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成立之后，教育部颁布的教育法规对大学教师招聘权进行了规定。如1912年10月24日，教育部公布了 《大学令》，其中两条提到了大学教员聘任。从法律规范来看，大学的教员聘任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国家手中。民国时期，大学在招聘教师之后，也对教师的权利进行切实的保障，以利于其全心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教育部颁布了包括1918年的 《国立北京大学规程》、《教员延聘施行细则》以及1922年的 《教员保障案》等多部保障教员利益的法规。......
2023-11-26
民国时期教学自由权研究成果
【摘要】：民国前期 ，大学在课程设置方面具有很大的自由。这一时期，教育部也以立法的形式授予了大学课程设置的权力。“教授会商议下列诸事项：一、学科课程……”[5]北京大学在教科书的选用了也有很大的自由。吴梅的代表作 《顾曲塵谈》、《中国戏剧概论》为 “戏剧”课程教材的奠基之作。这一时期，大学拥有课程设置自由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学分制和选科制的实行。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之后，第一次在国内推行了选科制。
民国前期 （1912—1927年），大学在课程设置方面具有很大的自由。这一时期，教育部也以立法的形式授予了大学课程设置的权力。1912年10月颁布的 《大学令》规定：“大学各科各设教授会，以教授为会员，学长可随时召集教授会自为议长。”“教授会商议下列诸事项：一、学科课程……”[1]1913年1月的 《大学规章》进一步规定：“大学各科目授业时间，及学生应选修之科目，由校长订定呈报教育总长。”[2]
1917年9月颁布的 《教育部修正大学令》规定：“评议会审议下列诸事项：（一）各学科之设立废止，（二）学科课程……前列事项如仅涉及一科或数科者，得由各该科评议员自行议决。”[3]1924年2月，教育部重新制订并颁布了 《国立大学条例》，规定：“国立大学各科、各系及大学院各设教授会，以本科本系、大学院正教授、教授组成，规划本单位课程及教学。”[4]
作为我国最早的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它鼓励、允许大学教员将自己新近研究成果，向学生讲授，并因此而开设了很多新课程。例如1920年鲁迅接受北大聘请，在中国首次开设 “中国小说史”这一门课程，这也促进了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学术研究与教学相得益彰。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就是利用北大的课题、报告会和学术讨论会作为讲坛，先后教授过‘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的将来’、‘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以及 ‘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系统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5](www.chuimin.cn)
北京大学在教科书的选用了也有很大的自由。1914年6月，时任北大校长胡仁源制定了整顿计划书，其中一条措施即是 “成立教科书编委会，分为六组：修身 （即伦理学）、国文由沈尹默主编；物理由何育杰主编；化学由俞同李主编；数学由胡溶济主编；英语由严思稳主编；图画由王季绪主编”。[6]这个时期，重要的学术著作和上课讲义也多被用作教材。如周树人 （鲁迅）和周作人兄弟的 《中国小说史略》和 《欧洲文学史》作为各自领域的开山之作，被用作教材。吴梅的代表作 《顾曲塵谈》、《中国戏剧概论》为 “戏剧”课程教材的奠基之作。当时的理科教材，多采用世界科学的最新成果。如物理系三、四年级的 《近代物理》课，讲授内容多选用居里夫人在巴黎大学讲课所用的教材。
这一时期，大学拥有课程设置自由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学分制和选科制的实行。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之后，第一次在国内推行了选科制。原来的年级制，各系课程都是必修课。实行选科制之后，规定“本科学生学满八十个单位 （每周一学时，学完全年为一单位）即可毕业。在八十个单位中又规定一半为必修课，一半为选修课。在选修课中不仅可选修本系课程，也可选修外系课程”。[7]此后被东南大学等高校效仿而流传开来。选科制和学分制实行之后，毕业以习满规定的学分为标准，优秀的学生可以提前毕业。选科制下，给了教师们更多的自由，激励他们做好本专业的研究，丰富讲课的内容，以吸引更多学生来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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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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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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