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教学自由权制度与文化结构研究：校情、国情的相联系

2023-11-2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下面，我们就以当时中国最早的两所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的教学自由权制度的建立历程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大学制度的自主性建构和基于个人魅力的实践探索，

中国教学自由权制度的本土化发展经历了移植日本、模仿德国到效仿美国的转变，期间还进行了移植法国大学区的短暂试验，在这个过程中，模仿德国主要推动力是蔡元培，转向美国则是郭秉文校长在东南大学以及同期其他大学校长的成功经验，而大学区的试验则又是蔡元培一己之力的推动。到1929年之后，随着《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以及相关法规和条令的颁布施行，我国近代大学制度基本确立。在宏观方面，进一步强化高度集权的国家管理体制，确立了政府管理中的行政运行机制，形成了多样化、多层次的高等学校及人才培养体系。

在大学制度微观方面，近代大学校长们在各自学校内部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管理活动，无不建立在制度建设的基础之上，从而形成了有限自治下的近代大学内部管理制度。从主观上来说，蔡元培追求的是制度建设，不管是创设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的立法和权力机构，还是采用分系制、成立各系的教授会等思路，都反映出蔡氏对制度建设的重视，譬如他设想按学校的行政、教务和事务方面分别设各种相关的委员会，由教授分别领导，统一管理，以为这样就可以达到制度的完善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即使着德国办法，一年换一个校长，还成问题吗？”[4]

后来的事实证明，蔡元培的改革，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教学质量，促进了学校的快速发展。五四运动中，蔡元培迫于军阀势力压迫，离职出京，北大虽群龙无首，运动此起彼伏，但秩序井然，就是因为蔡元培建立的评议会和教授会起了积极的作用。正如一位学生所言：“蔡校长迫而南下，幸有本校评议会、教授会共维校务，而同人等亦各本素日之修养照常力学，故未致以一人之去而令全校瓦解。”[5]张伯伶认为学校不是校长的，是大家的学校，提出 “责任分担、校务分掌、健全制度、定时做事”的民主管理模式。梅贻琦更是将蔡元培所倡导的 “教授治校”制度在清华实行得最为彻底，真正做到不因校长一人去留而影响学校的发展。

由此可见，民国大学重视制度建设，为教学自由的实现提供了坚实而稳定的保障。这一方面同当时的大学校长们积极学习国外先进的教学自由权制度，不故步自封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们将教学自由权制度的建立与校情和国情相联系，注重因地制宜有关。下面，我们就以当时中国最早的两所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的教学自由权制度的建立历程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北京大学与东南大学改革所倡导的不同制度模式不仅是源于两种不同的制度原型，而且是基于两校实际情况所进行的探索。当然，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相对自由的办学环境，加上精英人物的推动，才使大学自主制度建构成为可能。北京大学在蔡元培之前，虽进行过许多改革，但北大依然是封建思想和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学校。因此，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革首先从转变学校的性质开始，努力使北大从官僚养成所变成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由此他所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从不拘一格延揽名师到实施 “教授治校”、“政学分离”等一系列制度创新都是围绕办学目标和任务展开。在改革学校领导体制的同时，蔡元培从大学应研究高深学问的宗旨出发，对北大的学科体制和学术组织制度也进行了重大改革。深受德国大学学术体制的影响，在蔡元培关于 “学”与 “术”的思想中，更重视和推崇 “学”，即“纯粹的科学”的研究。

因此，他在改革北大学科体制时，首先是扩充文、理两科，致力于将北大办成文理科的综合性大学，办成全国研究学理的中心，而将“术”性学科即应用性学科独立或并入单科性大学。1919年，北大正式 “废科设系”，其旨在拓宽学生的知识基础；1922年成立第一个近代大学研究所——国学研究所，以培养高层次的研究人员。这样北京大学走向一条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教学自由之路。

与北京大学相比，东南大学在成立之初就面临着办学经费的困窘状况，郭秉文仿照美国大学体制成立校董会，其最初动机是募集资金、争取社会多方面的支持。之后，董事会的职能逐渐拓展，并通过1924年修订的大学章程使之成为东南大学最高的立法和决策机构。在学术组织制度建设上，郭秉文对系科设置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认为，大学应以密切联系社会、服务社会为宗旨，一所大学既要重视文理，也要注重致用，还可造就师资，多科并重，相得益彰。在郭秉文主持下，东南大学成为一所集文、理、工、商、教育等多学科并存的真正综合性大学。同时，各系科都要求注意面向社会，为社会服务，做到教育、科研、推广三者并重。可见，东南大学的改革带有更多的美国色彩。

蔡元培、郭秉文分别在北京大学、东南大学的改革是20世纪20—30年代我国进行现代大学制度多元化探索的典型代表。这些以西方大学制度为范本，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制度创新，奠定了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框架。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实现了中国大学从传统向现代的快速转型？为什么欧美大学制度对中国大学有如此重要的影响？其实说来相当简单，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学习，落后国家向先进国家学习，本是人类取长补短的明智之举。因为 “在近代，特别是现代世界，哪一个民族能够最迅速、最理智、最直接地利用当代人类智慧的最高创造，哪个国家就能够进到世界前列”。[6]

落后国家学习先进国家以实现现代化，大致可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导的现代化变迁；另一种是以局部的群体（组织）或有识之士所推进的现代化变迁，前者属于 “突变模式”，后者属于 “渐进模式”。从比较的视野看，中日两国在近代几乎是同一时期迈向现代化之路的，日本由于强力政府的推进而迅速实现了高等教育现代化，而近代中国则由于中央政府控制能力趋弱，或由于忙于军阀混战，致使政府无暇顾及教育，但从积极方面来讲，这也为中国近代大学的自主发展预留了些许自由主义的空间。(www.chuimin.cn)

因此，中国对欧美大学观念的接受是发自学者个人的体认，并在学者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渐进推动大学制度现代化的，[7]而不是政府强力推动的结果。当然，这种现代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大学发展以及制度建构的内在规律，从而也使中国大学在走向现代化之初就吸收了西方大学制度的基本精华。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大学制度的自主性建构和基于个人魅力的实践探索，既是优势，同时也是劣势所在，尤其是在大学现代化的起步阶段更是如此。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有充满活力的童年，而童年的活力中途几近夭折，没有成长为青年和壮年。究其原因，一是近代现代大学制度的成功实践往往和某个人的魅力和人格联系在一起，这些人的去留决定了所在大学的命运；二是军阀混战，政府无暇顾及教育发展，即使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也少有精英实权人物意识到发展教育之重要，从而也就使大学制度探索的成功经验得不到坚持和推广。我国当代教学自由权制度的建设也必须与中国的国情相联系起来，循序渐进逐步剔除不利于教学自由权保障的因素，对有利因素进行吸纳和改造，这样才能建设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学自由权制度。

[1] 参见刘莉莉：《民办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研究》，载《复旦教育论坛》2003年第2期。

[2] 参见周志宏：《学术自由与大学法》，蔚理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页。

[3] 周志宏：《学术自由与大学法》，蔚理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页。

[4]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页。

[5] 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1页。

[6] 转引自叶隽：《近代德国大学对中日两国的影响》，载《高等教育研究》2002年第9期，第100～103页。

[7] 参见叶隽：《近代德国大学对中日两国的影响》，载《高等教育研究》2002年第9期，第100～103页。

民国时期教学自由权制度与文化结构研究：校情、国情的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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