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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之事迹及其职业,摘要

【摘要】:墨子生平行事,旧史不详。墨子献书惠王,盖年逾五十矣,犹为贱人,则始终为平民可知。是墨子之职业,既非官亦非农也。是墨子实匠人中之车工也。以墨子之鸢与公输子之鹊两相比较,则高下自见。史角至墨子时,当亦逾十世矣。是此主战派破墨子非攻之义,吴尚未亡也。(丁)居鲁墨子为鲁人,与鲁之政府,则关系殊少。盖墨子背周道,而鲁则周代文化之代表也。故墨子在鲁,极不易实现其说。前后与墨子辩论者四。

墨子生平行事,旧史不详。今以《墨》书为主,参以其他有关之载籍,述其事迹如下:

(甲)盖出身于匠人

墨子之家庭如何,不可得而知也。然出身贫贱,始终为平民,则有可考《贵义》篇:

子墨子南游于楚,见楚献惠王。献惠王以老辞,使穆贺见子墨子。子墨子说穆贺,穆贺大说,谓子墨子曰:“子之言则诚善矣;而君王, 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贱人之所为而不用乎!”

墨子献书惠王,盖年逾五十矣,犹为贱人,则始终为平民可知。然观墨子之所辩护,则曰:

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大人为酒体粢盛以祭上帝鬼神,岂曰贱人之所为而不享哉?故虽贱人也,上比之农,下比之药,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尝闻汤之说乎?昔者,汤将往见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贱人也。……”汤曰:“非女所知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

由此则知当时所谓贱人,与后世良贱之分不同,凡士以下之庶民皆贱人也。故孔子为破落贵族,当其未得为士也,亦自承贱人,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言仲弓父贱人是已。

然则墨子果为何等贱人?农耶?工耶?奴隶耶?曰,殆工人也。《贵义》篇又曰:

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弦唐子见而怪之,……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读百篇,夕见漆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

是墨子之职业,既非官亦非农也。

《鲁问》篇云:

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鹊成而飞之 ,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翟之为车辖。须臾刘(同斲)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巧,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

是墨子实匠人中之车工也。然墨子究为工人出身之学者与社会改革家,其工艺之精,视公输子之专业者,固有逊色。《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云:

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鸢飞。”墨子曰:“吾不如为车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费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远力多,久于岁数。今我为鸢,三年成,蜚一日而败。”惠子闻之曰:“墨子大巧,巧为,拙为鸢。”

以墨子之鸢与公输子之鹊两相比较,则高下自见。汉以后之书,有谓墨子技艺极巧者,盖傅闻之异,所谓“语增”也。

知墨子之为工人,则自《备城门》以下诸篇所载,不独深于战略,亦长于兵器,固无足异也。

(乙)受学于史角之后与儒者

墨子既为贱人,在古代则受学不易。幸春秋季年,已开私人讲学之风,尚得有所承业。《吕氏春秋·当染》篇:

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

按惠公与桓王不相值,二者必有一误。但自惠公至哀公,十三君十世;桓王至敬王,十二君十一世。史角至墨子时,当亦逾十世矣。然则史角之后人,明非史官而以私人讲学也。《汉书·艺文志》因此谓“墨家者流,出于清庙之守”,误已。但墨子之生,孔子尚在,墨子居鲁北境之太山,又与曲阜邻接,《孟子》所谓“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于墨子更为恰切,当然受其影响。《淮南子·要略》: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许注云,悦、易也),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墨子是否用夏政,尚有问题,其背周道则诚然矣。盖孔子“从周”,就周道而理想化之,墨子背周,则欲破攘而有所建立。然同出一源,则无可疑,观儒家六艺,重《诗》《书》《春秋》,初期之墨家,亦喜征引《诗》《书》《春秋》,即其证也。

(丙)初讲学之时

墨子何时始授徒讲学?不易确定。然《非攻中》篇云:

