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认为，“学术权力”是指学术人员和学术组织在学术事务方面所具有的权力。对于目前中国的大学来说，因为几千年封建社会传统思想的影响，学术权力被行政权力遮蔽的现象在大学是很明显的，而社会行政权力对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遮蔽更是中国大学学术发展所要面对的最严峻课题。民国时期是我国教学自由制度的初兴时期，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碰撞时有发生。......
2023-11-26
民国时期教学自由权与文化结构研究：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概述
【摘要】：[4]韦伯强调了学术本身的客观性和教师的政治中立性，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学术自由并非教授有无限自由在课堂中做任何事情，或以任何方法去做研究，或是在公众场合声称任何主张；学术自由的关键在于传授真理，追求真理及发表真理。教学自由与政治具有密切的关系，它对政治的发展也具有促进作用，因此也必须保持教学自由的独立价值。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民国时期学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变化对教学自由实现的影响，来管窥这一联系。
政治和作为知识的政治有着根本的分界。政治与学术具有根本的差异，政治强调规范，学术要求自由；政治维持既存秩序，学术要求不断创新；政治保护集团私利，学术追求人类理想。两者之间难免出现矛盾冲突，学术为政治服务，其结果必然是学术屈从于政治，为政治牺牲学术。
在学术活动之中，一种新知识或新思想被创造出来之前，任何个人或组织都无法预先制定真理标准，这一思想再次证明研究者的学术活动、学术思想以及学术方式需要足够的自由空间。“学术研究必须仅仅遵从学术的原则来评判，学术成果必须仅仅从学术标准来评判；简单地说，人们必须直面学术本身，一切外在的动机固然有其合理的理由，但是在纯学术活动范围之内，他们应当退避三舍。”[1]
从中世纪大学诞生之初，学术自由是师生组成的行会为捍卫自身利益与外部势力侵犯的斗争中产生的。在此后的发展中，学术自由不断受到来自宗教、政治、经济等外部势力的干涉，而维护自由的追求已经始终不渝地成为学术活动的基本价值。在中国，现代大学自诞生起，就是政府的附属机构，由于缺乏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的设置，大学被定位于官僚养成所，学术毫无疑问地演变成为政治的目的和手段。“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因为真正的学术是人类理智和自由精神最高的表现。”[2]学术社会中的学问精英们为了获得独立的自由研究环境，需要摆脱对于政府的依附而独立，必须区分学术与政治，将学术的传承和研究作为知识人的天职，拥有学术独立之精神。
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学术独立不是要违抗教令，不遵法纪，放弃国民的职责，而只是要在求学的过程中划分政治和学术的界限。……倘使一个学人把学校用为政治活动的地盘，把学生用为政治势力的工具，把学术用为政治企图的幌子，他这样地把学术当做了政治的附庸，而毁灭了学术的尊严独立。倘使他的心力用于政治活动者，多于他用在学术工作者，他虽未必因此牺牲了学术的独立，但是他已经犯了喧宾夺主的错误，也不足称为一个忠实的学术工作者。”[3](www.chuimin.cn)
马克斯·韦伯对此有精彩的论述。他认为 “就教师而言，党派政治不属于课堂，如果教师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对待政治，那它就更不属于课堂。因为对实际政治问题所持的意见，与对政治结构和党派地位的科学分析完全是两码事。如果是在公众集会上讲论民主，他无须隐瞒自己的态度；在这种场合，立场鲜明甚至是一个人难以推卸的责任。这里所用的词语，不是科学分析的工具，而是将其他人的政治态度争取过来的手段。……真正的教师会保持警惕，不在讲台上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将任何态度强加于学生。”“无论是谁，只要他是一名正直的教师，他的首要职责就是教会他的学生承认 “令人不舒服”的事实 （指那些相对于他们的党派观点而言不舒服的事实）。对于一切党派观点来说，都有些十分令人不舒服的事实……如果从事学术教育的人，强迫自己的听众习惯了这样的事情，他所取得的成就便超出了单纯的知识成就。”[4]
韦伯强调了学术本身的客观性和教师的政治中立性，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学术自由并非教授有无限自由在课堂中做任何事情，或以任何方法去做研究，或是在公众场合声称任何主张；学术自由的关键在于传授真理，追求真理及发表真理。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领域，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授者，只能传授可以被传授的知识。政治立场不是知识而是信仰，而信仰是不能被传授的，因此，国外在强调学术自由的同时，强调学术对于政治的中立性，强调教师在对学生传授知识时应当保持自己政治上的中立。学者往往是按照自己的偏好进行学术研究和传授知识的。
教学自由与政治具有密切的关系，它对政治的发展也具有促进作用，因此也必须保持教学自由的独立价值。哈佛燕京学社的黄万盛教授曾描述了一段他在法国的见闻：“我在法国时，就看到了政府总理巴拉杜面对如何处理法国工人罢工的难题，去大学拜会社会学家阿兰·图汉，求教他的意见和智慧，而不是政治领袖习以为常的巡梭、视察、训话、指示。”[5]在半个多世纪之前，贺麟先生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学术之独立自由，不惟使学术成为学术，亦且使政治成为政治。因为没有独立自由的学术来支持政治，则政治亦必陷于衰乱枯朽，不成其为政治了。”[6]能否正确处理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关系，对切实保障教学自由的实现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民国时期学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变化对教学自由实现的影响，来管窥这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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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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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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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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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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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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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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