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民国时期教学自由权制度与文化结构研究:揭示学术与行政权力关系

民国时期教学自由权制度与文化结构研究:揭示学术与行政权力关系

【摘要】:通常认为,“学术权力”是指学术人员和学术组织在学术事务方面所具有的权力。对于目前中国的大学来说,因为几千年封建社会传统思想的影响,学术权力被行政权力遮蔽的现象在大学是很明显的,而社会行政权力对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遮蔽更是中国大学学术发展所要面对的最严峻课题。民国时期是我国教学自由制度的初兴时期,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碰撞时有发生。

通常认为,“学术权力”是指学术人员和学术组织在学术事务方面所具有的权力。“学术权力指的是学术人员和学术组织所拥有和控制的权力,学术权力的主体是学术人员和学术组织,在大学的学术人员包括拥有学术头衔的人诸如教授、副教授、讲师等,大学的学术组织包括决定学术事务的组织诸如学术委员会、教授会等。”[15]“学术权力就是根据学术事务、学术活动及学术关系等的特点和规律对其施加影响和干预力量。”[16]学术权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决定学术活动内部各方面发展的权力,包括研究项目的筛选,研究人员的确定,研究经费的划拨,研究成果的运用和处置,教学内容的确定,教学方案的决定,受教育者的选定,教学人员的选定,学位的授予,学术职称升迁、撤销的决定等;一是大学和学者作为 “学术权威”在社会上所具有的影响力。无论对 “学术权力”如何定义,其基本要义是学术人员和学术组织对学术事务拥有的权力。“基于学科组织的大学,学术权力是一种自由而又最广泛的权力,它以对知识占有的优势为权力基础。”[17]

“以大学为主体,将教育本身的目标及行为作为一个模糊维度,简称学术;而将保障教育行为和效能的非教学科研系统作为另一个维度,简称行政。前者表征教育活动及相关的学术权力,其成员是教师和研究人员,后者表征非教育活动及相关的行政权力,其成员是各级各类机构的管理者 (领导和干部)。”[18]

现代大学面对的行政权力包括大学内的行政权力和大学外部的行政权力。大学的学术权力是为了保证大学的包括学术自由在内的学术权利,同时也是对学术民主和学术公正的一种保护,可以说是大学自身的一种自律措施;大学以外的行政权力,是社会发展政治 “力”的体现,对社会发展中的人、财、物发挥着强有力的调节作用,对大学的学术权利既发挥着保护作用,也发挥着 “他律”作用。大学的学术权力与大学的行政权力构成一组张力,大学学术权力通过对学术发展规律的揭示和遵守,在大学里为学术发展提供支持;大学行政权力通过对大学资源在不同学科的调配促进大学学术的公正、均衡发展,同时作为大学内的除学术权力外的另一种权力系统,对于防止大学学术霸权对大学学术发展的危害发挥作用。

大学学术权力、大学行政权力与社会行政权力又构成一组张力,大学学术权力与大学行政权力共同为自己所在的大学在社会上争取着大学发展所需要的学术资源和学术发展环境,社会行政权力则作为社会管理的代表对大学推动学术繁荣和学术发展起着监督、促进作用,它可以通过建立各种社会性的学术组织,并给其相应的管理授权来实施,也可以通过运用行政管理手段对资源调配来实施。社会行政权力对于推进大学之间的学术民主和学术公正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对于目前中国的大学来说,因为几千年封建社会传统思想的影响,学术权力被行政权力遮蔽的现象在大学是很明显的,而社会行政权力对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遮蔽更是中国大学学术发展所要面对的最严峻课题。民国时期是我国教学自由制度的初兴时期,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碰撞时有发生。

1927年8月,清华学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旧制”学生要求提前出洋,教务长及评议会全体均表示反对。校方将此事上报了外交部,外交部发指令说:“提前出洋有违校章,似难照准,但旧制学生程度究竟如何,外部不甚明了,请校长查明呈复。”校长即答复外交部说:“高三可入美国大学一年级,高二则否。所以高三可以提前出洋,高二可于明年出洋。”梅贻琦认为这是一种侵权行为:“以校长关于学生之程度一层,既未询问教务长,上述之办法更未征求教务长及评议会意见,遽而呈复外部,既易引起误会,于手续尤为不合,因而呈请辞职。全体评议员也以校长如此做法,有违教授治校之精神,故特辞职……”[19]此事最终迫使外交部不得不收回成命,校长作了检讨方才罢休。

作为最高政治威权,蒋介石总想在一切领域插手管事,遂其所欲,关于中央研究院院长继任者这件事,他依例 “下条子”指定人选。在过往的时代气候里,蒋介石的手令,简直就像是 “御旨”,没有多少人敢逆龙麟、捋虎须、“抗旨”以对。可是,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评议员既不是只晓得 “等因奉此”的公务员,也不是蒋介石的直属部下,非得奉命唯谨不可。在学术的世界里,哪里有蒋介石的手令“颐指气使”的空间呢?显然,就像陈寅恪 “大发挥其academicfree-dom说”一般,他咏唱的教学自由的高昂音调,也是其他的评议员共遵同守的信念。蒋介石的手令,在这群读书人看来,无足道焉,根本不是不能忤逆的 “圣旨”,更带来了反效果,大家偏偏就不投票给其钦点的顾孟余。他们的作为,确实像傅斯年所言,彻底 “表示学界之正气、理想、不屈等义”。当年这些学林前辈实践教学自由的用心,他们展现学术独立的风骨,彰明昭著,作为我们承继的精神遗产,则必将是此后学术世界生生不息的永恒动力。

由此可见,教学自由的维护不仅需要制度上建设,也需要教育学人们自身必须信仰教学自由,成为其忠实的信徒。当教学自由受到国家、宗教等外来因素干涉的时候,教育学人们必须首先站出来,拿起法律武器,利用舆论等主动地同这些丑恶现象作斗争。教学自由权观念的培育与普及,是需要一代代人薪火相传,而不是一蹴而就的。

[1] 韩水法:《大学与学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2] 贺麟:《学术与政治》,见杨东平编:《大学精神》,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

[3] 张忠栋等主编: 《教育独立与学术自由》,唐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70~71页。

[4]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37、39页。

[5] 黄万盛:《大学理念和人文学》,载 《现代大学教育》2007年第1期。

[6] 贺麟:《学术与政治》,载杨东平编:《大学精神》,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49页。

[7] 杨克瑞、王凤娥编著:《政治权力与大学的发展——国际比较的视角》,中国言实出版社2007年版,第265页。(www.chuimin.cn)

[8] 杨克瑞、王凤娥编著:《政治权力与大学的发展——国际比较的视角》,中国言实出版社2007年版,第268页。

[9] 苗素莲:《中国大学组织特性历史演变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第47页。

[10] 宋恩荣、章咸主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1912—1949》,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

[11] 宋恩荣、章咸主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1912—1949》,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

[12]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1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5页。

[13] 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 (1925—1939)》,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46~247页。

[14] 参见 《全国大学及专门学校党义教师检定委员会审查科审查报告单存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五,案卷号1560。

[15] 卢晓中:《高等教育的学术自由与学术自治——兼论中国高等教育学术权力的提高》,载 《有色金属高教研究》2002年第2期。

[16] 张钰:《关于学术权力的界定》,载 《高等教育研究》2000年第5期。

[17] 陈玉琨、戚业国:《论我国高校内部管理的权力机制》,载 《高等教育研究》1993年第3期。

[18] 董云川:《论大学行政权力的泛化》,载 《高等教育研究》2002年第2期。

[19] 《清华消夏周刊》1927年第5期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