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源流：考证《墨子》

墨子未尝自著书也，今所传《墨子》书，乃墨翟弟子及其后学所记述，缀缉而成者。（言墨子未自著书，于墨子之价值无损，在古代文具艰难，而识字者不多，在一时之效用，著述未必优于口说。故释迦牟尼，耶稣基督，均未自著书也，其于世界宗教之影响何如？苏格拉底亦未自著书也，于西洋学术，影响又何如？在墨子以前，孔子明言述而不作，虽作《春秋》，然因鲁史，实犹未作也。）《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七十一篇，《隋书·经籍志》则云十五卷，目一卷。庾仲容《子钞》(见高似孙《子略》）则十六卷，马总《意林》仍之，盖合目于本书也。《唐书·经籍志》则言十五卷，与今本卷数同。毕沅云：“宋亡九篇，为六十一篇，见《中兴馆阁书目》。实六十三篇，后又亡十篇，为五十三篇，即今本也。本存《道藏》中，缺宋讳字，知即宋本。”（《墨子注叙》）

今本《墨子》十五卷，五十三篇，既非墨子所著，亦非某一人所著，又非一时所成者。故视如“墨学丛书”最为恰切。

此五十三篇，胡适、梁启超均分为五组，颇便说明，兹取其分类，有未安者，别为解释：

甲三篇中，《亲士》杂道家言，如“铦者必先挫”“错者必先靡”“甘井近竭，招木近伐”“太盛难守”之类是也。《修身》为儒家言，汪中《墨子序》谓：“其言淳实与曾子立事相表里，似七十子后学者所述。”最近实情。毕沅以此二篇“无称‘子墨子云’，疑翟所著也”。今人尚有从其说者，殊未确。《所染》篇亦见《吕氏春秋》。汪中谓：“墨子盖尝见染丝者而叹之，为墨子学者增成其说耳。故本篇称禽子，《吕氏春秋》并称墨子。”然染苍则苍，染黄则黄，有似性论，殆出各家性说已盛之后欤？故梁氏谓“道三篇非墨家言，纯出伪托”。乙类四篇，《间诂》谓：盖《天志》《节用》《非乐》之余义。梁氏谓：“这四篇是墨家记墨学概要，很能提纲絜领，当先读。”

右二十四篇多“子墨子曰”字，乃门弟子记墨子之言。惟《非攻上》《非儒下》则否，虽非记墨子之言，然于墨氏宗旨，固无悖也。至每题各有三篇，俞樾《墨子间诂序》曰：

墨子死，而墨分为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今观《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异，而大旨无殊；意者此乃相里相夫邓陵三家相传之本不同，后人合以成书，故一篇而有三乎？

梁氏本之则曰：“每题各有三篇，文义大同小异，盖墨家分为三派，各记所闻。”此殆不然。盖仅字句之繁简不同，而非相对立也。今人陈柱曰：

余意墨子随地演说，弟子各有纪录，言有时而详略，记有时而繁简，是以各有三篇。当时演说，或不止三次，所记亦不止三篇。然古人以三为成数，……故编辑《墨子》书者，仅存三篇，以备参考，其或以此乎？（《墨学十论》页二十四）

按陈氏之言，较得其实，惟尚未注意时代先后，与其进步之故耳。

鲁胜《墨辩注叙》云：“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又曰：“《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即指卷十各篇，似以为墨子所自著也。毕于《经上》云：“此翟自著，故号曰《经》，中亦无‘子墨子曰’云云。”梁氏亦言“《经上下》当是墨子自著”。然汪中即不以此说为然，曰：“《经上》至《小取》六篇，当时谓之《墨经》，庄周称‘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以坚白异同之辨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者也。公孙龙为平原君客，当赵惠文、孝成二王之世，惠施相魏，当惠、襄二王之世，二子实始为是学。是时墨子之没久矣。其徒诵之，并非《墨子》本书。”（《墨子序》）孙氏《间诂》亦与汪氏之说相类，曰：“以下四篇，皆名家言，又有算术及光学、重学之说，精眇简奥，未易宜究。其坚白异同之辩，则与《公孙龙》书及《庄子·天下》篇所述惠施之言相出入。……则似战国之时墨家别传之学，不尽墨子之本旨。毕谓翟所自著，考之未审。”胡适因汪、孙之说，乃谓其中所言，与惠施、公孙龙最为接近。惠施、公孙龙之学说，几全在此六篇内。故以为此六篇乃惠施、公孙龙时代之别墨所作。翟自著与施龙所著，两说不同，究以何者为是乎？曰《经上下》决非墨子所自著，即鲁胜谓之《辩经》，名亦不当。盖所研讨者非仅名学，实包形算诸科也。墨子重谈辩而尚制器，故谓墨子自著固非，谓乃施龙一派所为，则亦失当。殆如荀子《正名》与孔子“必也正名”之说，由略而详，由粗而精乎？其非施龙一派所作，则章士钊《名墨訾应论》始述其故。曰：

