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个阶段,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对大学招生进行宏观指导。[1]1912年11月,教育部颁布了 《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3]由此可见,教育部对大学入学资格的规定比较宽泛,各大学可以在此基础上自行制定标准。[4]大学在招生方面享有广泛的自主权。招生简章分为四个部分,多由大学自行确定。例如招生人数可以由学校自己决定,投考资格除了教育部规定的学历要求外,各大学还可以根据具体需求,增加标准。......
2023-11-26
1933年 《二十二年度各大学及独立学院招生办法》的颁布,标志着民国政府开始实行计划招生,采用 “比例招生法”,即要求设有文、实两类院系的大学或学院,文科类院系招收新生之数量,连同转学生在内,不得超过实科类院系新生数。1935年教育部规定了各类高校的实际招生名额,加强了对高校招生的控制。1937年,教育部在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三校试行 “联合招生”。1938年制定 《国立各院校统一招考办法大纲》规定各大学及独立学院一年级新生,除上海国立院校仍自主招考外,均统一招考。此后,该政策又逐渐推广到各公立大学。至1940年省立大学和省立独立学院一并纳入统一招生,至此公立各院校由自主招生完全过渡到统一招生。
1938年的全国统一招考政策的施行,引起了许多大学的不满,认为这样就会降低入学学生的质量。为了抵制统考制,一些大学还想出了一些对策:新生入校后先进行一次甄别试验,若其学科基础太差,则需补读一年至二年。1939年,中央大学统一分配的600名新生中,留级和退学的占1/3,全部课程及格能升级的仅有170人。[8]当时,武汉大学对教育部分配来的学生,“一律实行甄别考试,主要科目太差者,必须补习一二年,再经过考试,方能进入本科学习”。[9]
1941年因战事严峻,高校统一招考被迫中止,各高校恢复了自主招生,但教育部对各校自主招生办法作了详细规定,颁布了 《三十年度公立各大学及独立学院自行招生办法》。教育部在保留招生名额控制权、对大学考试科目、命题标准作必要限制的前提下,允许各高校斟酌采用单独招考、联合招考、委托招生、成绩审查及保送免试等方式进行招生,大学的招生自主权得到了部分的恢复。
[1] 宋恩荣、章咸主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02页。
[2] 杨学为、朱仇美主编:《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92年版,第589页。
[3] 杨学为、朱仇美主编:《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92年版,第572页。
[4] 杨学为、朱仇美主编:《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92年版,第656、670页。(www.chuimin.cn)
[5] 参见高等教育访问社编:《北京各大学入学调查录·十二年度 (1923年)》,高等教育访问社1924年版,第6页。
[6] 谢青等主编:《中国考试制度史》,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561页。
[7] 钱文忠:《我的老师季羡林之学生时代》,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
[8] 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44页。
[9] 武汉大学校史编辑研究室:《武汉大学校史简编 (1913—1949)》,1983年印行,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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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个阶段,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对大学招生进行宏观指导。[1]1912年11月,教育部颁布了 《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3]由此可见,教育部对大学入学资格的规定比较宽泛,各大学可以在此基础上自行制定标准。[4]大学在招生方面享有广泛的自主权。招生简章分为四个部分,多由大学自行确定。例如招生人数可以由学校自己决定,投考资格除了教育部规定的学历要求外,各大学还可以根据具体需求,增加标准。......
2023-11-26
“教育独立”主张由来已久。这位 “五四”时期的 “典范人物”对蔡氏上述主张极为赞成,同年5月他在燕京大学座谈时反复引述 《教育独立议》的观点,将之奉为圭臬。即使在抗战期间,教育界仍有 “独立”之声,以至与国民党战时体制发生抵触。......
2023-11-26
到了民国时期,随着人们对高等教育理论的深入了解以及多次高等教育改革的失败经验总结,人们开始学习德国大学理念的精髓——教学自由。蔡元培早年曾留学德国,对德国大学的基本理念具有十分深刻的认识与感悟。[13]蔡元培对德国古典式 “教学自由”精神的吸纳和改造,集中体现在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的实践。......
2023-11-26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也颁布了一系列大学教员聘任方面的法律、法规。1927年6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了 《大学教员资格条例》,其内容共20条,分 “名称”、“资格”、“审查”、“附则”四个部分。总体上说,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仍然肯定了大学校长具有大学教员招聘的决定权。教育部拥有教员资格审查权,表明了国民政府加强了对教师聘任的控制。......
2023-11-26
思想上重视学术自由,经济上支持学术自由、营造有利于学术自由的社会大气候。因此,必须要解放思想,敢于批判不合理的现象,才能在整个社会形成教学自由的大环境。正如阿什比所说的那样,“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在最终意义上,都是依赖民意的。唯有当民意了解到大学是什么,并予以尊重时,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才能获得保障”。[1]这个最终意义上的 “民意”指的就是社会学术环境的构建。......
2023-11-26
目前,学界对何为教学自由,教学自由的内容,教学自由的特征等基本概念语焉不详,且多与学术自由交织在一起,不加区分地使用,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将本书的研究范围和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教学自由内涵的演变、分裂是与大学功能的变迁密切相关的。[11]传统大学跟中小学的功能是一致的,就是保存知识、传授知识,教学自由的概念是统一的。[15]教学自由与研究自由完美地统一在学术自由这一概念中。......
2023-11-26
近代西方大学教育理念是紧随着明末清初第一轮 “西学东渐”的展开而传入中国的。这一轮 “西学东渐”是随着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而拉开序幕。当时的传教士为了更好地传播教义,采取了更容易被中国人接受的学术传教的方式。其中,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1623年所著的 《职方外纪》,是第一部向中国人详细介绍西方大学制度的书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世纪清政府宣布严禁天主教,解散耶稣会,第一轮 “西学东渐”结束。......
2023-11-26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存在学术自由的观念,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研究中国教育史的学者们。还有一种比较折中的看法,就是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我们现代意义的学术自由,但却不乏学术自由的事件。[10]前两种观点,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学术自由的一种状态。下面我们就从当时的中国古代的学校及私人教育状况,来进行判断当时是否存在教学自由权状况。......
2023-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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