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教学自由权制度及文化结构研究成果

2023-11-2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民国初期，军阀割据，社会纷争不断，这在客观上为教学自由的开展，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教学活动很少受到政党的干预。但是好景不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国民党就开始实行 “党化”政策，加大了对大学教学的控制。国民党对教学自由的公然干涉受到了当时许多大学师生的抵制和反抗。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翌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建立，大学成为政府的附属机构。

民国初期，军阀割据，社会纷争不断，这在客观上为教学自由的开展，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教学活动很少受到政党的干预。但是好景不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国民党就开始实行 “党化”政策，加大了对大学教学的控制。国民党对教学自由的公然干涉受到了当时许多大学师生的抵制和反抗。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翌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建立，大学成为政府的附属机构。政府加强对国立大学的监管首先表现为，若干国立大学的校长均由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高官兼任，教育部长蒋梦麟兼任浙江大学校长、铁道部长孙科兼任交通大学校长、工商次长郑洪年兼任暨南大学校长等，党国要人兼任国立大学校长有助于国民党政府更有效地控制大学。[7]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战时集权制确立蒋介石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统一指挥党政军事务，并在必要时有权 “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处置 “党政军一切事务”。此时，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已经确立。针对教育领域的教育独立思潮，他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指出：“今天我们再不能附和过去误解了许久的教育独立的口号，应该使教育和军事、政治、社会、经济一切事业相贯通。”要求“教育界齐一趋向，集中目标，确确实实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努力”，反对 “各逞所见，各行其是”。[8]讲话进一步加强了政府对教育的控制，对学术自由的蔑视。国民政府注重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在大学里建立训导制度，推行 “训教合一”的导师制。规定导师的任务是：依据训育标准对学生的思想行为严密训导，并详细记载并报告训导处。国民政府加强对教师的管理，规定大学教师的任职资格统一由教育部学术审查委员会审查，合格后发给等级证书，各校依照教育部审查合格之等级聘任，对广大教师在思想和组织上进行审查和控制，并通过 “部聘教授”制度限制教授的讲学自由。[9]虽然政府加强对大学的管理，但由于受到民国初期大学办学独立思想的影响，以及一些著名大学的办学历史，此时大学仍然拥有一定的自治权，主要表现为大学校长拥有聘任教师的决定权。

在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中，文化教育领域蒋介石推行 “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党化教育，将大学教育全部纳入政府的管辖控制之下，革命化教育和党化教育为大学贴上了政治化的标签。1931年9月，国民党中央通过了《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将高等教育目标规定为：“一、学生应切实理解三民主义的真话，并具有实用科学的智能，俾克实现三民主义之使命。二、学校应发挥学术机关之机能，俾成为文化的中心。三、课程应视国家建设之需要为依归，以收为回储材之效。四、训育应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养成德智体群美兼备之人格。五、设备应力求充实，并与课程训育相关联。”

关于大学教育的方针，主张 “我们的教育要建筑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上。要把学校的课程重新改组，使与党义不违背，及与教育学和科学相符合，并能发挥党义和实施党的政策”。[10]党化教育的主张将大学使命和宗旨定义为，教学和学术研究必须以官方意识形态和执政党的适合意识为出发点，实现大学为国家建设服务的目的。将政党意识形态置于大学学术之上，大学演变为实现三民主义社会理想的政治工具，忽略大学组织自身的特性和目标，规定学术研究应以 “国家需要，分别缓急先后”，应依据教育行政机关之命令 “以实际问题为对象。”[11]

1939年，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采取种种措施对大学加强控制，尤其是要求统一颁布大学科目、统一课程、统一教材、统一考试等。在课程设置上，国民党进一步加强思想专制，大力推行党化教育。1941年前后，国民党当局要求西南联大担任院长以上职务的教授都必须加入国民党。政府以政党意志控制大学的举措，引起了西南联大教授的抵制。如1940年，梅贻琦先生转呈教育部文件中指出，“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以同。”“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有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认为只有自由探究，推陈出新， “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12]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认为，大学的理想亦是保障学术的自由，国家社会不要干涉，给予探究的自由必然会拥有更大的成就，即拥有学术的辉煌。正是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艰难的环境中，他们严谨治学、科学探索，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杰出的人才，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在混乱的战争年代，西南联大的成就可以归功于联大人热烈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严谨的治学品格，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的制度保障学术文化的养成。(www.chuimin.cn)

按照教育部规定，各大学应设 “党义”一课，但许多大学如四川大学 “向未开班”。1937年度，学校增设了这门功课，由各院系各年级共同开班。川大此前未开设此课的原因不详，或者与任鸿隽反对“党化教育”有关。不过，学生对党化教育的积极性并不高。1938年3月7日，曾省在农学院总理纪念周上就提道：“据注册课报告，上周党义钟点，有许多同学均未到班听讲，殊有未合。希望诸位同学自本周起都要一律去上课，不要以为党义一科只记成绩，不计学分，便马虎了事。值此全面抗战，思想统一的时期，凡属国人，均应细心研究党义，秉承总理遗教，努力革命工作，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望各位注意为要！”[13]曾省未必真的相信国民党党义能够起到 “思想统一”的作用，这番话也不乏冠冕堂皇的成分，但川大从 “向未开班”到增设党义一课，其中不乏敷衍教育部与政府的意思。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国大学及专门学校党义教师检定委员会审查科审查报告存根》约128份存根，空白若干份，不及格者时见，如民国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1929年2月27日）的一份有关河南罗昱华的审查意见是：罗君所呈教材说明书，并未说到三民主义之本身，碍难予以合格。[14]另外许多大学党义教师有抄袭者、有内容空洞者、有完全不论及党义者等，并非这些教师不愿意研究学问、授课不认真，而是他们对党义教育反感，对党义教师资格的认定不重视。

由此，可见政党对教学自由控制的过于严苛，是违反学术自身发展规律的，它不仅会对教学自由的实现起到阻碍作用，而且会受到大学师生们的或明或暗的抵制。因此，为了维护国家的长远利益，促进全民族的进步与发展，就必须为教学的发展留下必要的自由空间，让教学按照学术自身的规律来进行。

民国时期教学自由权制度及文化结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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