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双方高等教育思想交流成果揭示

维新运动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维新运动又称为戊戌变法，是指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之间光绪皇帝所领导，以维新派为核心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该运动企图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使中国走向君主立宪的道路。广义上的维新运动，则是指早期维新派（改良派）与维新派所掀起的从清政府内部，通过开国会、设议院等改良方式使中国逐步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一种政治、思想变革运动。

维新派很多学说、主张包括教育思想都是与早期的维新派 （改良派）一脉相承的，因此我们首先有必要介绍一下早期维新派对西方高等教育的认知。一般认为，早期维新派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其代表人物为郑观应、王韬、冯桂芬、薛福成、宋育仁等。他们多是从洋务派中脱离出来的，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主张。他们在对西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上的认识上，比洋务派深刻了很多，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他们充分认识到了教育在西方强盛富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中国的社会变革的重心应转到教育改革上来。与洋务派以发展军事工业、操练新式军队为核心的改革不同，早期维新派认为要彻底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必须要大力发展教育，广开学校，培养出符合新政需要的人才。郑观应就明确提出了：“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14]他还进一步论证到：“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效其用，所以事多扦格，难臻富强。”[15]他指出洋务派的改革方案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只能学到西方的皮毛，因而很难使中国走上富强之道路。在郑观应心目中，把兴办教育与开议会改良政治，并列为 “救中国”的两把利器。冯桂芬也承认 “西学”的先进，他认为：“此外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致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16]薛福成出使西方各国期间，通过对其教育制度的多方考察，敏锐的察觉到西方各国 “非仅为士者有学，即为兵、为工、为农、为商，亦莫不有学”，并认为这与国家的富强具有密切的联系，“学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原欤”？[17]

第二，明确地提出了改革科举制度的主张。早期改良派认识到科举制度对中国人才培养的危害，隐约察觉到科举选士对新式的高等教育制度建立具有阻碍作用，而要改变旧有的教育制度，就必须改革科举制度。冯桂芬就认为科举是最高统治者 “禁钢生人之心思材力”的工具，“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寓其术为唐宗英雄入榖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这样的一科复一科，几经折磨，转瞬人已老，所以八股取土制度 “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因此，冯桂芬大力呼吁，改革科举取士制度。1876年，已具有比较鲜明的改良思想的王韬，对旧式科举的内容进行了根本性的否定。他说：“国家以时文取士，功令綦严，士之抡才负奇者，非此一途莫由进身。其以一日之长猎名科第者，则不复稍试其能，尽取而官之。取士之途严，用士之途宽，泥沙与珠玉莫辨也。近日各省广额日增，取求更滥，皆所谓有士之名无士之实者也。士习之坏，于今为烈，然则取士之道当奈何？曰不废时文，人才终不能古若。”[18]他认为以时文取士的科举制度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其结果必然不能真正客观地甄选人才，造成泥沙与珠玉混杂的局面。郑观应也尖锐地指出，以八股时文取士不能选拔真正的有用人才，是一种极不实事求是的制度。他写道：“中国文士专尚制艺，即本国之风土、人情、兵刑、钱谷等事亦非素习。功令所在，士之工此者得第，不工此者即不得第。虽豪杰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于无用之时文。即使字字精工，句句纯熟，试问能以之义安国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怀柔远人乎？不能也。一旦业成而仕，则又尽弃其所学。呜呼！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天下之无谓，至斯极矣。”[19]王韬主张以 “行、学、识、才”四个标准考选士人，具体来说就是：“行为孝悌廉节，贤良方正，由乡举里选，达之于官，官然后贡之于朝。学区古今两门，古则通经术，谙史事；今则明经济，娴掌故。凡舆图算术，胥统诸此。识如询以时事、治民，鞫狱、理财、察吏。才为文章，辞令，策论，诗赋，足当著作之选。”[20]这样，就拓宽了取士范围，便于选拔到有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

