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教育自由权研究

2023-11-2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而西方历史上的学术自由，意味着理论知识的中立和与政治的分离。[22]但是无论是选择自由主义立场，抑或是 “左派”立场，在大学现实情形下，教学过程必然兼具学术自由和学术责任的双重要求。斯坦利·罗思曼等人针对美国大学教师的全国性调查显示，超过72％的人拥有自由主义或者左派的核心观点，而只有15％的人拥有保守派观点。在政治观点与学术问题密切相关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观点的分布更是向左派倾斜。

在不同历史时期，大学知识分子总是以不同方式参与政治活动。在此，我们选取学院知识分子的 “政治身份认同”和课堂上的 “政治教育”两方面，来分析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前文曾提及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知识分子顺应思想改造潮流的大势，一方面政治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如此之大，让知识分子无处遁形；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学术良知和社会公正感，仍然让他们难以完全割舍对政治社会的关注。许美德教授认为，今天中国学者信奉的学术自由的理由，与蔡元培时代并不完全相同。中国传统向来将知识看做综合的整体，强调 “行”。除此之外，还讲究学术权威和知识分子参政。而西方历史上的学术自由，意味着理论知识的中立和与政治的分离。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的是一种折中的自由，既可以参与国家政事，又可以对政治进行批评和监督。[16]但是在崇尚权力的社会里，知识分子介入政治生活的分寸不好把握。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都是在独立的领域里长期规训、内化而造就的，彼此的切换绝非易事。虽有见角色转化自如者，但依然有 “不伦不类”、“动机不纯”之感。从历史上看，知识分子的政治人角色通常以悲剧或困惑而结束。知识分子改造得彻底如金岳霖者，晚年道出了自己的彷徨：“（我）最好不加入党不加入盟。我有时有这个看法，认为这是自知之明。我这个搞抽象思想的人确实不宜搞 ‘政治’。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 ‘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17]法国雷蒙·阿隆认为，知识分子总是为无力改变事件的进程而感到痛苦，其实他们低估了自己的影响力，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政治家总是学者和作家的信徒。[18]根据西克尔的观点，在美国社会中，企业的目的是取得利润，政治活动的目的是掌握权力，而大学，与福特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经济发展委员会、《纽约时报》等机构一样，都是属于 “谋求公正无私和提高公众道德”的一种 “权势集团” （establish－ment）。[19]

由此推论，大学知识分子的主要 “政治任务”是研究和讨论政府和政策问题，而参与政治活动将违背大学的中立性质。但是不管怎样，包括大学在内的权势集团还是难免遭到各方面的攻击：平民主义者攻击它奉行精英人物掌权论，而保守分子则攻击它属于自由派。问题的关键是：大学参与政治的动机和方式如何？在此，我们暂时将视线转移到曾经作为新中国大学模板的苏联，也许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大学）知识分子的某些特征，特别是他们与民众、权力之间的关系方面。传统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接受过西方文明的教育，却生活在远离西方生活的专制国家。十月革命后，绝大部分革命前的知识分子反抗新政权，一些大学里的知识分子宣布罢课以示抗议。