墨惠两家，凡所同论之事，其义无不相反。……细绎两家词意，似墨义先立，惠义破之，惠家来攻，墨家复守，有如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而墨子九拒之者然。以如此互相冰炭之两宗，并作一谈，谓其是一是二，夫亦可谓不思之甚者矣。

其后作《名墨訾应考》言之尤详。其意以为不独《墨经》非施龙之徒所作，即施龙亦不得谓“别墨”也。此六篇盖均墨家后学所著。

此五篇乃墨家后学记墨子一生言论行事，体裁颇近《论语》，作“墨子言行录”读可也。

此十一篇言守城备敌之法，盖墨家后学，因墨子非攻御寇之术，精研以成者。《史记》言墨翟善守御，盖指此。《汉书·艺文志》兵技巧家注云：“省《墨子》重”，则刘氏《七略》入兵技巧家者，当即此《备城门》以下诸篇也。

《墨子》书之内容，大致如上。然七十一篇之本，乃由刘向校定，著于《别录》，而刘歆《七略》及班固《艺文志》因之者也。是则由墨子弟子迨刘向之世，皆有造作之可能。今之五十三篇，其作成之期，果何如乎？此亦颇堪研讨者也。

夫墨子学说之中坚，在《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即前所谓第二组诸篇也。此诸篇文字繁衍而质朴，多与其他各组不同。何以如此？则观田鸠之对楚王，可明其故矣。《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云：

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而不辩，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令晋为之饰装，从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

此所谓“不辩”即“不文”，故曰“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盖文字朴僿，而无修辞之功也。“其言多”者，则字句繁衍而不简要，是也。合此“多而不辩”之条件者，则以第三组各篇为多。

按第三组各篇字数，据卫聚贤所统计如下。（《古史研究集》二、册下、页五五二）

由此观之，则自《天志》《非乐》《非命》上篇外，大抵以中下篇之文为多也。

至其不辩，亦有可得而言者：盖此诸篇乃弟子就墨氏语录，连缀成篇，亦有称之为演讲体者。其中语句或为当时方言俚语。今尚有可言者：

（甲）引《诗》多散文化。如《尚贤中》云：

《周颂》道之，曰：“圣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于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与天地同常。”

“其有昭于天下也”，俞樾云:“……增‘其’‘有’‘也’三虚字，则非颂体矣”，因疑有错误。又《非攻中》云：

《诗》曰：“鱼水不务，陆将何及乎！”

王念孙《读书杂志》云：“陆将何及乎，不类诗词，乎字盖浅人所加。”（或云：“乎盖兮字形近之讹。”恐亦未谛。）

《兼爱下》引《周诗》：“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视。”今《小雅·大东》篇无两“之”字也。又云：

始尝本原先王之所书，《大雅》之所道，曰：“无言而不仇，无德而不报。”

今《大雅·抑》篇，无两“而”字也。

凡此改诗为散文以就当时口语之体，昔人多未达其故。盖墨子非乐，而古所谓乐，即《诗》之加以弦歌者也，故亦非《诗》而改为散文。俞王诸氏疑非颂体，或不类诗词，欲加删改以就古诗之形式，皆失墨子本旨矣。

（乙）引古书多改为当代语。《尚同下》云：

于先王之书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

《明鬼下》云：

然则姑尝上观乎夏书，《禹誓》曰：“……予非尔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罚也。”

若此类增助词“也”字者甚多，非今本《尚书》所有，盖改以就当时口语也。

《非乐上》云：

于《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　……”

在肯定句中，以所介之目的格“野”，置于介词“于”之上，此古今所少有者，亦与下文“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不同。惟《左传》有云：

谚所谓“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谓矣。（昭十九年）

语法正相巧合。或墨子偶改以同当时之俗谚欤？

（丙）多采通俗之语词入文。如《尚贤中》：

古者圣王“唯毋”得贤人而使之。

贤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

《尚贤下》：

今“唯毋”以尚贤为政其国家百姓。

然昔吾所以贵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临众发政而治民，使天下之为善者，“可而”劝也，为暴者“可而”沮也。（“可而”宜与天志上、“且语有之曰、‘焉而’晏曰、‘焉而’得罪、将恶避逃之”之“焉而”参阅。盖皆俗语也。）