第三，早期维新派突破以往仅仅宏观介绍西方大学概况的窠臼，开始从微观上关注其内部的教师教学方法、教学管理、学生学习生活等细节问题，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革中国书院的具体主张。随着国人对西方高等教育了解的日益加深，再加上早期维新派多有出国考察之经历，他们对西方大学的观察更加细致，已经不满足于仅仅从外围进行宏观的描绘。他们开始深入到西方大学的内部，观测其运行的细枝末节，以期能够对西方高等教育形成更加全面的认知。相比于前人，早期维新派对西方大学的介绍更加详细。如郑观应对西方大学进行过这样的描述：“上学学生 （这里指大学，作者按），可免三年兵役；教师均由名望出众、才识兼优者担任；学校中书籍、图书、仪器，不一无备；所学内容，为经学、法学、智学、医学四种；除实学院外，还设有技艺院 （学汽机、电报、采矿、陶冶、制炼、织造等）、格致学院 （学数学、力学、天文学，航海学等）、武学院 （除科学知识外，习武艺、兵法、御马等）、通商院 （以数学、银行学、文字为主，另习各地方言土产、水陆交通、税则定约、货币汇票、公司保险等）和农政院、丹青 （美术）院，律乐院 （音乐）、师道 （师范）院、宣道院、女子院、训瞽院 （盲人）、训聋疾院 （聋哑）等。”[21]可以说，他向国人展现了一幅生动形象、更贴近人们生活的西方大学的图景。显然，这对于早期维新派在民众中宣传西方大学的优点，推行其教育改革措施都具有很大的帮助。王韬对西方大学实证的教学研究方法也颇感兴趣。他曾经专门撰文向人们介绍道：“西人于学，有实证可据，然后笔诸书册。如天学必以远镜实测得星。医学必细剖骨络、脏腑，以穷其病之所在。动植之学，必先辨虫鱼草木之状，而以显微镜察其底里。苟有一毫未信，不敢告人。”[22]在对比中西高等教育的优劣之后，早期维新派提出了改革中国旧式教育的主张，并提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何启、胡力垣在 《新政论议》一文中，对中国如何建立新学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建议，他们认为，“宜下令国中各府州县俱立学校，每省发一大臣，为学政以总其成，每年成材者登诸册簿，以记其才学、人数”。[23]他们还对学校的课程设置进行了设计，除了将中国的语言文字列为共同必修课程外，还列举出了19门学科。此外，他们还对学校的管理，教师的聘任，考试方式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早期维新派虽然看到了教育在国家富强中的重要作用，对中国旧有的教育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的事实也有清醒的认识，但是他们还是没能窥探到西方大学的根本理念——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的门径。他们的高等教育思想仍然是实用主义的，只是将教育作为实现其 “富国”之梦的工具而已。在这一点上，他们同洋务派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有差别的话，那也仅仅是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及其功能的看法不同罢了。例如，洋务派兴办新式学堂，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开办军火工业，武装军队等。我们可以从洋务派所兴办学堂的类型和目的看出这一点。当时新式学堂主要有三种类型，分别为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科学技术学堂。同文馆、自强学堂等外国语学堂开办的最初目的是为中国培养翻译和外交人才。洋务派对设立外国语学堂期望颇高，认为 “行之既久，必有正人君子、奇尤异敏之士出乎其中，然后尽得西人之要领而思所以驾驭之，绥靖边陲之原本实在于此”。[24]此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单纯的翻译人才已经不能满足洋务运动的需要。自强学堂的开创者张之洞对此有精炼的总结：“本部堂讲求各国语言文字之意，在于培植志士，察他国之政，通殊方之学，以期共济时艰，并非欲诸生徒供翻译之用。”[25]

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学堂主要有福州船政学堂、广东实学馆、天津水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共15所左右。军事学堂的创办目的，是为国家培养骁勇善战的军事作战指挥官以及技能娴熟的军事技术人才。面对数次对洋战争的惨败，洋务派认识到，中西之间的武器装备、军队素质、作战指挥等都存在巨大的差距，要想战胜强大的西方列强，必须培养出熟知和掌握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的人才，建立自己的军火工业，训练新式军队。他们指出欧洲诸强 “由格物而制器，由制器而练兵，无事不学，无人不学，角胜争长，率臻绝诣”。[26]西方诸国的武器制造精良，军队也经过专业化培养，“其兵船将弁，必由水师学堂，陆营将弁，必由武备书院造就而出”。[27]左宗棠在陈述开设福州船政局的理由时说：“兹局之设，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伸中国得转相接受，为永远之利。非如雇买轮船之徒取济一时可比。”[28]科技学堂是洋务派兴办的另一重要类型的新式学堂，主要有福州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湖北算术学堂、南京铁路学堂等。该类学堂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洋务派兴办民用工业，提供必要的科技人才。

由此可见，洋务派兴办新式学堂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实现其 “强兵”、“求福”的政治目的，这是典型的教育工具主义的表现，显然洋务派不可能认识到西方大学的真谛——教学自由，此时的中国也不可能建立起现代化的大学。实际上，早期改良派对待教育的态度在本质上，同洋务派并无二致。早期维新派之所以主张变革清末的教育制度，要求向西方学习，兴办近代学校。一方面是由于封建教育培养不出真才实学之人，只能使善于钻营、溜须拍马之人充斥朝野，令举国上下都弥漫着 “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贪罔也，虚骄也，喜贡谀而恶直言，好货财而彼此交征利。其有深思远虑矫然出众者，则必摈而不见用”[29]等庸腐丑恶的风气。他们认为中国的衰败，主因在于人才的匮乏，而人才之贫则根源于中国教育的落后。归根结底，要重新奏响中国强盛富强之音，就必须在中国兴办新式学校，彻底改变当前教育之旧面貌。另一方面是鉴于教育在西方诸强崛起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过往的洋务派，多将西方的强盛归于其火器、船舰、科学技术的强大，而早期维新派认为这是本末倒置的一种看法，西方强大之根在于其教育，军队武器精良、军人素质优良等皆是其教育发达之功。早期维新派通过多年直接和间接地对中西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全面观察，得出了教育是造成双方国力差距的关键因素的结论。

