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教学自由权与文化结构研究：清末思想家的模糊感知

虽然，直到清亡前，教育学人们对教学自由仍没有明确的认识，也没能分清中西方高等教育的根本理念差异，但是他们在兴办新式学堂或者观察研究其运行的过程中，也提出了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例如郑观应在其名著 《盛世危言》中针对洋务派所兴办的新式学堂的：“今中国既设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各堂，历有年所，而诸学尚未深通，制造率仗西匠，未闻有别出心裁，创一奇器者，技艺未专，而授受之道未得也。”[40]“至如广方言馆、同文馆虽罗致人才，聘请教习，要亦不过只学言语文字，若夫天文、舆地、算学、化学，直不过粗习皮毛而已。”[41]诚能将西国有用之书，条分缕析，译出华文，颁行天下各书院，俾人人得而学之，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才之众，竭其聪明才力，何难驾西人而上之哉！

梁启超在 《变法通义·学校余论》中也提出了 “虽然，彼向之同文馆、水师学堂等，其设心也，曷尝不惟育才之为务，然至今数十年，未尝有非常之才，出乎其间，以效用于天下”[42]这一疑问。

梁启超1896年也在 《学校总论》一文中对京师同文馆等洋务学校提出了类似的批评，并分析了其中的主要原因：今之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实学馆之类，其不能得异才何也？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又其受病之根有三：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故此中人士，阁束 《六经》，吐弃群籍，于中国旧学，既一切不问，而叩以西人富强之本，制作之精，亦罕有能言之而能效之者。昔尝戏言：古人所患者，离乎夷狄，而未合乎中国；今之所患者，离乎中国，而未合乎夷狄。[43]

显然，他们在观察或者直接参与兴办新式学堂的过程中，认识到直接移植西方高等教育制度无法取得相同的效果，无法培养出真才实学士。但是，他们还是没能认识到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他们往往将之归结为新式学堂教学内容的偏差，或者是没能学到西方的真正有用之学，抑或是没能找准学习的方向等。例如梁启超就注意到：“泰西诸国，首重政治学院；其为学也，以公理公法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成者投之以政，此为立国基第一义。日本效之，变法则独先学校，学校则独重政治，此所以不三十年而崛起于东瀛也。”[44]

正是因为认识到西方高等教育直接移植的 “水土不服”，清末的思想家们开始关注西方大学教学的更深刻的内容。如康有为对西方的教学内容推崇备至：“泰西人民自童至冠，输力至充之时，皆教之图算，古今万国历史，天文地理及化光电重、格致法律，政治公法之学，其农二商贾，亦皆有专门之学，故人人有学，人人有才，即其兵亦皆由学出、识字绘图测量阅表，略通天文地理格致医学始能充当。”[45]

严复则是从教学目的的不同出发来比较中西高等教育的不同。严复认为从教学目的来看，旧教育的办学方向不对。严夏有一个理论，即农工商之学人，多于入仕之学人，则国治；农工商之学人，少于入仕之学人，则国不治。而中国前之为学，学为治人而已。至于农、商、工、贾，即有学，至微不足道。“中国自古至今，所谓教育者，一语尽之曰：学古入官而已耳！”。[46]而正因官之众导致了国之衰。

对于旧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严复也作了深入的研究批判。他认为，旧教育只是为了培养士，而其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又适足以破坏其才，实在令人痛心疾首。“中国教育，不过识字读书，识字读书，不过为修饰文词之用；而其修饰文词，又不过一朝为禽犊之兽，以猎取富贵功名。方其读四予正经，非以讲德业、考制度也，乃因试场命题之故。”[47]

严复对中西教育的比较，可以看出他对西方大学的基本理念——学术自由具有模糊的认识。“吾国教育，自三育言，则偏于德育，而体、智二育则太少，一也；自物理、美术二方而言，则偏于艺事，短于物理，而物理未明，故其艺事亦难言精进，二也；自赫氏所云二大事言，则知求增长知识，而不重开治心灵，学者心能未尽发达，三也；更自内外福之分言，则外福甚多内届绝少，而因事前既无观察之术，事后于古人所垂成例，又无印证之勤，故其公例多疏，而外箍亦多涡，四也。几此皆吾教育学界之短，人才因之以稀，社会因之以陋。”[48]

对于洋务派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政为本，西艺为末”的教育思想，严复也颇不以为然。针对 “中体西用”，他说，“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末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外，固己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对于 “政本而艺末”的提法，他认为更是颠倒错乱的。他说：“其所谓艺者，非指科学乎？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其通理公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立……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幼，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通理公例违行故耳。是故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设谓艺非科学，则政艺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然，未闻左右之相为本末也。义西艺又何可末乎？”[49]