《节葬下》：

今“虽毋”法执厚葬久丧者言，以为事乎国家。

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

书中用“唯毋”者甚多，（虽毋，亦作唯毋解。）其字或作“毋”，或作“无”，皆是语词，非有实义也。向来多不得其解，毕本改“毋”为“”，苏疑毋为“务”字之假借，均非；惟王氏《读书杂志》始知其义。按“唯”作“唯毋”此乃当时俗词，《墨子》初采以入文，《管子·立政九败解》篇亦用之，乃袭《墨子》之文也。此外“可而”“焉而”若此类者甚众，恐均为俗词。

在春秋战国之际，虽曰言文一致，然尚有“雅言”与非雅言之别（《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亦犹今日所谓“官话”与方言也。墨子中此第二组诸篇，既多用方言；又以宣传其说于当时贱人之前，故多反复申说，不厌其详。此所以有多而不辩之讥也欤？

但在第二组中，各篇亦不一致，如《兼爱上》《非攻上》，推理缜密，措辞简要，则“辩而不多”矣。持以与中下篇比较，则有一绝大鸿沟，上篇应用《墨经》之辩证法，求于论理上获一根据；且《非攻上》无“子墨子曰”，《兼爱上》仅云“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非攻上》之辞句，大都取之《天志下》篇末段。然一经改易，优劣迥殊，真有点铁成金，化臭腐为神奇之妙也。）此乃墨家辩学进步后之产物，决非与中下篇同时写成也。以吾所观察，《兼爱》《非攻》乃均下篇最先写成，次有中篇，再次始有上篇，今本就质以分，故列为上中下也。论字数则下篇最多，中篇次之，上篇最简。以古代帛书之繁，有如是现象，颇可异也。就思想言，其方法则中下篇应用墨子三表之法，所谓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故多引传说及《诗》《书》以为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上篇则应用推论也。中篇与下篇孰先孰后，颇难断定。《兼爱中》言“譬若挈太山越河济也”，下篇则曰“犹挈泰山以超江河也”，语更夸诞，似“中”先于“下”矣。然下篇举汤不惮以身为牺牲作兼爱之证，犹明鬼之习也。《非攻中》篇言南则荆吴之王，北则齐晋之君，又言陈蔡亡于吴越之间，似有吴未亡时之背景。下篇则言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是吴已亡矣。而于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言非所谓攻，所谓诛也，既已矛盾，又各举鬼神迷信之事为证，则又似下篇先于中篇也。此虽不易断定，惟较上篇多而不辩，固无可疑矣。

据此多而不辩之说，吾颇疑楚王与田鸠之时，墨家学说所发表者（最少为二人所得见者），仅为《尚贤》《尚同》《兼爱》《非攻》之中下，《节葬》《明鬼》下、《天志》上中下、《非乐》上、《非命》上下诸篇，盖皆多而不辩也。余如《非儒》则多而辩，《尚贤》《尚同》《兼爱》《非攻》上、《节用》上中、《非命》中，或少而不辩，或辩而不多，固非田鸠与楚王所论及也。

田鸠时代之墨学书，仅此多而不辩之诸篇。已如上述。然则田鸠果何时人乎？按此楚王不知为谁，但《吕氏春秋·首时》篇言：

田鸠欲见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见。客有言之于楚王者。往见楚王。楚王说之，与将军之节以如秦。至，因见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www.chuimin.cn)

《史记·苏秦列传》言：“秦孝公卒，惠王方诛商鞅，疾辩士。”故弗用苏秦之言。田鸠三年弗得见，则必在此时也。其后则腹唐姑果均见信于惠王矣。惠王在位（西纪前337—前311）适当楚威王怀王之世，惠王晚年，秦楚国交不睦，战争时作。然则田鸠为楚使秦，或在惠王初年，其当楚威王之世乎？（西纪前337—前328之十年内）此时约当墨子卒后七十年左右也。

《墨子》书中有辩而不多者，则第三组各篇是已。此果何时所写成？则当然在田鸠与楚王讨论以后。《庄子·天下》篇曰：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

是《天下》篇之著者，已见《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之写成也，《骈拇》篇曰：

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已。

鲁胜以《经》及《经说》四篇为《墨辩》，是《骈拇》篇著者，亦见此四篇之写成也。《天下》《骈拇》如真为庄周所著，是在庄子以前已通行于墨家矣。《大取》《小取》二篇，此时尚无所闻，至《荀子·正名》篇则有曰：

