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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民国时期教学自由权与文化结构研究

【摘要】:近代西方大学教育理念是紧随着明末清初第一轮 “西学东渐”的展开而传入中国的。这一轮 “西学东渐”是随着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而拉开序幕。当时的传教士为了更好地传播教义,采取了更容易被中国人接受的学术传教的方式。其中,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1623年所著的 《职方外纪》,是第一部向中国人详细介绍西方大学制度的书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世纪清政府宣布严禁天主教,解散耶稣会,第一轮 “西学东渐”结束。

近代西方大学教育理念是紧随着明末清初第一轮 “西学东渐”的展开而传入中国的。这一轮 “西学东渐”是随着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而拉开序幕。当时的传教士为了更好地传播教义,采取了更容易被中国人接受的学术传教的方式。这样西方传教士在宣传教义的同时,也向中国人传授了一些西方的科技和文化知识,这其中也包括一些零星的关于西方大学的设置、教育思想的知识。西方传教士翻译引进了大批西方书籍,其中涉及教育方面的主要有 《名理探》、《童幼教育》、《职方外纪》和 《西学凡》。后两本对西方大学的学科设置、课程大纲、教学方式、考试制度及模式等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其中,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1623年所著的 《职方外纪》,是第一部向中国人详细介绍西方大学制度的书籍。该书记述到:“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乡一邑有小学。……优者进入大学,乃分为四科,而听人自择:一曰医科,主疗疾病;一曰治科,主习政事;一曰教科,主守教法;一曰道科,主兴教化;皆学数年而后成。”[1]

然而,由于当时的中国正处国力强盛的时期,他们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感,“以为天下之学尽在中国,而他国非其伦也”。[2]这种大国中心主义心态,使得当时的统治者对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充满无比甚至盲目的自信。除了徐光启、李之藻等少数士大夫能够以取长补短、增强国力之心态,虚心学习西方文化、科技外,其他的人多是以一种居高临下之态,观赏西方之学,或者以一种较宽容的心态,承认西学乃 “奇文妙理”,然 “西士之能奇,而吾东土之未尝究心也”。[3](www.chuimin.cn)

因此,当时关于西方高等教育制度和思想的知识,只是传播到了士大夫阶层,且仅仅满足了一部分人的好奇心,并没有引起当权者的重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世纪清政府宣布严禁天主教,解散耶稣会,第一轮 “西学东渐”结束。当然,明末清初的传教士们所传入的关于西方大学状况的资讯,也开阔了国人的眼界,为后人留下了解西方大学制度的第一手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