饰攻战者言曰:“南则荆、吴之王,北则齐、晋之君,始封于天下之时,其土之方,未至有数百里也;人徒之众,未至有数十万人也。以攻战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数千里也,人徒之众至有数百万人。故当攻战而不可为也。”

是此主战派破墨子非攻之义,吴尚未亡也。故其始讲学之时,当在越未灭吴之日。孙诒让以墨子生定王初年,改荆吴之吴为越,曰“墨子时吴已亡”,殊非是。按《墨子》中言楚越者,如:

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非攻下》)

昔者楚熊丽始讨此雎山之间,越王繄亏出自有遽,始邦于越,唐叔与吕尚邦齐、晋。(《非攻下》)

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齐、晋之君。(《节葬下》)

譬之若楚、越之君。(《天志下》)

皆楚越对举,未尝言荆越也。《大取》篇言:

诸以居运命者,若乡里齐荆者,皆是。

古人虽无四声之说,然对齐则言荆,对越则言楚,似与声调有关,则荆吴不得改为荆越也。且墨子之答此“饰攻战者”,则曰:

东方有莒之国者,……计莒之所以亡于齐、越之间者,以是攻战也。虽南者陈、蔡,其所以亡于吴、越之间者,亦以攻战。(《非攻中》)

若吴已亡,则但言越可耳。与齐越对言而称吴越,明吴尚在也。然则墨子之倡非攻,必在越未灭吴,正其少壮之时也。盖战争之反对,除一二野心之家外,本民众所同然。是以晋楚会诸侯之大夫于宋,以谋弭兵,在周灵王二十六年(西纪前五四六)乃墨子降生以前五十六年也。墨子生时,各国战事愈烈,故仅依常识,即可非之,不必有甚深之研究,此非攻一义,所以首倡欤!(《墨子》之书,非翟自著,乃后人编辑,《非攻中》此段自为起讫,下段言吴之亡,以为戒,又自为起讫,盖非墨子一时之言也,不可泥。)

墨子在少年,即从事倡导,年寿又高,宜其学之有成,而显于当世也。

(丁)居鲁

墨子为鲁人,与鲁之政府,则关系殊少。盖墨子背周道,而鲁则周代文化之代表也。且周尚亲亲,墨子时则三桓专攻,季氏尤横,墨子倡尚贤,似针对此贵族政治而发,宜其不相容也。在民间则孔子一派之儒学甚盛,墨子受其排斥,《非儒》一篇,则怒而有溢恶之言矣。故墨子在鲁,极不易实现其说。然平日所与讨论者,仍以鲁人为多,如:

巫马子,盖鲁之儒者,其谓墨子曰:“我与子异,我不能兼爱。我爱邹人于越人,爱鲁人于邹人,爱我乡人于鲁人,……以为近我也。”前后与墨子辩论者四。见《耕柱》篇。

公孟子,惠栋谓即公明子,孔子之徒,盖鲁人也。与墨子辩论者十。见《耕柱》及《公孟》两篇。

程繁,一称程子,孙氏谓“盖兼治儒墨之学者”,就其思想言,乃儒者也,未知其为鲁人否耳,曾与墨子辩论。见《三辩》及《公孟》。

子夏之徒,亦曾与墨子辩论,未知其鲁人否也?见《耕柱》。

墨子与儒家辩难之多,亦可见其在鲁论争之激烈也。

其于三桓,则《耕柱》篇:

子墨子曰:“季孙绍与孟伯常治鲁国之政,不能相信,而祝于禁社,曰:‘苟使我和。’是犹弇其目而祝于禁社也,‘苟使我皆视’。岂不缪哉!”

所言及者既小,而存鄙夷之意,可见其关系矣!

此外则讥鲁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于鬼神(《公孟》篇)。鲁人说而用诔,墨子亦讥焉(《鲁问》篇)。皆为琐事,无关宏旨。

惟《鲁问》篇则载鲁君与墨子问答之辞,或以为即穆公,岂墨子晚年名誉已高,始动国君之问欤!