但是，另一方面，具有大学文凭的知识分子还是源源不断地进入政权。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公开反对苏联政权的 “持不同政见者”。80年代中期，随着戈尔巴乔夫的 “新思维”的兴起，知识分子与权力部门之间紧张对峙的局面开始松弛，大批知识分子成为 “有机知识分子”，开始进入政权结构高层，最终形成了一股瓦解苏联政权的力量。历史上，虽然俄罗斯知识分子与政权具有或依赖、或对立的关系，但是都体现为对权力的追逐。俄罗斯学者瓦·梅茹耶夫在分析知识分子与民主问题时指出，“进入政权”的知识分子经常显得比他所取代的人坏得多，他取得政权后，便试图将社会变成自己思想的试验田，并且不考虑社会对这种思想是否有准备……在20世纪，不是贵族和官吏，而是最激进、革命化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精神奴役、思想压迫方面，形成了史无前例的、远远超过中世纪教会政权的新喉舌。瓦·梅茹耶夫进一步指出，俄罗斯知识分子是分裂的……知识分子自己的观点、喜恶，不是用在科学、文化和教育工作上，而是用在与政权机构的政治对抗上。[20]联想到中国的情形，历次政治运动也都有知识分子参与和发动的事例，其结果对知识界本身和整个社会都是灾难，其教训值得我们反思。美国社会学者杰弗里·戈德法布为我们区分了知识分子参与意识形态和参与政治之间的区别。[21]政治被理解为更多地涉及信念，较少地涉及真理。没有人幻想正确理解历史就能自然而然地解决迫切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知识分子介入的目的就是引导公众辩论政策的制定……政治问题不是在知识分子提出理论上的答案之后就会得到解决的，而是要通过凌乱交错的政治冲突、相互让步和取得一致意见来解决的。观点和利益被认为没有必然的相互关联。马克斯·韦伯也同意，在大学课堂里，政治立场与对政治组织和政党立场进行科学分析是两回事。韦伯指出：“在面对听众的讲堂上，学生只有沉默，而教师只顾讲……不是恪尽职守，让听课的人从自己的知识和学术经验中受益，而是用个人的政治立场来塑造学生，我以为是不负责的。”[22]

但是无论是选择自由主义立场，抑或是 “左派”立场，在大学现实情形下，教学过程必然兼具学术自由和学术责任的双重要求。现在，大学教师已经拥有了政治信仰的自由，但普遍的校园文化还是可以折射出特定历史时期学校内的政治倾向。斯坦利·罗思曼等人针对美国大学教师的全国性调查显示，超过72％的人拥有自由主义或者左派的核心观点，而只有15％的人拥有保守派观点。特别是从1980年以来，学术界的舆论稳定地往左派方向移动，受60年代思潮影响的人开始控制学术界的大权。在政治观点与学术问题密切相关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观点的分布更是向左派倾斜。和从前的教授不同，许多现在的大学老师相信，自己有责任在课堂教学中宣传政治观点。因此，名牌大学的学生报告说，他们在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学习中不断受到政治宣传的轰炸。调查发现，大学教师中民主党党员占总数的一半，而共和党党员的比例只有11％，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推动大学的多元化意识形态正是民主党的核心观念。[23]

在中国，据统计，目前高校专任教师中，中国共产党员的比例为46．21％，90％的民办高校建立了党组织。[24]但与美国大学不同，我们并没有发现政治认同与我国特定的校园文化之间的关系，比如，我们不能判定，党员越多的地方，学术气氛就一定更开放或更保守。政治信仰体现为独立于校园生活的一套行为准则。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学里 “政治挂帅”的疯狂在逐步消退中。课堂上教师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学术观点更加多元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 “政治禁区”也越来越少。但是少禁区的有利条件并不意味着大学里的人们拥有更广博的知识和更开放的思想，更不意味着大学里的人们养成了理性交流学术观点的习惯。

[1]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7页。

[2] ［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梁志学沈真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3页。

[3] 周玲、谢安邦：《大学与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载《现代大学教育》2006年第2期。

[4] ［美］德里·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徐小洲、陈军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页。

[5] D．Macrae Jr．The social Function of Social Scienc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转引自金耀基：《大学之理念》，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85页。

[6] Leszek Kolakowski．“Neutrality and Academic values”，in Neutrality and Impartitiality，ed．Alan Montefiore．Cambridge Unversity Press，1975：76．转引自［英］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曹海军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

[7] ［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65页。

[8] ［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63页。

[9]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页。

[10]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3页。(www.chuimin.cn)

[11] 参见谢泳：《中国现代大学的 “制度设计”》，载《科学中国人》2003年第6期。

[12] 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13]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选自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

[14] 胡适：《提高与普及》，见《胡适全集·第2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页。

[15] 胡适：《在北大开学典礼会上的讲话》，见《胡适全集·第2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

[16] ［加］许美德：《中国大学——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

[17] 胡金平：《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角色闲顿——大学教师的社会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页。

[18] 转引自庞振超：《建国后五十年中国大学人文学科的变革》，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