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学自由权制度研究

2023-11-2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为了加强对大学的控制，在1928年5月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就提出了设立大学课程标准的议案。为了制定统一的大学课程，1930年国民政府还成立了大学课程及设备标准起草委员会。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对大学课程设置控制的加强，妨碍了大学的“教学自由”，引起了教授们的抵制。这一时期，课程设置自由权得到了教育法规的保障，被视为是属于大学教授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为了加强对大学的控制，在1928年5月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就提出了设立大学课程标准的议案。1929年的《大学规程》规定：“大学各学院及独立学院各科，除党义，国文，体育，军事训练，第一、第二外国语为共同必修课目外，须为未分系之一年级设基本课目。”“大学各学院及独立学院各科课程，得采学分制。但学生每年所修学分须有限制，不得提前毕业。”[8]对于聪明、勤奋的优秀学生，可允许他们在完成应得学分的情况下，在最后一学年学习特种课目以资深造。

1932年公布了学分制划一办法，规定从当年开始，各学校一律采用学年兼学分制，大学学生除医学院外4年须修满132学分始准毕业。其学分计算办法，需课外自修的课目以每周上课1小时满1学期者为1学分，无须课外自修的课目以2小时为1学分。为了制定统一的大学课程，1930年国民政府还成立了大学课程及设备标准起草委员会。但是由于大学课程的繁复，除了1935年颁布了《医学院暂行科目表》外，并没有其他的收获。由此可见，直到抗战前，教育部只是规定了党义、国文、体育等共同必修课目，其他的科目的设置权力还都掌握在各大学的手中。

从1938年开始，国民政府加大了对大学课程的控制。1938年9月9日，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大学课程会议，对《文、理、法三学院各系课程整理办法草案》进行了讨论。草案分 “整理原则”及 “整理要项”两部分。整理原则主要有三个，主要内容为：（1）规定统一标准。先从规定必修课目着手，为给各学校留有变通余地，暂不规定选修课目。统一标准，既是为了提高一般大学的水准，也是为了与国家的文化及建设的需要相吻合。（2）注重基本训练。先注意广博的学术基础的培养，将文、理、法科的基本学科定为共同必修课。在修完共同必修课的基础上，再使学生专精一科，以避免过分专业化所带来的偏枯之弊。（3）注重精要课目。一般大学课目的设置应力求统整与集中，使学生对于一学科的精要课目能充分修习、融会贯通，其他琐碎课目应予删除。

整理要则有九点，主要有：（1）全国大学各院系的必修与选修课程一律从教育部规定范围内，参照各自的实际需要进行损益。（2）大学各学院第一学年注重基本课目，不分学系；第二学年起分系，第三、四学年视各院系性质酌设实用课目，以为学生出校就业做准备。（3）国文及外国语为基本工具学科，第一学年终了时应举行严格考试，不达标者需要继续修习，合格后始能毕业。（4）各大学仍采用学分制，各学科学习分量以学分计算。（5）各科教学除教师上课讲习外，对于自习讨论与习作或实验应同时并重，考试范围包括上述全部内容。（6）各课目应由教师详细规定自习书目与其他参考资料，督令学生按时阅读并作杂记。文学院学生应研究古今名著一种或数种，培养学生独立研究精神。（7）各课目须确实规定学生习作或实习次数，其习作及实习报告应由教师按期批阅。（8）各学系应在高年级课程中规定重要课目数种，指导学生作学科论文，其题目应由教师指定或核定。（9）学生毕业考试应包括各院系学年中重要课目，课目种类可由各校自由规定，但不得少于五种。[9]

从上面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到教育部开始加大对大学课程设置的控制，但还是为大学教师的课程选择自由保留了一定的空间，例如，虽规定了学生毕业考试的考核课目限度，但是又赋予了教师的具体课目的选择权。

1938年9月，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课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关专家对于上述原则和要则基本表示赞同，但也提出了一些重要意见：课程应有伸缩的余地，教育部只定最低标准，各校可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增加课程内容；各科学分数不宜规定太严；一年级可不分系，但应增加一些初步学程。会议还对共同必修课的名称、学分、数目、修习年限等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会后，教育部根据该讨论正式公布了《文、理、法三学院共同科目表》。同年10月，又公布了农、工、商各学院的共同必修课目表。除了课表之外，三民主义、体育和军训为当然必修课目，虽不计学分，但不合格者不能毕业。1941年，教育部正式将三民主义列为各类学校的共同必修课，共计4个学分，分别在第一学年的两学期开设。由此可见，国民党对学校的思想控制逐步增强，这干扰了教学自由的实现。

1944年教育部又召开第二次大学课程会议，对文、理、法、师范四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进行了修订。这次修改的最主要内容是将“三民主义”和 “伦理学”列为共同必修课。抗战胜利后，教育部又本着注重必修科目、选修科目不必太多等原则，继续对大学课程科目进行调整。

抗战开始之后，国民政府对大学教材也进行了统一化管理。1939年教育部设立了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1940年该委员会决议，先编辑共同必修科用书，再编选修科用书。在编辑方法上，主要有三种：其一先对各出版社已印行的大学用书进行甄别，合格者经原著译者同意，作为部定大学用书；其二向社会公开征稿；其三特约各科专家审稿。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对大学课程设置控制的加强，妨碍了大学的“教学自由”，引起了教授们的抵制。如闻一多先生就提道：“大学的课程，甚至教材都要规定，这是陈立夫做了教育部长后才有的现象。这些花样，引起了教授中普遍的反感。”[10]西南联大对教育部的这一规定，也据理力争，要求教育当局给予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明确表示 “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11]在具体实践中，各大学也没完全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来进行课程设置，如乐山时代的武汉大学 “政治系一年级选修课即增加了 ‘中国通史’、‘货币与银行’等课目；机械工程学系增加了 ‘高等微积分’等选修课；生物系一年级的选修课 ‘微积分’改为必须课；理、工科学生必须增修 ‘中国通史’和 ‘国文’”。[12]

由上可知，民国前期，由于政府对大学教育的相对放任，各大学的教学工作基本上由其按照学术规律自主安排，这样就赋予了授课教师很大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选择的自由权，这有利于教师们将自己的独立研究和心得体会传授给学生。这一时期，课程设置自由权得到了教育法规的保障，被视为是属于大学教授会或评议会的职权，这在各大学规章中也有明确的规定。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加强了对各大学课程设置的控制。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规范各大学的学科设置，利于统筹发展学术，但是它也在客观上限制了大学课程设置的自由，不利于创新型知识的产生，也不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国民党加强对课程的控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实现其思想控制的目的，将三民主义、党义等课程列为必修课即是明证。接受过民国前期教学自由观念洗礼的广大师生，对国民党干涉教学自由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抵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教学自由在实然状况的存续和活跃，西南联大的兴盛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1] 《教育杂志》第四卷第十号，1913年1月，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641页。(www.chuimin.cn)

[2] 《教育杂志》第五卷第一号，1913年4月，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644～657页。

[3] 《教育杂志》第九卷第十二号，1917年12月，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664页。

[4] 王学珍、张万仓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861—1948）》，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3页。

[5] 萧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4页。

[6] 萧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7] 萧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2页。

[8] 宋恩荣、章咸主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07页。

[9] 参见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495～496页。

[10] 《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9页。

[11] 《南开大学校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0页。

[12] 武汉大学校史编辑研究室：《武汉大学校史简编（1913—1949）》1983年印行，第95～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