见侮不辱，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也，此惑于用名以乱名者也。验之所以为有名，而观其孰行，则能禁之矣。

按荀子所驳乃见《大取》《小取》二篇中。《大取》篇曰：

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己在所爱，爱加于己。伦列之爱己，爱人也。

此即“圣人不爱己”也。《小取》篇曰：

盗，人也；多盗　，非多人也；无盗，非无人也。奚以明之？恶多盗，非恶多人也；欲无盗　，非欲无人也。世相与共是之。若若是，则虽“盗，人也；爱盗，非爱人也；不爱盗，非不爱人也；杀盗，非杀人也”，无难矣。

此即所驳“杀盗非杀人也”。（按《庄子·天运》篇亦言：“杀盗非杀人，自为种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骇，儒墨皆起。”此似泛论，非专驳墨家，故不取。）然则此六篇殆楚威王以后，至荀子以前，始先后写成，而《兼爱上》与《非攻上》应用“墨辩”之严密推理，简净深刻，无丝毫天鬼迷信之见，亦产生于是时欤？

第四组各篇，迟早颇不一律，但早者亦在第二组以后，盖其言均辩而不多也。《公输》篇文甚辩而无盈辞，视《战国策·宋策》《吕氏春秋·爱类》篇为早；故篇中无“百舍重茧”（《宋策》语）“裂裳裹足，日夜不休”（《爱类》篇语）一类夸饰之辞。惟《耕柱》篇有云：

昔者夏后开使蜚廉采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是使翁难乙（孙云当作益雉以）卜于目若之龟……乙又言兆之由曰：“飨矣！逢逢白云，一南一北，一西一东。”九鼎既成，迁于三国。

此以“国”“北”为韵而句不顺，王树枬、刘师培、张纯一并改“国”为“邦”则东邦韵也。按邦而为国，此汉人避高祖讳改之；夏后启作开，亦汉人避景帝讳改之也。此虽不能断定《耕柱》为汉景帝以后人所作，最少此一节为景帝以后人所加，则无可疑，盖他篇之“邦”“启”字均未改也。《耕柱》篇又有“子墨子说，而召子禽子”之语，则此篇必为禽滑厘派之后学所述者也。然则由《耕柱》至《公输》五篇，或起于第二组以后，至汉而始完成之也。

第五组诸篇，今人朱希祖论此十一篇乃汉人伪书。其证有四：

（一）多汉代官名。（如城门司马，城门侯，都司空，执盾，中涓，曹，关内侯，五大夫，公乘，二百石之吏，三百石之吏等。）

（二）有汉代刑法制度。（如城旦、蔺石等）

（三）多袭战国末及秦汉诸子。（如《备城门》袭《管子·九变》）

（四）多言铁器，与墨子时代不符。

他说：“《号令》《杂守》诸篇，皆言边县，系汉代燕赵诸侯王备边塞时所作守城书，而托之墨子。”（原文见《清华周刊》三十卷九期。此据钱穆著“墨子”转录。）

按《号令》篇苏氏《刊误》谓“盖出于商鞅辈所为”，《杂守》篇多与《备高临》诸篇重复，予向草《墨子学辨商兑》一文，即疑其伪，朱氏定为汉人所作是也。但其他诸篇则为战国时，墨家后学，因墨子守御之法，推衍以成者，尚非汉人之作也。盖朱氏所举汉代官名及刑法制度，则均出于《号令》《杂守》。《备城门》与《管子·九变》，其中结构相似，而一简奥，一明畅。试录于下以资比较：

《墨子》：凡守圉之法。城厚以高；壕池深以广。楼揗，守备缮利；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人众以选，吏民和，大臣有功劳于上者多，主信以义，万民乐之无穷。不然，父母坟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泽之饶足利；不然，地形之难攻而易守也；不然，则有深怨于适（敌）而有大功于上；不然，则赏明可信而罚严足畏也。（《备城门》）

《管子》：凡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数以至焉。曰：大者亲戚坟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则州县乡党与宗族足怀乐也。不然，则上之教训习俗慈爱之于民也厚，无所往而得之。不然，则山林泽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则地形险阻易守而难攻也。不然，则罚严而可畏也。不然，则赏明而足劝也。不然，则有深怨于敌人也。不然，则有厚功于上也。（《九变》）