鲁君谓子墨子曰:“吾恐齐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吾愿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厚为皮币,卑辞令,函遍礼四邻诸侯,驱国而以事齐,患可救也。非愿,无可为者。”

……

鲁君谓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为赏与为是也。钓者之恭,非为赐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

墨子与本国政府之关系止此,岂迁当局之疑忌,与为儒家攻击;又或栖栖皇皇,席不暇暖,突不得黔,而未尝安居于鲁而然耶?故其关系转不如他国之密也。

(戊)与宋之关系

墨子之道,既不易行于鲁,自然向国外发展。当时与鲁邻接,与周道系统不同者,宋是也。(宋行殷道与周政不同,晚周诸子中寓言多以宋人为愚,如孟子言揠苗助长、韩非子言守株待兔之类。不知宋以战败民族为周人所侮笑欤,抑文化程度实视各国为低耶,则无从断定矣,然以前说为较可信。)故墨子与宋,关系颇深。

《公输》篇言:

公输般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般。……公输般服。……

子墨子见王,……王曰:“善哉!虽然,公输般为我为云梯,必取宋。”

于是见公输般。子墨子解带为城,以褋为械。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般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般诎,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侍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

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也。故曰:“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之。”

凡此所载,吾人可明白三事:一、《史记·孟荀列传》及《汉书·艺文志》并言墨子为宋大夫,想系因止楚攻宋而讹。梁启超曰:

查本书中,绝无曾经仕宋的痕迹,……其实墨子救宋,专为实行他的兼爱非攻主义,那里论做官不做官呢?墨子曾说:“道不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贵义》篇当时的宋国,就会行其道、听其义吗?墨子是言行一致的人,如何肯立宋之朝?所以我想:墨子始终是个平民,没有做过官的。(《墨子学案》页三)

梁氏所言,颇为近理。即如墨子止楚,其往也则起于鲁,其归也则言过宋,且守闾者不纳,其非宋大夫明矣。当墨子献书楚惠王,乃在止楚攻宋以后,穆贺告墨子曰:“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贱人之所为而不用乎!”若墨子已为宋大夫,不得云“贱人”也。此足为墨子始终是平民之证。

二、有谓墨子之学与宋有关者。俞正燮云:

《立政九败解》云:“不能令彼无攻我,彼以教士,我以驱众;彼以良将,我以无能,其败必覆军杀将。”如此,正宋襄公之谓。《左传》公子目夷谓襄公未知战,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兼爱非攻,盖宋人之蔽。……据《左传》,襄公殁后,华元、向戌,皆以止兵为务。墨子出,始讲守御之法,不如《九败解》所讥。……《荀子》言:儒者“法后王”,所以为儒;墨以殷后多感激,不法周而法古,所以为墨。(《癸巳类稿》卷十四)

俞氏以墨子为宋人,宋大夫,故有此附会。今人冯友兰知墨子为鲁人矣,乃本俞氏之说而推演焉,曰:

宋人以愚著称。……墨子之道,“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太觳”,“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篇),所谓“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亦有宋人之风。或者墨子先在鲁受孔子……之影响。及后为宋大夫,又合宋人兼爱非攻之教,遂成墨学欤?(《中国哲学史》上册,页一○九)

按墨子,庄子以为“才士”(《天下》篇),冯氏举其言而谥曰“愚人”,窃所未喻也。宋襄公败于泓,非以攻人,乃不能守御;愚儒始加赞赏。《墨子》书中未尝称道及之,且以此类滑稽喜剧为非。《非儒》篇:

(儒者)又曰:“君子胜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应之曰:“若皆仁人也,则无说而相与(与,敌也)。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无故从有故也,弗知从有知也,无辞必服,见善必迁,何故相与?若两暴交争,其胜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虽尽能,犹且不得为君子也。意暴残之国也。圣将为世除害,兴师诛罚。胜将因用传术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则助之胥车。’暴乱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为群残父母而深贱世也,不义莫大焉!”

