论也。

墨子之《明鬼》，亦犹《天志》也，乃以其有用而制造之者。按墨子以前，对于鬼神已有不信者，然一般平民则甚敬虔而恐怖之。《左传》昭七年云：

郑人相惊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则皆走，不知所往。铸刑书之岁（昭六年）二月，或梦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将杀带也。明年壬寅，余又将杀段也。”及壬子，驷带卒。国人益惧。齐、燕平之月（七年正月）壬寅，公孙段卒，国人愈惧。……子产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及子产适晋，赵景子问焉，曰：“伯有犹能为鬼乎？”子产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冯依于人，以为淫厉。况良霄……敝邑之卿，从政三世矣。……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冯厚矣。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乎？”

由此事观之，一则可见社会迷信之深；二则就子产之言而论，仅取精用弘之贵族始能有鬼，而平民无鬼也；三则其鬼仅能报仇而无善恶之判断。墨子利用此种平民之迷信，而所明之鬼，则稍加修正，盖非仅复仇而能赏善罚暴也。

是故子墨子曰：“当若鬼神之能赏贤如罚暴也，盖本施之国家，施之万民，实所以治国家、利万民之道也。若以为不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洁廉，男女之为无别者，鬼神见之；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见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洁廉，见善不敢不赏，见暴不敢不罪。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明鬼下》）

此其藉鬼神之制裁，以防止相恶相贼而增长相爱相利也。

至鬼神是否确有其物，墨子虽引种种证据，亦未足以得有识者之信从也。然墨子之本意，似不斤斤于有无之辩，乃仅就其效果言之者。

子墨子曰：“古之今之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为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虽使然，然而天下之陈物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则先死者非父则母，非兄而姒也。今絜为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诚有，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饮食之也，岂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诚亡，是乃费其所为酒醴粢盛之财耳。自夫费之，特注之污壑而弃之也；内者宗族，外者乡里，皆得如具饮食之。虽使鬼神诚亡，此犹可以合欢聚众，取亲于乡里。”（《明鬼下》）

父母兄姒皆得饮食，是墨子已破庶人无鬼之谬见矣。盖在贵族专政之社会，不独人有等级，而鬼亦与之相应而有其等级。墨子主张平民能祀天，又人各有鬼，故虽未能破除迷信而有其进步之特点在也。其为祭祀，谓“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欢聚众，取亲乎乡里”，则“明鬼”固有其交际娱乐之利益，在此方面鬼之有无何必深辩哉！

墨子《节葬》而《明鬼》，同时兼行，王充深加非难，曰：

墨家之议自违其术，其薄葬而又右鬼，……则夫死者审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恶薄，以薄受死者之责，虽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则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则其薄葬非也。术用乖错，首尾相违，故以为非。非与是不明，皆不可行。（《论衡·薄葬》篇）

是以墨子《节葬》《明鬼》为自相矛盾也。近人夏曾佑之论则与王氏不同。曰：

儒家以君父为至尊无上之人，以人死为一往不返之事（无鬼神，则身死而神亦死矣）。以至尊无上之人，当一往不返之事，而孝又为政教全体之主纲，丧礼乌得而不重？墨子既欲节葬，必先明鬼（以有鬼神，则身死犹有其不死者存，故丧礼可杀。天下有鬼神之教，如佛教、耶教、回教，其丧礼无不简略者），既设鬼神，则宗教为之大异。有鬼神则生死轻，而游侠犯难之风起，……有鬼神则生之时暂，不生之时长，肉体不足计，五伦非所重，而平等、兼爱之义伸。（《中国古　代史》第一册，页一三○）

夫鬼神有无，别为一事，而节葬与明鬼非相冲突，则夏氏之言为得其实也。

要之，墨子于信仰方面之成就，在其破坏而不在其建设。故《非命》之义，千古不可磨灭；而《天志》《明鬼》乃藉以坚平民之信仰而增其勇气也。盖当时平民，久受贵族之压迫，一旦欲使其有所建树，则每易气馁。今有天以助其相爱相利而去其相恶相贼，鬼神又于不知不觉之间，为之赏善罚暴，自易信从其说而无所畏葸矣。西方宗教中人之祷告，曰予甚软弱，愿上帝给我以勇气！墨子之《天志》《明鬼》，正给贱人以勇气也。至墨子自己，信天信鬼至何程度，则正难言。《鲁问》篇载墨子告曹公子曰：

夫鬼神之所欲于人者多，欲人之处高爵则以让贤也，多财则以分贫也。夫鬼神岂唯擢季拑肺之为欲哉？今子处高爵禄而不以让贤，一不祥也；多财而不以分贫，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犹百门而闭一门焉，曰盗何从入？若是而求福于有怪之鬼，岂可哉？

《公孟》篇云：

子墨子有疾，跌鼻进而问曰：“先生以鬼神为明，能为祸福，为善者赏之，为不善者罚之。今先生圣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虽使我有病，鬼神何遽不明？人之所得于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劳苦，是犹百门而闭一门焉，则盗何遽无从入？”

此墨子告智识稍高者之言也，均以百门而闭一门为喻，则鬼神于人之祸福，其力亦百分居一而已，可谓微矣。

《艺文类聚》引《墨子》有云：

禽子问：“天与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为仁。……民衣焉，食焉，死焉，地终不责德焉。故翟以地为仁。”（毕沅辑《墨子佚文》）

此以地为仁，则必以天为不仁矣，与《天志》说相违；纵非墨子之言，亦必墨家后学对《天志》说之修正也。故后期墨家亦多不说天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