严复仍然没有脱离实用主义的俗套，“新学固最所急，然使主教育者，悉弃其旧而惟新之谋，则亦未尝无害。盖教育要义，当使心撬不偏。故所用学科，于思想、感情、内外福，皆不可偏废。中国旧学，德育为多，故其书为德育所必用。何况今日学子，皆以更新中国自期，则譬如治病之医，不细究病人性质、体力、习惯、病源，便尔侈谈方药，有是理乎？姑无论国粹、国文，为吾人所当保守者矣。故不住谓居今吉学，断无不先治旧学之理，经史词章，国律伦理，皆不可废。惟教授旧法当改良”。[50]

正是因为晚清的思想家们认为对中西高等教育的根本差异不在于制度层面，因此他们开始从理论方面关注西方教育。如王国维就提出：“以中国之大，当事及学者之众，教育之事之亟，而无一人深究教育学学理及教育行政者，是可异己。”[51]王国维在 《论今年之学术界》一文中，严厉抨击了对西学一知半解，“聊借其枝叶之语，以图遂其政治上之目的”的倾向，强调 “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王国维认为造成中国学术落后的原因：第一是由于学术缺少独立品格。他在 《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写道：“披我中国之哲学史，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斯可异己。孔子，大政治家也；墨子，大政治家也。孟荀二子皆抱政治上之大志者也。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无不然。岂独哲学家而已，诗人亦然。……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人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原因也。”[52]

王国维还将人格的独立与学术研究的独立联系在一起，他在 《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曾说：“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汗德伦理学之格言曰：‘当视人人为一目的，而不可视为手段。岂特人之对人当如是而己乎？对学术亦何独不然？”[53]也就是说，无论是人格还是学术，都应该以目的看，而不可看成是手段。而要想真正达到学术的独立，首先必须做到人自身的独立，必须从对政治的依附中解脱出来，必须排斥掉各种功利追求，尊重人自身的本体存在，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改变我国学术研究落后的状况，也才能彻底改变国民之性质。这反映出王国维对学术文化独立性的强调与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是统一的，在这一点上，他开始抓住了西方教学自由的基本条件。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一些先进学人开始认识到中西高等教育的差异在于其理念的不同，并开始关注学术自由 （教学自由）实现的一些条件，如 “以学术为目的”，“要想学术独立，就必须做到自身独立”等，当然他们对教学自由还没形成一个体系化、完整的认识，直到民国时期这一任务才最终完成。

[1] 转引自钟叔河：《走向世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2页。

[2] 《论文学与科学不可偏废》，《大陆》第3期1903年2月7日，转引自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页。

[3] 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页。

[4] 丁韪良：《西学考略》卷上，同文馆聚珍版，第24～25页，转引自田广平主编：《中外教育交流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

[5] 丁韪良：《西学考略》卷下，同文馆聚珍版，第4页，转引自田广平主编：《中外教育交流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页。

[6] 《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

[7]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8页。

[8]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4页。

[9]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1～352页。

[10]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 （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11] 《劝学篇·设学》。

[12]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转引自朱曰耀主编：《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页。

[13] 钟叔河主编：《向世界从书·郭嵩焘：伦敦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973页。

[14] 郑观应：《盛世危言》，《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5页。

[15] 郑观应：《南游日记》，《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67页。

[16] 《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郑大华点校，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2页。

[17]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92页。

[18] 王韬：《弢园尺牍》，《上丁中丞》。

[19] 郑观应：《盛世危言·考试》。

[20] 王韬：《弢园尺牍》，《上丁中丞》。

[21] 郑观应：《盛世危言·学校》，引之 《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8页。(www.chuimin.cn)

[22] 王韬：《瀛壖杂志》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页。

[23] 《新政真诠》二编，《新政论议》。

[24] 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 （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5页。

[25] 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 （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10页。

[26] 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 （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76页。

[27]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五三，清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金陵刻本，转引自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页。

[28]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二十。

[29]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变法中》，楚流等选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30] 郑观应：《盛世危言·考试下》，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页。

[31]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7页。

[32] 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筹洋刍议——薛福成集》，徐素华选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0页。

[33] 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陈志良选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页。

[34] 康有为：《教学通议》手稿本，藏上海历史博物馆。

[35] 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2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

[36] 康有为：《请开学校折》，《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51～152页。

[37]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见 《饮冰室合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2页。

[38]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3页。

[39] 陈学恂主编： 《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页。

[40] 郑观应：《盛世危言·学校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

[41] 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42] 梁启超：《变法通议》，何光宇评注，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页。

[4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页。

[44] 梁启超：《与林迪臣太守论浙中学堂课程应提倡实学书》，见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56页。

[45] 周德昌编：《康南海教育文选》，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

[46] 严复：《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2页。

[47] 严复：《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1页。

[48] 严复：《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1页。

[49] 严复：《与 （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8～559页。

[50] 严复：《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4页。

[51] 王国维：《教育小言十二则》，《教育丛书》第6集上册，教育世界社1906年版，第6页。

[52] 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王国维遗书》第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536～537页。

[53]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5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