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教学自由权制度及文化结构研究

2023-11-2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来华传教士的宣传是当时中国人了解西方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洋务运动期间，多部介绍西方教育制度、教学状况的书被传入中国。虽然说传教士在西方高等教育思想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向中国宣传先进的教育理念，而是为了达到其发展教徒，传播基督教教义等目的。洋务运动时期，通过留学或派往西方各国公干的中国人的所见所闻，也是了解西方高等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

1719年，康熙颁布的 “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的旨令，标志着第一轮 “西学东渐”的结束，代表了中国从此开始走上“闭关锁国”之路，这也开启了中国 “落后挨打”的噩梦。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士大夫们开始 “睁眼看世界”，渴望了解西方，并逐渐将向西方学习作为 “富国强兵”的主要途径。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政府内一些开明人士掀起了一场以 “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虽然洋务派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比西方要先进很多，只是在火器等军事装备比不上西方，这才导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落败，因而洋务运动是以发展军事工业、建立新式军队为其主要目标的。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中国人开始对西方的大学制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西方高等教育思想也逐渐润入中国。

来华传教士的宣传是当时中国人了解西方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耶稣会关闭之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被迫中止了很长时间。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传教标志着新一轮的 “西学东渐”的开始。新教传教士继承了耶稣会的学术传教的方式，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著作。在洋务运动期间，多部介绍西方教育制度、教学状况的书被传入中国。最早且最具影响的一本书是1873年德国传教士发贝尔·恩斯特所著的《德国学校考略》。这本书对德国各级学校的建制、教学状况、专业设置等都进行了详尽的介绍。该书对德国大学的学院设置及其所授课程等进行了翔实的描述，向中国知识界展示了西方近代学术分科的发展轨迹。

1883年出版的《西学考略》是另外一本较重要的介绍西方大学的书。该书是时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所著。1880年，丁韪良受清政府总理衙门的委托，前往美、德、英、意大利、日、瑞士等国考察教育状况。归国后，他将访问所见所闻，参以搜集到的七国教育资料，编辑写成了《西学考略》。该书重点介绍了七国的大学教育状况。例如丁韪良在考察法国教育期间，他虽然参观了天文台、罗浮宫、艺术馆、工艺院、科学院（Academy）等，但是他最关注的却是巴黎大学的高等教育状况。据其记载，“课业昔分五科，曰文学，曰理学，曰道学（神学——引者注），曰律学（法律学——引者注），曰医学。首二科为必由之径，俟学有成效，然后分途专攻一科，或为教师（指传教士——引者注），或为律师，或为医师，皆视所学而给予文凭……更设格致一科，亦归理学，以训迪之”。[4]在其他六国访问期间，丁韪良也详细考察了各国大学的发展状况，这些都被其详细记录在了《西方考略》一书中。在介绍完七国教育的发展状况之后，丁韪良还对西方教育的发展特点和趋势进行了总结。例如，他把西方大学学科设置的特点总结为：“其初不过讨论其理，未尝计及其用。迨后世得汽机、电机之力与夫化学之功，始知富强之术即寓其中，不但学者视为要务，即诸国亦以为学院课程之大宗。盖知贫弱之国由之可以至于富强。”[5]此外，李提摩太的《七国兴学备要》、林乐知所著的《文字兴国策》等，都对西方大学的基本概况如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进行了介绍。

虽然说传教士在西方高等教育思想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向中国宣传先进的教育理念，而是为了达到其发展教徒，传播基督教教义等目的。早在1836年马礼逊教育会成立大会上，美国传教士稗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aman， 1801—1861）就宣称：“教育肯定可以在道德、社会、国民性方面，比在同一时期内任何陆海军力量，比最繁荣的商业刺激，比任何其他一切手段的联合行动，产生更为巨大的变化。”[6]

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lng John Allen，1836—1907）就认为：“为什么我们教会在中国要不断地为乞丐开办义务学校呢？倘若让富有的和聪明的中国人先得到上帝之道，再由他们去广速地宣传福音，我们岂不是可以少花人力、物力，而在中国人当中无止境地发挥力量和影响吗？”[7]

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将这一思想表述得更为明白。他在1890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上宣称：“如果我们要对儒家的地位取而代之，我们就要训练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能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8]

