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大学职能多元化与教学自由权独立价值的维系

大学职能多元化与教学自由权独立价值的维系

【摘要】:最后是大学与工业界和经济部门的关系逐步密切。[7]在大学理念的多元化、大学职能的不断拓展的大背景下,对教学自由权独立价值的保持提出了严峻挑战。洪堡提出的将科研与教学相结合,认为教学必须是创新性知识的传授,改变了教学的本质内涵,为教学自由提供了新的价值旨归。洪堡等人,创造性地将教学自由与科研自由结合在一起,为教学自由的存续及实现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和坚实的保障。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大学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在农业经济时代,大学主要是人文学者、思想家的摇篮,或者说是“学者的乐园”。在整个农业经济时代,大学对社会的贡献主要是对政治宗教文化的学术思想贡献和统治人才的培养。相对而言,大学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显得微不足道。人们将此时的大学称为 “象牙之塔”,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大学是追求高深学问、探索万物真谛、培养社会高雅之士的圣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大学远离社会经济生产。

以产业革命为分水岭,人类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工业经济时代。伴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机器的发明与应用,西方国家的生产力发展达到了日新月异的地步。在短短不到两个世纪里,西方世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工业文明。产业革命的顺利开展,使科学作为人类文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地位得到巩固。于是,大学的社会角色由“学者乐园”变成了 “社会服务站”。大学在工业经济时代的角色变迁,集中表现为大学职能的延伸和扩展。在这一时期,大学除了承担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职能外,还必须承担发展科学和直接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职能。首先便是人才培养模式的变化。传统大学培养的博雅之士,已难以满足工业化对专门科技人才的需求。于是,在19世纪后半叶出现了培养专门科技人才的高等学校,如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伯明翰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德国出现了独立设置的工科大学,如柏林工科大学、汉诺威工科大学等。这些新型大学,都将与工业化及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科学技术知识教育作为重点,不仅为工业化培养了急需的专门科技人才,而且还推动古典大学根据时代发展要求进行教育教学内容的改革。

随着新大学的发展,培养与经济部门联系紧密的专门科技人才成为大学教育中更为重要的目标。其次是科学研究成为大学中与人才培养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职能。最后是大学与工业界和经济部门的关系逐步密切。美国于1862年颁布实施的 《莫里尔法案》,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通过赠地方式设立直接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赠地学院,或者在州立大学中增设农业和机械方面的系科。事实上,《莫里尔法案》不仅推动了美国大学为经济发展培养大量实用人才,满足了美国工农业迅速发展和人口激增对高等教育的新需求,而且对学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威斯康星思想”便是这种影响的生动写照。[1]

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进入一个重大的转型时期,即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 (信息社会、知识社会)转变。“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既依赖于资本的不断投入和有技术的管理人员和工人的再生产”[2]伯顿·克拉克的话充分说明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对知识和大学的依赖程度大大提高了。与此同时,高等教育从“在社会中的高等教育”转变为 “社会的高等教育”(From higher ed-ucation in society to higher education of soeiety)了,大学的地位与作用也随之改变。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指出,“美国创造知识的速度以及利用新知识的能力,将决定下一世纪美国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21世纪的挑战将把保持科学研究和教育的卓越置于最重要的位置”[3]。丹尼尔·贝尔更是把大学列为后工业社会的首要机构,“在后工业社会里,大学成了轴心机构”。时至今日,“为更宽泛的社会服务”已成为大学的核心目的。[4](www.chuimin.cn)

伴随着大学理念的发展演变和大学的职能不断拓展,帕森斯认为,高等教育生产四种不同类型的知识:研究 (基础研究与信息积累)、教育 (人类经验的传递与人格养成)、职业培训 (训练职业的实践性知识和职业生活所必需的文凭)、文化发展 (对宽泛的社会议题的关注,对抽象价值的追求,批判性的立场与态度)。[5]克拉克·科尔也把现代高等教育错综复杂的功能归纳为三类:生产性功能 (人才筛选、职业技能培训、研究和服务)、消费性功能 (通识教育、校园社团生活、学生管理及现状维持)和公民性功能 (社会化、社会评价、补救性教育)。[6]随着大学的日益分化和履行的职能更加多样,大学正变得多姿多样、五花八门。对此,克拉克·科尔在 《大学的功用》一书中有一个精彩的比喻:“‘大学观’是一个居住僧侣的村庄。‘现代大学观’是一座城镇——一座由知识分子垄断的工业城镇。‘多元化巨型大学观’是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城市。”他认为,今日之大学不再是纽曼心目中的 “村庄”,也不再是弗莱克斯纳心目中的 “城镇”,而是一个五光十色的 “城市”了,他称之为 “多元巨型大学”,意指现代大学超越了过去的 “单一性”,发展成现在的 “多元性”,其蕴涵极为丰富。科尔指出:“现代大学是一种 ‘多元的’机构——在若干种意义上的多元:它有若干个目标,不是一个;它有若干个权力中心,不是一个;它为若干种顾客服务,不是一种。它不崇拜一个上帝:它不是单一的、统一的社群;它没有明显固定的顾客。它标志着许多真、善、美的幻想以及许多通向这些幻想的道路:它标志着权力的冲突;它标志着为多种市场服务和关心大众。”[7]

在大学理念的多元化、大学职能的不断拓展的大背景下,对教学自由权独立价值的保持提出了严峻挑战。回顾历史,德国近代大学的建立之际,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当时德国受到实用主义的影响,主张取消大学,改设技术性学校,单设研究院来专门从事科研工作,实际上是放弃对学生进行 “纯粹学问”的教学,而代之以实用性的技术。洪堡提出的将科研与教学相结合,认为教学必须是创新性知识的传授,改变了教学的本质内涵,为教学自由提供了新的价值旨归。既然教学是创新性知识的传授,而不仅仅是对经典知识的传承,那么就必须允许教师们在教学活动中的自由,例如选择学生的自由,课程设置的自由,学位授予自由等。而教学自由的实现,又必须允许教师们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自由,因为只有在科研方面具有充分的自由权,才能保障教师们发展出新知识,进而将之传授给学生。洪堡等人,创造性地将教学自由与科研自由结合在一起,为教学自由的存续及实现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和坚实的保障。

如今,我们所面对的情况比洪堡时期更加复杂。随着大学职能的多元化,如何将这些功能合理地整合起来,为大学最基本的职能——教学找到其自由的空间,成了考验我们的一大难题。现代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人类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步。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的进步,都离不开知识的创新、科技的创新、发展模式的创新等。而这一切创新都要以创新性思维为依托,需要具有开拓精神人才的贡献。创新型人才的培育,必须依靠教学自由的保障。教学自由从根本上说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是全面实现大学职能的必要条件。这就为教学自由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