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大学教学自由观的兴起和历史文化背景

2023-11-2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德国大学在19世纪的崛起堪称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他们批评的矛头集中指向了德国大学腐朽无能的教学。[5]当时德国大学教学自由受到严格的控制。他们认为教学的目的是帮助学生实现自身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三种思想的交锋在柏林大学的筹办过程中时有发生。新人文主义派对德国大学教育观的支配性影响是由洪堡、施莱尔马赫、费希特等人完成的。

德国大学在19世纪的崛起堪称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18世纪的德国大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和发展危机。德国著名的 “海德堡大学1701—1705每年平均仅招收约80名学生，其他20所大学不足300名学生”。[1]18世纪中期之后，这种状况持续恶化。18世纪80年代，斯特拉斯堡、科隆、特里尔等大学最终因无生源等原因而被迫关闭。

这一时期，在德国官员中出现了一种功利主义思想，很多人都主张改变甚至取消传统大学而全力兴建新式的专业学院。如1897年，普鲁士在教育大臣领导下开始进行全面的教育体制改革，在高等教育方面，他主张取消旧式大学，只保留以培育法官、医生、专业技术人员等为目的的高等专业学校。他认为：“大学这种源于古代的机构不仅无法满足未来理论型学者在道德、科学和实际教育上的需求，也不适于培养对个人和社会生活均有用处的国家公民……应当取消大学，只保留人文中学和培育医生、法官等的专业学院。”[2]

此外，一些激进的教育改革者及知识分子也主张废除大学。例如“星期三晚会”组织的主要倡议者格布哈德就支持取消大学，他的理由主要有两点：其一，高等专业学校完全能取代大学的作用；其二，大学是造成当时大学生道德败坏、屡屡触犯刑律的罪魁祸首。著名教育改革家卡姆佩也要求废除大学，他认为：“最好的青年在大学即使没有完全被毁坏，至少变得放荡起来，回报他们的是灵与肉的衰弱，蒙受损失的是他们自己和社会。”[3]德国大学还成为了当时德国文学嘲讽的重要对象，如歌德的《浮士德》、萨尔茨曼的《卡尔·冯·卡尔施贝格》等都对传统大学，特别是其糟糕的人才培养进行了大肆的抨击。

由上可见，当时德国教育界主张取消大学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德国传统大学的人才培养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其向年轻人灌输优良道德品质方面的无能为力。他们批评的矛头集中指向了德国大学腐朽无能的教学。当时德国传统大学招生对象多为贵族或富裕的商人等，大多数穷人被排除在外。教学内容也受到教会和国家的严格控制，17世纪之前，“德国大学中大部分的学生都集中在文学系……到17世纪后期，整个德国大学文学系的学生人数约占80％左右”。[4]17世纪之后，随着德国世俗势力的强大以及新教运动的开展，法律和神学人才需求急剧增加，因而，这一时期德国大学中新教神学系和法学系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由于得不到国家和教会的青睐，数学、物理、天文学等自然科学仍长期徘徊在大学门外。这也造成了 “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牛顿、莱布尼茨这些著名的科学家的成就，都是在大学之外取得的”。[5]当时德国大学教学自由受到严格的控制。

虽然17、18世纪德国大学也经历了两次变革，建立了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这样知名的学府，也初步提出了教学自由和研究自由的口号，但是从总体上说，德国大学仍然迷失在教师教学目的是为了功利需要还是 “为知识而知识”，大学应该培养 “利禄之徒”还是 “哲学之才”这样的争论中。1807年德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对本已衰败的德国大学打击巨大，包括哈勒大学在内的七所大学被割让给了法国。在面临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德国大学却迸发出了强大的能量。

1807年8月，以哈勒大学校长为首的部分教授觐见了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请求在柏林重新兴办大学。威廉三世称赞了他们的勇气，并将兴办大学视为重振民族声望的重要精神力量。一个月后，威廉三世即命令内阁大臣拜默组织筹办柏林大学。因此，柏林大学在兴办之初，就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对于将柏林大学建成什么样的大学，在德国国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当时影响德国大学改革进向的思想主要有三种，他们对大学教学目的和教学方式具有不同的主张。第一种是传统派，许多大学的教授都是这一思想的拥护者。这一观点同正统的牧师观具有相通之处。他们认为教学目的就是对经典教材的照本宣科，向学生传授经典的符合宗教精神的知识。这一观点尤其受到神学院的欢迎，主要原因在于更自由的教学会影响到神学的统治地位。第二种是功利主义派。这种观点认为他们教学的目的就应该为国家和教会培养公务员、牧师、医生、技师等实用性人才。他们中的一些激进派甚至主张取消大学，而以高等专门院取代之。第三种是新人文主义派。他们认为教学的目的是帮助学生实现自身全面而自由的发展。(www.chuimin.cn)