曹耀湘《墨子笺》曰:“此言儒者好言仁,而究归于不仁也。若宋襄公不重伤、不禽二毛之类。”然则俞冯二氏谓兼爱非攻之教,本于襄公,为宋人精神,甚至称之为愚者,其诬墨子不亦太甚矣乎!(非攻之义,墨子提倡最早,已见于前。)

三、墨子之学,虽不渊源于宋,然其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守圉之器以待楚寇,则关系之密切可知。《鲁问》篇载:“子墨子曰。出曹公子而于宋”,而此曹公子并非高第弟子也,能介绍于宋国当局,使“家厚于始”“处高爵禄”“多财”,岂泛泛者所能乎?但墨子虽与宋之政府关系甚深,然其主张乃代表贱人者,与统治阶级不易融洽,故墨子本人虽未仕,亦不能不见忌于权门。《史记·邹阳列传》所以言“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孙诒让谓宋昭公末年,皇喜(子罕)专政劫君而囚墨子。(《墨子传略》)其实墨子之被囚,不必即在子罕劫君之日,而囚墨子者或以观点不同,亦不必即为恶人也。

(己)与卫之关系

自宋以外,则与卫之关系亦不浅。《贵义》篇:

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弦唐子见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过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载书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读百篇,夕见漆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

孙氏《传略》列此事于仕宋时,曰:“或……奉宋君之命而使卫也。”案孙说殊非。“南游使卫”,张氏《集解》云:“杨校:‘孔本《书钞》一百一无使字。’纯一案:无使字是,此文疑本作子墨子南游于卫。”按以地势言,卫在宋北,如由宋出发,不得言南游也。墨子自言上无君上之事,不敢废书。若仕宋为大夫而出使,岂得有此语乎?故实墨子南游于卫也。

墨子于卫守御之事,亦甚注意。

子墨子谓公良桓子曰:“卫,小国也,处于齐、晋之间,犹贫家之处于富家之间也。贫家而学富家之衣食多用,则速亡必矣。今简子之家,饰车数百乘,马食菽粟者数百匹,妇人衣文绣者数百人。若取饰车、食马之费与绣衣之财以畜士,必千人有余。若有患难,则使数百人处于前,数百于后,与妇人数百人处前后,孰安?吾以为不若畜士之安也。”(《贵义》篇)

因与卫之执政交往,故亦能仕其弟子于卫。

子墨子仕人于卫。(据《荀子·富国》篇杨注,人当作弟子。)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对曰:“与我言而不当,曰‘待女以千益’,授我五百益,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过千益,则子去之乎?”对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则,非为其不审也,为其寡也。”(《贵义》篇)

《耕柱》篇则言:

子墨子使管黔敖游高石子于卫,卫君致禄甚厚,设之于卿。高石子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者。去而之齐,见子墨子曰:“君以夫子之故,致禄甚厚,设我于卿。石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是以去之也。卫君无乃以石为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伤!……”

总以上四事,是墨子于卫,关系颇密,但仍未能行其道也。(www.chuimin.cn)

(庚)屡游楚而善鲁阳文君

楚人与越人(《渚宫旧事》,“越人”作“吴越”,下同,似较妥)舟载于江,越人亟败楚人。楚惠王时,公输子自鲁南游楚,于是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拒之备。楚人因此若势亟败越人。公输子善其巧,以语墨子曰:“我舟战有钩强,不知子之义亦有钩强乎?”子墨子曰:

我义之钩强,贤于子舟战之钩强。我钩强,我钩之以爱,揣之以恭。弗钩以爱,则不亲,弗揣以恭,则速狎;狎而不亲则速离。故交相爱,交相恭,犹若相利也。今子钩而止人,人亦钩而止子;子强而距人,人亦强而距子。交相钩,交相强,犹若相害也。故我义之钩强,贤子舟战之钩强。(《鲁问》篇)

