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经济学：节用利与义调和

墨子于团体生活，既有其政治理想；于物质生活，则有其经济学说。

墨子之经济学说，其方法在节用，而其目标则在“利”。按在古代文献中，如《易经》之卦爻辞，不言利者甚少。自孔子出，则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篇）门人记其平日言论，则曰：“子罕言利”。（《子罕》篇）以利与义相对立而不言，于是樊迟学稼学圃，则斥之曰：“小人哉，樊须也！”（《子路》篇）是以儒家多与生产关系脱离，而成一“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荷蓧丈人”讥子路语）之寄生阶级。在道德方面，则仅问动机而不言功效；故其影响也，善者则有“知其不可而为之”（“晨门”论孔子之语）之态度，恶者则流于空谈心性而无补社会国家。故自孔子以后，孟子则云：“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董仲舒则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凡儒家正统派，大率以义与利为不相容也。墨子贱人，亦即小人，故不讳言利。且以利与义调和之，融合之，此墨子与儒家之异也。但墨子之利，非自私自利而为天下之公利，或彼此之互利；故常曰“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见《尚贤下》《尚同下》《非攻下》《节葬下》《天志下》等篇），曰“交相利”（《兼爱中下》等篇），而未尝以自利为言也。盖墨子所倡导之至德要道曰兼爱，爱而不利，则流为空言，故常以爱与利并言。如“兼而爱之，从而利之”（《尚贤中》），如“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中》），“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法仪》），随在可见，无俟一一举之也。

然则利之之道奈何？则节用是也。墨子之时，铁器虽已应用，一切皆系手工生产，农业初盛，地利亦无由尽量发展，积极增加生产，事所难能也；故与其他圣贤一律，皆自消极以言节用。惟墨子以贱人（平民）之生活为标准，观察当时当权之人，不能生产而徒然浪费有用之财，以日事奢侈，不免愤激。故《七患》篇曰：

以其极赏，以赐无功；虚其府库，以备车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宫室观乐。死又厚为棺椁，多为衣裘。生时治台榭，死又修坟墓。故民苦于外，府库单（尽也）于内，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

此言其生死均有害于下民也。《辞过》篇则就此观点，更分析言之曰：

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必厚作（籍也）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

当今之主，其为衣服，则……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衣之。……

今则……厚作敛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人君为饮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

当今之主，其为舟车……全固轻利皆已具，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人君为舟车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奸邪……

虽上世至圣，必蓄私，不以伤行，故民无怨。宫无拘女，故天下无寡夫；内无拘女，外无寡夫，故天下之民众。当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故民少。

此皆就平民生活为标准以估量统治阶级之举动，而谓其宫室、衣服、饮食、舟车，蓄私皆过于浪费，乃暴夺民衣食之财，而使男女寡拘也。

自墨子观之，当时之统治阶级，不独其“生活”浪费民衣食之财也，若依其所谓礼俗，则“死亡”亦浪费也。故墨子曰：

此存乎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存乎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乎诸侯死者，虚府库，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圹，又必多为屋幕……齿革寝而埋之，而后满意。送死若徙，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节葬下》）

此自贱人方面言之，则所埋者皆其衣食之财，而为人所暴夺者也；所杀以殉之人，则又其同类之亲矣，安得不非焉？

墨子以同一观点，对于音乐亦以为亏夺民衣食之财而反对之。故《非乐上》篇曰：

今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既已具矣，王公大人肃然奏而独听之，将何乐得焉哉？其说将必与贱人与君子听之。与君子听之，废君子之听治；与贱人听之，废贱人之从事。今王公大人唯毋（毋，语辞）为乐，亏夺民之衣食之财，以拊乐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凡此所引，皆墨子就特权阶级奢侈之消费，加以攻击，而欲有所变革者也。于是乃就积极方面提出各种办法，以为经济上合理之生活标准。

墨子救浪费之方法，则在节用。曰：

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节用中》）

奉给民用则止者，乃今所谓生活必需品也；加费不加利者，奢侈品也。故曰：“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节用上》）又曰：“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辞过》）于是推之饮食衣服宫室均有所规定：

古者圣王制为饮食之法，曰：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味之调，……俛仰周旋威仪之礼，圣王弗为。

古者圣王制为衣服之法，曰：冬服绀之衣轻且暖，夏服绤之衣轻且凊，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宫室之法……曰：其旁可以圉风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洁可以祭祀，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则止。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节用中》）

其他如舟车之类亦有所规定（见《节用中》及《辞过》），无非以矫一部分人之奢侈而用平民为标准也。而于当时厚葬之俗，亦以同一态度矫正之。《节用中》篇曰：

古者圣王制为节葬之法，曰：衣三领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于泉，流不发泄，则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丧用哀。

《节葬下》则曰：

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犹尚有节；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于此乎子墨子制为埋葬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菹漏，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佴乎祭祀，以致孝于亲。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

两法相同，故汪中以圣王之法即墨子自为之法也。

至于音乐，则以为“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非乐上》）于是视为浪费，而欲完全去之，非徒节也。故曰：“圣王不为乐。”（《三辩》）又曰：“今天下士君子，诚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察也）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非乐上》）

凡此乃墨子就消费方面，主张节用之大旨也。

墨子不仅注重消费已也，而生产之增加，尤为斤斤于怀，但彼时无足以利用增加生产之工具如机器，故在人力方面尽量以求增加效果。

一主张人人劳作。曰：

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非乐上》）

墨子之意盖以为人与禽兽异者也，禽兽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爪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虽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纴，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禽兽异者也，君子不强听治则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则财用不足。（亦见《非乐上》）若不赖其力，而欲享受，则认为：