读者于文体方面加意审察，则《管》之袭《墨》而非《墨》之袭《管》，不亦灼然可见矣乎？朱氏谓“剿袭《管子》而故为顺倒错乱”，殆过言也。

墨子生前数十年，已有铁器。如《左传》昭二十九年云：凡第五组中由《备城门》至《备蛾傅》七篇，为战国时代作品，当无可疑，盖所为设计者，规模均小，似为晚周弱国，勉图守御之方，于汉无所用之也。在十五卷中四篇则《号令》《杂守》固为汉人所作，即《迎敌祠》《旗帜》两篇亦有可疑。《迎敌祠》云：

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

鼎而能铸《刑书》，则当时冶铁之业，似已有相当程度。今世出土之鼎乃有铜而无铁者，以铁易养化而锈蚀，不能保存于土中，非古无铁鼎也。然此乃生铁所铸，而由熟铁锻炼而成者，则见《管子》《荀子》《韩非子》及《史记·范雎传》等，则战国实已入铁器时代也。今人多据秦始皇销兵器以为金人十二，金人乃铜人，因谓战国兵器尚用铜。其实始皇所销者，或为无用之钝器，时方备胡，利器亦销之，始皇似不尔也。墨子时代铁器固未发达，推及战国全期，则又不符矣。

敌以东方来，迎之东坛，……主祭青旗。青神……将服必青，其牲以鸡。

敌以南方来，迎之南坛，……主祭赤旗。赤神……将服必赤，其牲以狗。

敌以西方来，迎之西坛，……主祭白旗。素神……将服必白，其牲以羊。

敌以北方来，迎之北坛，……主祭黑旗。黑神……将服必黑，其牲以彘。

《旗帜》篇云：

守城之法，木为苍旗，火为赤旗，薪樵为黄旗，石为白旗，水为黑旗。……

此皆阴阳五行之说，战国末年驺衍诸人始盛倡之者也。本为墨家所反对，如《经说下》云：

五行毋常胜，说在多（多，旧作宜）。

《经说》曰：五合，水土火，木（木旧作火）离（丽也）然；火铄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同腐）水，木离木。若识麋与鱼之数，惟所利，无欲恶。

此文虽不易尽解，然驳五行相胜论，固甚明显也。今采以论兵，有违墨家实用之旨。《迎敌祠》又云：

凡望气，有大将气，有小将气，有往气，有来气，有败气，能得明此者可知成败、吉凶。

此与《贵义》篇日者谓墨子之色黑不可以北，同属阴阳家之说（《汉书·艺文志》有别成子望军气六篇，在兵书阴阳家），而为墨子所不信也。今亦采之，失其旨矣。且十四卷中如《备突》《备水》亦有无“子墨子曰”者乃蒙上文而来，尚可解释；此二篇前无所承，亦无“子墨子曰”，盖别为篇，与墨子无关在“兵书”中，乃“阴阳”之言，尚不足以言“技巧”也！

第一组各篇《修身》《亲士》本与墨学无关，其文似作于汉初，黄老之说正盛，而《易文言》已写成之日也。《修身》篇有道家之说已详前。《易文言》为秦以后作品，《修身》篇似袭其文而衍之者。如《坤文言》：

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乾文言》：

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修身》篇：

藏于心者，无以竭爱；动于身者，无以竭恭；出于口者，无以竭驯。

似演绎“美在其中”一语。而其

畅之四支，接之肌肤，化发隳颠而犹弗舍者，其唯圣人乎！

则袭《文言》之辞句，显而易见。所以知此袭《文言》，而非《文言》取之于此者，篇中辞句尤丽，文气尤靡也，故必在《文言》以后。而《所染》篇乃袭自《吕氏春秋》之《当染》，则亦显而易见者也。

惟《法仪》《七患》《辞过》《三辩》四篇，虽文辞稍丽，而其旨与墨家之说无忤，盖犹是先秦之书，似非后人所伪托也。

此论各篇作期，言过繁冗，试概括为下表：

《墨子》各篇作期表

附注：

当此章属草时深以未见朱希祖《墨子·备城门》以下二十篇系汉人为书说全文为憾。后于罗泽根编著之《诸子丛考》中见之，知朱氏以《迎敌祠》篇剿袭《黄帝兵法》、《旗帜》篇剿袭《尉缭子》，足为吾说增一佐证。其他则不敢苟同。今亦不暇详论，以占篇幅。要之，墨家守御之术，在当时必有其说，否则其学既非如黄老阴阳之盛于汉初，又无征求遗书，如表章六经之举，时代又近，言兵者何必托之墨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