由此可见，西方传教士向中国宣传西方教育制度和思想时，是将其作为传播教义的附属品或者是手段。因而他们在向中国介绍西方高等教育的时候，往往带着功利的目的，仅仅是基本的表层的制度，例如教学内容、学制建设、考试方式等。他们在中国所开办的教会大学，也是为了宣传其教义服务的，所教授的内容、讲课方式等完全要符合其宗教传统，其本身就没有多少教学自由。因而，他们无暇也不可能向中国人传播甚至劝解其接纳西方高等教育的深层次理念——大学自治与教学自由等。(www.chuimin.cn)

洋务运动时期，通过留学或派往西方各国公干的中国人的所见所闻，也是了解西方高等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如中国近代派出的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在1877年被派往英国后，即参观考察了英国的多所大学。他在参观完牛津大学后，就记载：“仕进者各就其才质所长，入国家所立学馆，如兵法、律法之属，积资任能，终其身以所学自效。此实中国三代学校遗制，汉魏以后士大夫知此义者鲜矣”。[9]1879年，时任驻日参赞黄遵宪在访问了日本东京大学后，在其著作《日本杂事诗广注》中记述：“生徒凡百人，分法、理、文三部。法学则英吉利法律、法兰西法律、日本今古法律；理学有化学、气学、重学、数学、矿学、画学、天文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机器学；文学有日本史学、汉文学、英文学。以四年毕业，则给以文凭。此四年中，随年而分等级。所读皆有用书，规模善也。”[10]

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中国知识界和士大夫阶层对西方大学的认识，还多停留在对其基本学制、课程设置、学科内容等一些基本制度的介绍，还缺乏对西方大学本质及基本理念的认知。一些友善的西方传教士们，出于传播先进教育制度、文化的目的，通过翻译或著作教育专著的方式，向中国详尽介绍西方的大学制度，希望中国当权者能够认识到中国传统教育的不足，采用西方的大学制度。当时，由于西方传教士知识的局限性，以及中国国内对西方文化的缺乏了解和普遍抵制，他们对西方高等教育多是普及性、制度层面的介绍，对西方大学的本质、基本精神、办学宗旨则很少提及。

从洋务派自身来说，他们虽然从最初仅仅把西方高等教育的状况作为知识来了解，发展到开始承认西方的高等教育制度的某些先进性，采取了向西方公派留学生，仿效西方兴办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天津电报学堂等新式学堂，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他们仍然将西方的教育制度作为 “用”的层面，无论是向西方公派留学生，还是兴建新式学堂，都是为其兴办军事工业、建立强大的军队而服务的。当时，洋务派指导性的教育思想仍然是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抑或称之为 “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在其名著《劝学篇》详细阐述了这一思想，他指出：“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欧、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11]

值得欣慰的是，当时洋务派中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认识到，教育乃西方强盛的关键原因，主张改革中国旧式教育，全面学习西方教育体制。如洋务派中的理论家郭嵩焘就认为，“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12]他在出任英国公使之前，就已经认识到 “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13]到英国后，郭嵩焘就经常去考察参观英国的各级学校，特别是英国的大学。他对英国的高等教育特别推崇，认为英国大学教育充满了科学精神，活力十足，为英国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验证这一认识，他还特意研究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变化。郭嵩焘通过与日本公使上野景范的交往，以及查阅大量介绍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书籍，感受到日本维新之后的巨大变化和勃勃生机。对比中日之间的巨大差异，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仅仅是向西方学习军事，而日本则全面向西方学习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制造、法律等。郭嵩焘尤其注意考察教育在日本崛起中的重大作用，为此，他特意查阅了记录东京地区学校概况的《开成学校一览》一书，并将其重要内容摘录到其日记中。

作为洋务派中的先行者，郭嵩焘突破了 “西方强大仅仅由于 ‘船坚炮利’”的陈旧观念，认识到教育在西方富强中的关键作用，要求彻底改革中国以 “八股取士”为核心的教育制度。显然他对西方高等教育的推崇，还主要是服务于 “救亡图存”的政治目的。他对西方大学的认识，也多停留在对其功能、学科体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外部制度层面上，对西方大学的运行机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西方大学的发展史等缺乏了解，因此他也不可能认识到中西大学之间的本质区别，当然也就无法明晰西方大学的诸如大学自治、教学自由等核心价值理念。这也导致了洋务派在效仿西方建立新式学堂时，却仅仅只是对西方大学的简单模仿甚至东施效颦。不懂得西方大学的基本价值理念，自然无法建立起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

民国教学自由权制度及文化结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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