这三种思想的交锋在柏林大学的筹办过程中时有发生。实际上，早在1802年拜默就计划在柏林兴办新型高等学校，为此他咨询了多位专家学者，例如古典语言学家沃尔夫以及著名哲学家费希特都被聘为建校专家顾问。拜默计划兴建一所不同于传统大学的全新的 “高等教育机构”，也不沿用 “大学”这个名称。根据他的计划，“原有的大学进行专业的教育，为国家培养各种实用的专门人才，而设于柏林的高等教育机构则主要以研究科学为任务，仅接受优秀的大学毕业生，这种机构不同于传统的 ‘行会式’大学，没有学院的划分，没有考试完全为自由的研究和培养机构”。[6]显然，拜默的大学观是深受功利主义和新人文主义双重影响，因而主张将注重实用人才培养的大学和从事科学研究及其研究人才的高等教育机构分开设立。这说明他开始认识到了科学研究及其专门研究人才的重要性，认为需要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为其提供便利，但是其过分强调实用型人才的培养以及将教学与科研功能分开的做法说明其仍然深受旧官僚的功利主义的影响。

新人文主义派对德国大学教育观的支配性影响是由洪堡、施莱尔马赫、费希特等人完成的。他们在柏林大学的建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柏林大学的教学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等办学宗旨的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他们实现了教学自由同国家兴盛的联姻，从此以后教学自由成为德国大学的指导性原则，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和效仿。

例如，1808年施莱尔马赫积极参加了筹建柏林大学的讨论，并撰写了《关于德国式大学的断想。附：论将要建立的大学》一文，在文中他阐明了自己的大学观，其中很多反映了他要求大学独立和教学自由的主张。第一，他主张大学应该完全独立于国家，以免受到国家权力的压迫和控制。第二，他提倡思想自由与思想独立，认为科学研究必须杜绝一切政治、宗教等外在因素的束缚。施莱尔马赫 “并不认为学习自然而然地是大学教育的第一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应该是认识。因此必须唤起学生们身上的科学精神，使他们独立地深入到科学当中去。强迫并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大学就要求有 ‘一种精神上完全自由的气氛’。科学要从对任何一种外来权威的屈从状态中解放出来”。[7]施莱尔马赫的主张为大学教学自由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思想支撑，实际上他的很多主张也贯彻到了柏林大学的办学宗旨中，成为了德国人引以为傲的大学精神。

有 “柏林大学之父”之称的洪堡对柏林大学的兴建及教学自由原则的确立居功至伟。洪堡反对其前任拜默将教学与科研功能分开的做法，提出了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原则，重塑了全新的教学观。教学不再局限于传授已有的知识，而是传播 “创新性的知识”，培育学生的科学精神。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保障教师们科学研究的自由，允许教师们自由传授其新发现。这样洪堡为大学教学重新找回了价值与意义，将大学从功利主义的泥潭中拯救了出来。

柏林大学的建立为德国大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重塑了德国人才培育的目标。它成功沟通了 “纯科学”的教学与研究同国家富强之间的联系，新知识的创造与传播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只有给教学提供必要的自由空间，才能为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型人才，最终为国家强盛奠定坚实的基础。“非功利”的 “以知识为最高旨趣”的教学却为国家发展提供了最功利性的效果。

柏林大学的成功转化成了强大的生产力，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既是德国人民的骄傲，也是世界高等教育的财富。随着德国的强势复苏，其教育制度也被介绍到了世界各地，对很多国家的大学教学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洋务运动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功利主义的影响，将 “教学”作为 “强兵”、“富国”之手段，对西方高等教育的学习也多从表层的制度入手，未能抓住西方大学精神的真髓。德国大学的成功范例，加上邻居日本“学德国”成功的间接榜样使得一部分先进的中国学人将目光着眼到了德国大学的古典精神——教学自由。蔡元培就是这群有识之士的杰出代表。

德国大学教学自由观的兴起和历史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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