不与其劳，获其实，已非其有所取之故。（《天志下》）(www.chuimin.cn)

于是“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矣。此墨子之注重劳动也。

二曰各尽所能。《节用中》云：

凡天下群百工，轮车、匏（此即《考工记》之鲍、为攻皮之工）、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

《耕柱》篇载墨子之言，则曰：

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

此足以见其学重分科，事重分工矣。

三则注重以时生财。《七患》篇曰：

为者疾，食者众，则岁无丰。故曰：财不足则反之时，食不足则反之用。故先民以时生财。

既主以时生财，则凡费时而不生财者，墨子均反对之。何以非乐？则以乐与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与贱人听之，废贱人之从事。君子不强听治则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则财用不足。（详《非乐上》）何以反对久丧？曰：“使王公大人行此，则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实仓廪；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则必不能修舟车，为器皿矣；使妇人行此，则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细。计厚葬为多埋赋之财者也，计久丧为久禁从事者也。财以成者，挟而埋之；后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犹禁耕而求获也。”（《节葬下》）因主以时生财，故《庄子·天下》篇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盖不独栖栖以行其道，亦汲汲为天下生财也欤？

此上三法固足以增加生产，然墨子之意，人口之增加，亦视为生产之手段。故《节用上》既患人之难倍，于是主张早婚。曰：

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不惟使民蚤处家而可以倍与？

盖当时农业初盛，地力尚未开发，故常以“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为虑，此春秋战国之际所有现象也。《国语·越语》云：“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此勾践生聚之法也。《韩非子·外储说右》篇：齐桓公下令于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此《国语》《管子》所未载，或亦春秋末年以后所托者欤？墨子既欲众民，故凡有妨碍人口之增加者，即示反对。故曰：“兴师以攻伐邻国，久者终年，速者数月，男女久不相见，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节用上》）又曰：“今唯（毋）以厚葬久丧者为政，……此其为败男女之交多矣。……众之说无可得焉。”（《节葬下》）此以妨碍人口增加之观点，反对攻伐与久丧也。以同一理由亦反对蓄妾，故曰：

内无拘女，外无寡夫，故天下之民众。……君实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当蓄私不可不节。（《辞过》）

此皆注重增加人口，而欲间接使生产增加也。（按墨家早婚之主张，自不如三十而娶，二十而嫁之善，但儒家此种主张，见于《曲礼》《尚书大传》《周礼·媒氏》，其发表也似甚晚。《左传》言“国君十五而生子”（襄公九年），孔氏家庭及仲尼弟子，凡有年可考者，似以早婚为多。盖战国中叶以后，人口似渐过庶，故《韩非子》五蠹诸篇已有当世人多之忧。墨子言战争俘虏则系操以归，孟子言系累其妻子，皆用作奴隶以从事生产，盖有地以安置之也。战国晚年则有坑降卒之风气。儒家晚婚之说，似生于此种环境之中，亦可以窥社会变迁之剧矣。）

以上所述，为墨子于生产方面之主张。彼之汲汲生财，仿若孟子所讥“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何为若是之不惮烦耶？盖欲实现一理想之社会也。彼所谓理想之社会，则能“兼相爱，交相利”者耳。故至手舍余力，不以相劳；隐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余财，不以相分。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尚同中》）此墨子之所大恶也。其理想之一境，则：

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此安（乃也）生生。（《尚贤下》）

又曰：

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天志中》）

此皆墨子所欲实现之理想，于分配方面求其平均也。

墨子此种节用之经济学说，即音乐亦加反对者，是否合理？《三辩》篇载：

程繁问于子墨子曰：“圣王不为乐？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聆缶之乐。今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此譬之犹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弛，无乃非有血气者之所不能至邪？”

此一疑难，则墨子之答覆甚为牵强，兹不备引。其后荀子作《富国》篇亦就墨子之说加以批评。曰：

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

又曰：

夫有余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天下之公患，乱伤之也。胡不尝试相与求乱之者谁也？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非将堕之也，说不免焉。

又曰：

天下敖然，若烧若焦；墨子虽为之衣褐带索，嗷（与啜同）菽饮水，恶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

《富国》篇此种言论，以人无娱乐，则生活枯燥，若烧若焦，诚中其弊。但谓不足乃墨子之私忧遇计，而非天下之公患，则殊不然。盖墨子以“贱人”生活为标准，不足乃为公患，并非过计；荀子之学乃立于“王公大人”方面者，故以乱为公患，有余不足，则视为私忧，固未能了解墨子之深心也。

然则墨子甘于若烧若焦之节用生活，而终不欲较进一步耶？是殆不然。《非乐上》曰：

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刍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字也）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以万民之利否为标准，故虽与人之心理相违亦主张非乐。若万民生活之水准提高，则吾人亦不妨随之稍高；颇与后世所谓“后天下之乐而乐”相类。《说苑·反质》篇云：

禽滑厘问于墨子曰：“锦绣，将安用之？”墨子曰：“恶！是非吾用务也。……今当凶年，有欲予子随侯之珠者，不得卖也，珍宝而以为饰；又欲予子一钟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将何择？”禽滑厘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穷。”墨子曰：“诚然，则恶在事夫奢也。长无用，好末淫，非圣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

此说如可信，墨子之意，固非终于若烧若焦以自若为极也，特视社会之生活程度为标准，先质而后文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