早期维新派提倡改革封建科举制度，建立近代学校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实现其 “强兵”、“富国”的政治理想，正如郑观应所说 “将见士气振作，人才奋兴。以之制物则物精，以之制器则器利，以之治国则国富，以之治兵则兵强，以之取财则财足，以之经商则商旺。政无不理，事无不举”。[30]相对于洋务派，教育在他们眼中重要性虽然提高了很多，但是仍只是将其视为工具而已。他们对传统教育的反思也主要针对 “教育内容”的不合时宜，“教育方法”的陈旧，“教育成果”的不显著等，而对于中西教育的本质差别——基本理念的不同，则没有察觉或者有意忽略。因为，早期维新派对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学，仍是无比的眷恋，将其视为 “固国之本”。王韬在为郑观应名篇 《易言》做跋时，就提出：“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儒道也，亦人道也。道不自孔子始，而道赖孔子以明。”[31]薛福成则呼吁：“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32]郑观应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33]他们并没有树立起视学术为目的而进行教学的观念。

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宣告了洋务派苦心经营了30年的洋务事业的彻底破产。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严复等为代表的维新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在中国掀起了一场维新变革运动，其中教育领域是其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他们 “教育救国”的主张，同早期维新派是一脉相承的。例如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就将教育置于国家富强之本的地位，认为教育是改良国民素质、推动社会变革最有效的途径。早在1886年，他在 《教学通义》中就提出：“今天下治之不举，由教学之不修也。”[34]开始将国家衰败的矛头指向了教学。此后，他在 《上清帝第二书》中又明确指出：“尝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35]他在总结中国在甲午战争惨败的原因时说道：“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36]康有为认为中国衰败的根源，在于教育的落后，进而造成人才的匮乏。因而 “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37](www.chuimin.cn)

严复在其名篇 《原强》中，为国家富强出谋划策，提出了 “治标”和 “治本”二策，并论证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收权练兵只是 “治标”之策，而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才是 “治本”之途。治标只是应急的权宜之策，如果不能 “治本”的话，治标之策最终也会落空，因此，只有两种策略同时实行，才能够真正救国于危难之中。显然，在严复心中，更看重治本之策，而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则又必须大力发展教育。梁启超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社会变革与教育改革之间的关系。他认为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这样就将教育的改革，即开学校、变科举看做是变法成败的关键因素。

相较于早期维新派，他们对传统教育制度的抨击更加激烈，学西方兴办新式教育的决心更大。康有为在 《新学伪经考》中，对历代统治者奉为治世宝典的宋学和汉学都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他论证到 “凡后世所指目为 ‘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术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38]然而，他们这种抨击更多的是出于其政治目的，而不是真正发现中国古代教学之不自由，而导致中国学术落后这一现实。

维新派在对西方高等教育的学习上，已经不再局限于对其简单的介绍或推崇，而是在其基础上综合中西方高等教育思想的优劣，提出了在中国兴办新式高等学校的具体措施。例如，梁启超主张教育应有系统，循序渐进。他效法日本的教育制度，把教育分为四个时期：幼童期，受家庭和幼稚园教育；儿童期，受小学教育；少年期，受中学或实业教育；成人期，受大学教育。而大学又分文、法、医、理、工、农、商、师范等大学。梁启超还介绍了西方进步的教学方法，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当时不良的教材与教法。他所拟的 《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就是他关于中等以上学校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的范例：关于学习的功课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关于教科书分为 “专精之书和涉猎之书”，“每日读专精之书约居时刻十之六，读涉猎书约占时刻十之四”；关于考试制度：每月有月考，每季有大考；每生须设扎册一分，每日把所读的书的书数和阅读心得都记在册上，由院长评定分数，等等。梁启超是我国近代第一个最早系统地提出 “各科教材教法”的教育家。

严复在 《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提出一个比较详细的学校教育制度的新计划。在高等教育方面，严复主张：中学学习四到五年，然后升入高等学校，先受三到四年的预备科教育，之后再 “分治专门之业”，即学习各种专业。高等学校的教师都用外国人，如果“人众班大，则用华人为助教”。高等教育偏重西学，“中文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讲席，听学者以余力自治之”。严复对留学教育也非常重视。严复不同意康有为、梁启超的先 “政”后 “艺”，把教育作为政治手段的主张。他认为，教育应以科学为第一，政学次之。

严复严厉列数八股取士之害，痛斥当时的所谓学术和治学方法。他归纳八股有三大害：锢智慧、坏心术和滋游手。他指出：当时所谓的学术，不外宋明义理之学、汉学的训诂考据和诗文辞章，这些都是无用或无实；而治学方法不外是陆王唯心主义的方法，“其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

关于大学，康有为主张设四科 “经学、哲学、律学、医学”，在首都则设立一所规模较大的京师大学。康有为还建议成立 “学部”，统管一切教育事务。康有为认为：“大学者，犹高等学也，磨之奢之，精之深之，以为长为师，为士大夫者也。”[39]

由此观之，无论是洋务派，还是早期维新派，抑或是维新派，他们所说的 “教育”皆是重点强调其在培育人才方面的功能，也就是本书所说的教学功能。但是，从总体上说，维新派并没有认识到中西大学的本质差异，也没能触摸到西方大学的核心价值之一的教学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