公输般与墨子同为鲁人,观此所论,两者间似有相当交谊。但不知其相遇也,在鲁欤?在楚欤?然以在楚为近。其后能止楚攻宋,亦赖般之力也。

公输般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至于郢,见公输般。公输般曰:“夫子何命焉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愿藉子杀之。”公输般不说。子墨子曰:“请献十金。”公输般曰:“吾义固不杀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请说之。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公输般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输般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见我于王?”公输般曰:“诺。”(《公输》篇)

公输般既心服而介绍于楚惠王,则般之不欲攻宋,已决矣。其于楚王前之九攻九距,乃以掩楚王耳目而已。故:

公输子谓子墨子曰:“吾未得见之时,我欲得宋;自我得见之后,予我宋而不义,我不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见之时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见子之后,予子宋而不义,子弗为,是我予子宋也。子务为义,翟又将予子天下!”(《鲁问》篇)

观此,则般于墨子之道,固甚同情也。

然墨子之告楚惠王,其言亦甚辩。曰:

“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糠糟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王曰:“必为窃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敝舆也。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宋所谓无雉兔狐狸者也;此犹粱肉之与糠糟也。荆有长松、文梓、楩柟、豫章;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臣见大王之必伤义而不得。”王曰:“善哉!……”

《吕氏春秋·贵因》篇:“墨子见荆王,锦衣吹笙,因也。”疑即此时事。孙诒让云:“盖以救宋之急,权为之也。”观其行事之通脱与言语之犀利,视今人所想象为愚不可及者微异矣。

楚惠王五十年,墨子复南游于楚,献书惠王,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也。寡人虽不得天下,而乐养贤人。”墨子辞曰:“翟闻贤人进,道不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今书未用,请行矣!”将辞王而归。王使穆贺以老辞。(《渚宫旧事》二)穆贺见墨子,墨子说穆贺。穆贺大说,谓墨子曰:“子之言则诚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贱人之所为而不用乎!”(《贵义》篇)墨子加以解释,穆贺无所表示。(其言引见本章之甲。)鲁阳文君乃言于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君王不见又不为礼,毋乃失士?”乃使文君追墨子,以“书社”五里(孙氏疑当作五百里)封之;不受而去。(《渚宫旧事》三)

墨子与鲁阳文君问答之辞甚多,大抵皆言非攻之义。如:

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大国之攻小国,譬犹童子之为马。童子之为马,足用而劳。今大国之攻小国也,攻者,农夫不得耕,妇女不得织,以守为事;攻人者,亦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攻为事。故大国之攻小国也,譬犹童子之为马也。”(《耕柱》篇)

此犹泛述非攻之说也。又云:

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今有一人于此,羊牛刍豢,维人但割而和之,不可胜食也。见人之作饼,则还然窃之,曰‘舍余食!’不知日月安不足乎?其有窃疾乎?”鲁阳文君曰:“有窃疾也。”子墨子曰:“楚四竟之田,旷芜而不可胜辟;呼灵数千,不可胜。见宋、郑之间邑,则还然窃之。此与彼异乎?”鲁阳文君曰:“是犹彼也,实有窃疾也。”(同上)

此与止楚攻宋,取譬相同,殆一时之事乎?

《鲁问》篇曰:

鲁阳文君将攻郑,子墨子闻而止之,谓鲁阳文君曰:“今使鲁四境之内,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杀其人民,取其牛马、狗豕、布帛、米粟、货财,则何若?”鲁阳文君曰:“鲁四境之内,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夺之货财,则寡人必将厚罚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犹君之有四境之内也。今举兵将以攻郑,天诛其不至乎?”鲁阳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郑也?我攻郑,顺于天之志。郑人三世杀其父,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我将助天诛也。”子墨子曰:“郑人三世杀其父,而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天诛足矣,今又举兵将以攻郑,曰‘吾攻郑也,顺于天之志’。譬有人于此,其子强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邻家之父举木而击之,曰‘吾击之也,顺于其父之志’,则岂不悖哉?”(郑人三世杀其父之事,孙氏疑为二世杀其君,即哀公幽公也。)

墨子又告鲁阳文君以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之不可。鲁阳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观之,则天下之所谓可者,未必然也。”(《鲁问》篇)观此则鲁阳文君于墨子之说,颇具相当信仰,则攻宋郑,其因此而止欤?

