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教学自由权制度与文化结构研究

2023-11-2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到了民国时期，随着人们对高等教育理论的深入了解以及多次高等教育改革的失败经验总结，人们开始学习德国大学理念的精髓——教学自由。蔡元培早年曾留学德国，对德国大学的基本理念具有十分深刻的认识与感悟。[13]蔡元培对德国古典式 “教学自由”精神的吸纳和改造，集中体现在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的实践。

虽然中国在第一轮 “西学东渐”中对德国高等教育有一点了解，但是真正引起中国精英阶层的重视，则是在清末 “救亡图存”之际。近代德国因大学而兴国的美名，对清末试图将教育作为重要救国手段的中国，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既然，德国人能够依靠大学，从过去的被动挨打中走出来，并且成为世界强国，那么曾经的 “东方霸主”——自然也能因此而崛起。这种观念成为当时中国精英集团的强烈信念和精神支撑。晚清时期，士大夫阶层对德国大学的崇拜，与其 “教育兴国”的理念紧密相连。关于普鲁士之所以击败法国是因为普鲁士的教育胜过法国的说法，在当时士大夫阶层颇为流行。康有为就说：“普胜法后，俾士麦指学生语曰：‘我之胜法，在学生而不在兵’。”[8]梁启超也说：“德将毛奇于师丹（今译色当）战胜归国之际，指学校生徒而语曰：非吾侪之功，实彼等之力。盖至言也。”[9]张謇也说：“闻之普之胜法也，群臣相贺，其相俾士麦执小学校夏楚以示人曰：与达伐北大德国研究者此也。大哉斯言！”[10]

因此，他们对德国大学的学习，往往带着功利的态度，很难深入学习德国大学的核心精神，仅仅是外层的了解和模仿。到了民国时期，随着人们对高等教育理论的深入了解以及多次高等教育改革的失败经验总结，人们开始学习德国大学理念的精髓——教学自由。在这一过程中，蔡元培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蔡元培早年曾留学德国，对德国大学的基本理念具有十分深刻的认识与感悟。蔡元培回国后特别重视高等教育，如他所说 “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11]他坚信大学、学术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赖以强大的根本。他的朋友吴敬恒曾说，蔡元培 “毕生最致力地办大学。他为什么主张办大学？仿佛是一个国家，只要有大学问家出来，民族就可以之而贵，一班人就可以之而尊”。[12]蔡元培如此看重大学，这显然与德国人对大学的态度有关。他有两次直接援引德国的例子以强调高等教育的意义： “普鲁士受拿破仑蹂躏时，大学教授菲希脱（今译费希特——引者）为数次爱国之演说，改良大学教育。而德意志统一之盛业（普之胜法，群归功于小学教员，然所以有此等小学教员，高等教育之力也）亦发端于此。”[13]

蔡元培对德国古典式 “教学自由”精神的吸纳和改造，集中体现在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的实践。蔡元培到任前的北京大学，学术研究空气之缺乏，封建腐朽思想之泛滥为众所周知。这些现象，又是以北洋军阀的统治为政治背景的。蔡元培正是抱着改革和创新的挑战精神，置个人的名誉和利害于度外，赴北大上任。他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旗帜，以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原则，整顿大学的腐败校风，改革师生的陈旧观念，肃清封建积习，活跃学术空气，使北大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1917年初到1923年初，是蔡元培在北大实际主持校政的时期。这6年中，他排除了种种旧势力的阻挠，在北大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和整顿。实践证明，这些改革是富有成效的。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首先从改变观念入手。他在就任校长后的首次讲演中，即阐明了大学的宗旨。他强调：“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4]

他对大学宗旨的主张，可谓一贯坚持。翌年，在北大开学式的讲演中又重申：“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本校一年以来，设研究所，增参考书，均为提起研究学问兴趣起见。”[15]他以提起 “研究学问兴趣”作为北京大学的宗旨，在每年的开学演说中都要强调。他说：“本校的宗旨，每年开学时候总说一遍，就是 ‘为学问而求学问……科学的研究，固是本校的主旨。”[16]

蔡元培对德国式 “教学自由”的坚持还体现在他同政治当局的斗争上。例如 “五四”运动爆发后，蔡校长为抗议政府镇压爱国学生而辞职。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蔡先生称：“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17]三个月后，在全体师生的强烈要求下，蔡校长回校复职，其《回任北大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词》曰：“诸君都知道，德国革命以前是很专制的，但是他的大学是极端的平民主义；他的校长与各科学长，都是每年更迭一次，由教授会公举的……这是何等精神呵！”[18]以德国教育为参照系，强调即便政治专制的国家，大学也有相对的独立与自由。蔡校长组织教授评议会，鼓励学生开展社团活动，反对党派或政府直接控制校园，都是力图在制度上保证大学的 “平民主义”与 “兼容并包”。

民国时期，追慕德国大学的独立与自由风气的，并非只有蔡元培一人。除了留学生的实地考察，翻译著作的流行，也是理解德国大学精神的重要途径。19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德国教育之精神》，对传播德国大学理念，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书中称德国大学为 “真为自由之神境”，并认为：“德国大学之教育主义，可以自由研究四字尽之，德之学校教育，本施极严肃之教育，唯大学则全然不同，而施无制限之自由主义教育。大学教授得以己所欲讲者讲之，大学学生亦得学己之所欲学，潜心干己所欲研究之问题，遂以是为学制而公认之。”[19]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德国的教学自由观念已经深入到中国很多教育学人的心中，成为了他们自觉维系和捍卫的信仰。他们中有像蔡元培一样的大学校长，身居高位，以德国大学为模型，结合中国的国情，创办有中国特色的大学，践行着教学自由的理念；有陈寅恪等大学教授群体，在教学岗位以教学自由为宗旨，自由研究，将创新性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培育了一批创新型人才，面对政府、宗教等的干涉，敢于直面强权，坚决地同他们作斗争，维护教学自由等。正是有他们的存在，才促进民国时期大学发展的奇迹，才会创造出 “西南联大”的奇迹。

[1] 贺国庆、王保星等著：《外国高等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页。

[2] 转引自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3] Charles E．Mc Clelland，State，Society，and University in Germany， 1700．1914：78－79．

[4] 转引自黄福涛主编：《外国高等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0页。

[5] 转引自贺国庆、王保星等著：《外国高等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

[6] 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www.chuimin.cn)

[7] ［德］F．W．卡岑巴赫：《施莱尔马赫传》，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3页。

[8]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52页。

[9]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948页。

[10]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11]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1937），见《蔡元培全集》第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页。

[12] 吴敬恒：《蔡先生的志愿》，见孙常炜编：《蔡元培先生全集》，1978年版，第13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