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教学自由权制度与文化结构研究：现代大学的创建

2023-11-2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北京大学才是中国现代大学建设的开始。北京大学的改造和蔡元培的名字密切联系在一起。蔡先生所极力追求的 “教育经费独立”以及在北京大学所推行的制度改革，其目的就是使自治与自由理念得以制度化。东南大学校内管理体制实行校长领导下的 “三会制”，即评议会、教授会和行政委员会，并首次在国立、公立大学添设董事会。董事会属于全校最高的立法和决策机构，但具体的学术和教学事务仍属教授会、评议会负责。

我国自办的新式大学，始于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由盛宣怀奏办的天津中西学堂的头等学堂（又称北洋西学堂）。这个学堂设有工程、采矿、机械、法律四科，学制为四年。学生毕业后，“或派赴外洋分途历练，或酌量委派洋务职事”。这个学堂于1900年被帝国主义侵略军所毁。1903年复校，改名为北洋大学。北洋大学是我国最早的工科大学，分土木工程、采矿、冶金等科，后又几经变迁，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天津大学。

我国近代由政府正式开办的最早的大学，是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1901年同文馆也归并到京师大学堂）。这所大学的创立，是戊戌变法的 “新政”措施之一，目的在于 “广育人才，讲求时务”。开始建校的方案是要设道学、政学、农学、工学、商科等十科，但在顽固派的反对下，实际上仅办诗、书、易、礼四堂及春秋两堂，性质仍同于旧式书院。1900年，帝国主义侵占北京，学校被迫停办，1902年复校，到1910年发展为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1912年5月改为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才是中国现代大学建设的开始。

《大学令》以及《国立大学条例》都 “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这与传统大学是封建思想的 “卫道士”和官僚的养成所的大学性质截然对立，从而为实现传统大学的现代转向奠定了制度基础。北京大学的改造和蔡元培的名字密切联系在一起。蔡元培早年留学德国，深受19世纪德国大学教育观念的影响，注重高深学理的研究，强调 “为学术而学术”。他认为，改革旧教育体制存留弊端的根本之途在于 “教育独立”，新教育应 “超轶乎政治”。[8]1917年他主掌北京大学后，所实施的一系列改革都与这一思想一脉相承。蔡元培坚持对北京大学改革的 “自由人”角色以及对北京大学的苦苦支撑，造就了北京大学浓厚的学术气氛和别具一格的学统，其基本原因是基于他对大学特性的理解和按教育规律办学的主张。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提出改造北大的三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问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9]“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多次同学生谈道：“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文凭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10]

为培养校内的学术气氛，蔡元培提倡 “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在教师聘任和管理方面，主张 “以学诣为主”和不过度干预思想，延聘学有专长者来校任教，辞退旧教员中滥竽充数者；建立研究所，为师生提供进一步研修的学术机构；实行选科制，培养学生对所学专业和课程的兴趣；创办各种刊物，为师生发表学术成果提供园地；组织社团，开展健康有益的活动。

如果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革遵循的是 “洪堡传统”，郭秉文在东南大学办学，则完全以美国大学教育制度为蓝本。郭秉文早年留学美国，深谙世界和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主张大学应突破 “象牙塔”藩篱，广泛地融入社会生活。为此，郭秉文在管理体制、系科设置、培养目标、课程内容、经费筹措、教学方法等方面都依照美国大学教育制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使东南大学改革更多地具有美国大学的特征。基于学者治校、学术自由的理念，郭秉文首先也从延揽海内外名师开始，而正是一批结构独特，阵容强大，水平整齐的教师队伍，才使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无论是 “洪堡模式”还是 “美国模式”，都强调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办学理念，都强调大学作为一个自治体所应遵循的办学逻辑。但办学理念属于 “形而上”的哲学层面的范畴，要把这种 “应然”的办学追求转化为 “实然”的办学实践，还必须有赖于一系列具体制度的支撑。蔡先生所极力追求的 “教育经费独立”以及在北京大学所推行的制度改革，其目的就是使自治与自由理念得以制度化。他执掌北大的初衷即是希望避开党派干扰，建立一块 “学术净土”，[11]因为专制是与知识分子的秉性与 “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背道而驰的。正如蔡元培所言：“德国革命以前是很专制的，但是他的大学是极端的平民主义。”他们实行教授治校，校长由教授会选举。蔡元培深谙德国大学制度之道，他在出掌北京大学后首先着手组建评议会和各科教授会，打破以前由校长和学监专制的管理体制，让教授和讲师都有机会参与校务管理；设行政会议掌管全校行政大权，并按事务性质，组织11个专门委员会分管每一方面的行政事务；设教务会议和教务处统一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这些改革意在为自由研究高深学问建立制度上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谋以专门学者为本校主体，使不致因校长一人更迭而动摇全校”。即使一年换一个校长，“对于诸君研究学问的目的，是决无妨碍的”。[12]

郭秉文与蔡元培一样，坚持学者治校、学术自由。东南大学校内管理体制实行校长领导下的 “三会制”，即评议会、教授会和行政委员会，并首次在国立、公立大学添设董事会。董事会属于全校最高的立法和决策机构，但具体的学术和教学事务仍属教授会、评议会负责。由此，形成了学者治校为中心的、高效率的决策和行政制度。

[1] ［美］伯顿·R﹒克拉克主编：《高等教育新论》，王承绪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

[2] ［美］伯顿·R﹒克拉克主编：《高等教育新论》，王承绪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4页。

[3] Frederick E．Balderston．Managing Today's University：Strategies for Viability，Change and Excellence．San Francisco：Jossey－Bass，1995：1．(www.chuimin.cn)

[4] 朱伟光等编著：《查理大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5] 《简明国际教育百科全书教育管理》，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9页。

[6] ［澳］马尔科姆·斯基尔贝克等：《高等教育的管理与资金筹措》，载《教育展望》（中文版）1999年第3期。

[7] 高晓清：《自由，大学理念的回归与重构》，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版，第19页。

[8] 欧阳哲生：《蔡元培与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载《高等教育论坛》2000年第1期，第7－22页。

[9]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9页。

[10] 转引自霍益萍：《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11] 张晓唯：《民国时期的 “教育独立”思潮评析》，载《高等教育研究》2001年第5期，第90～94页。

[12] 蔡元培：《回任北大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词》，见高叔平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