按鲁阳,其地在鲁山之阳,《汉书·地理志》云:南阳鲁阳有鲁山。《国语·楚语》曰:惠王以梁与鲁阳文子,文子辞,与之鲁阳。以地势言之,则楚欲进攻中原,鲁阳殆为重镇。鲁阳文子据《文选注》引贾逵《国语注》即司马子期之子公孙宽;《左传》哀十六年宽即为司马矣,当墨子时年寿已高,殆亦楚之重臣。故欲行非攻之说于楚,则不惮反覆以晓鲁阳文君也。(墨子告鲁阳文君之语,书中尚多,不备录。)

墨子尝批评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耕柱》篇),并与孟山论王子闾(《鲁问》篇),或均为在楚时事。《耕柱》篇:“子墨子游荆耕柱子于楚。”毕沅注:“游,谓游扬其名而使之仕。”亦可见墨子与楚之关系也。

(辛)屡游齐晚见齐太王和

墨子之游齐,《贵义》篇曰:

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

此言其游齐而未果也。

《贵义》篇又言:“子墨子自鲁即齐,遇故人。”《耕柱》篇言:

子墨子使管黔敖游高石子于卫,……高石子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者。去而之齐,见子墨子……

见子墨子而必之齐,是墨子有时居齐也。(按《公输》篇言:“公输般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此虽可通,但就十日十夜言,则以诸作“起于鲁”者为可信也。)

《鲁问》篇:

齐将伐鲁。子墨子谓项子牛曰:“伐鲁,齐之大过也。昔者,吴王东伐越,栖诸会稽;西伐楚,葆昭王于随;北伐齐,取国太子以归于吴。诸侯报其仇,百姓苦其劳,而弗为用,是以国为虚戾,身为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与中行氏,兼三晋之地。诸侯报其仇,百姓苦其劳,而弗为用,是以国为虚戾,身为刑戮用是也。故大国之攻小国也,是交相贼也,过必反于国。”

此事结果如何,书未明言。梁启超曰:“如齐欲攻鲁,墨子见项子牛及齐王,说而罢之。”(《墨子学案》页七十四)按梁说未确。如《鲁问》篇又云:

子墨子使胜绰事项子牛。项子牛三侵鲁地,而胜绰三从。子墨子闻之,使高孙子请而退之,曰:“我使绰也,将以济骄而正嬖也。今绰也禄厚而谲夫子,夫子三侵鲁,而绰三从,是鼓鞭于马靳也。翟闻之:‘言义而弗行,是犯明也。’绰非弗之知也,禄胜义也!”

是项子牛未止伐鲁,侵而至于三也。

《鲁问》篇又载:

子墨子见齐大王,曰:“今有刀于此,试之人头,倅然断之,可谓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则利矣,孰将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试者受其不祥。”子墨子曰:“并国覆军,贼(同杀)百姓,孰将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

此或田和初为执政,墨子以非攻之义晓之也。

《非乐上》篇言齐康公兴乐万。按史言康公:“淫于酒妇人,不听政。”(《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兴乐必初即位事,田和(大王)纵其如此,以便迁之海上。墨子或犹及见闻之也。

(壬)游越及魏

《鲁问》篇:

子墨子游公尚过于越。公尚过说越王,越王大说,谓公尚过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于越而教寡人,请裂故吴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尚过许诺。遂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子墨子于鲁,曰:“吾以夫子之道说越王,越王大说,谓过曰,苟能使子墨子至于越而教寡人,请裂故吴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谓公尚过曰:“子观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将听吾言,用我道,则翟将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于群臣,不能以封为哉?抑越王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则是我以义粜也。钧之粜,亦于中国耳,何必于越哉?”

此越王不知何人,然以“故吴”之称,则知距吴灭不久,或即勾践欤?

墨子虽不欲受越王之封,然越则尝欲往游矣。《鲁问》篇继上节即曰:

子墨子游,魏越曰 :“既得见四方之君,子则将先语?”(苏云,即“子将奚先”之意。)子墨子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择务而从事焉。”

“魏越”孙氏以为“墨子弟子”似误。盖墨子实欲西游魏而南游越,所过不止一国,故问者曰“得见四方之君,子则将先语”也。若果为墨子之弟子,则《间诂》引“子将奚先”之语,亦翩其反矣。然游魏越是否成行,则本书及他书无所考见,以意度之,大抵尝往,此墨子所以见称栖栖遑遑,席不暇暖,突不得黔也欤!

附:墨子时代疆域简图

(其行踪虽不能确定,于此图中可得其大概)

(癸)为义之精神

墨子之周游宋卫齐楚魏越诸国也,非以干禄,曰为义耳。《耕柱》篇云:

治徒娱、县子硕问于子墨子曰:“为义孰为大务?”子墨子曰:“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

墨子之意,以为“万事莫贵于义”(《贵义》篇),故强聒不已。人虽有信之者,亦或以其汲汲施教为多事。如:

子墨子自鲁即齐,过故人,谓子墨子曰:“今天下莫为义,子独自苦而为义,子不若已!”(《贵义》篇)

此故人以为多事也。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实为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玉,处而不出,有余精。譬若美女,处而不出,人争求之。行而自衒,人莫知取也。今子徧从人而说之,何其劳也?”(《公孟》篇)

是公孟子以为多事也。

《鲁问》篇一则曰:

吴虑谓子墨子曰:“义耳义耳,焉用言之哉!”

再则曰:

吴虑谓子墨子曰:“义耳!义耳?焉用言之哉?”

是此“自比于舜”之高人,以墨子为多事也。

巫马子则更以为有狂疾。

巫马子谓子墨子之为义也,人不见而耶,鬼不见而富,而子为之,有狂疾!(《耕柱》篇)

然墨子之告高石子也,曰:“去之苟道,受狂何伤!”(《耕柱》篇)而其答巫马子则曰:

“今使子有二臣于此,其一人者见子从事,不见子则不从事;其一人者见子亦从事,不见子亦从事。子谁贵于此二人?”巫马子曰:“我贵其见我亦从事,不见我亦从事者。”子墨子曰:“然则,是子亦贵有狂疾也。”(《耕柱》篇)

墨子之答故人,其言尤可注意。曰:

今有人于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处,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则食者众,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为义,则子如劝我者也(如,犹宜也),何故止我?(《贵义》篇)

盖墨子重实行,《耕柱》篇曰:

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间诂》:荡口,盖谓不可行而空言,是徒敝其口也。)

《贵义》篇则曰:

言足以迁行者,常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以迁行而常之,是荡口也。

言行一致,是墨子平日所反覆而叮咛者也。

《贵义》篇又言:

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则思,言则诲,动则事。使者三代御,必为圣人。必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而用仁义。手足口鼻耳,从事于义,必为圣人!”(《曹笺》:辟、偏也,六辟、即六情也。)

有理智而无感情,以日从事于义,此墨子之精神也。

墨家之所以自道者如此,殆为实录。故虽反对其主张者,述其牺牲精神,亦复吻合。如孟子距杨墨者也,则曰:

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尽心上》篇)

庄子剽剥儒墨者也,则曰:

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其立义之坚,与为义之勇,此墨子所以夐绝千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