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独立”主张由来已久。这位 “五四”时期的 “典范人物”对蔡氏上述主张极为赞成,同年5月他在燕京大学座谈时反复引述 《教育独立议》的观点,将之奉为圭臬。即使在抗战期间,教育界仍有 “独立”之声,以至与国民党战时体制发生抵触。......
2023-11-26
溯本追源是我们进行科学研究时,常用且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在讲究 “慎重而追远”的中华民族,这种方法尤被重视,被历代学者奉为分析社会现象、发现社会规律、寻访救世良药的 “万能钥匙”。从源头上分析社会现象,有利于我们分析和解决问题。其一,它有利于我们从繁芜复杂、千头万绪中,理清其生长之脉络,梳理出有规律性的东西,进而明晰其本质,提出应对之策;其二,如同物体的运动要遵循 “牛顿第一定律”一样,社会的发展也呈现出类似的规律,即它要受到 “社会惯性定律”的制约。在社会领域,这一定律影响十分广泛,存在诸如体制惯性、制度惯性、文化惯性、人际惯性等诸多惯性现象。因此,我们对研究对象的追根溯源,不仅能够利用 “社会惯性定律”,探寻到其产生和变化的缘由,而且可以对该事物的未来发展趋势作出科学的预测,进而为国家社会制度的制定和调整提供理论指导。此外,这一方法也符合人类思维习惯,尤其是与中国传统的“好古”的民族心理暗合,利于我们的研究方法、结论等被广大民众接纳。
因此,我们在研究民国时期的教学自由权时,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所无法回避的,且必须弄清楚的,那就是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教学(学术)自由”。回顾以往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学界对这一问题争论颇多。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存在学术自由的观念,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研究中国教育史的学者们。20世纪80年代初期,孙培青在 《学术自由的稷下学宫》一文中,即明确得把稷下学宫的基本特征总结为学术自由。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的:其一,稷下学宫充分利用游学这种方式来开展教育活动,“容许有学与教两方面的自由,一方面是学生可以自由寻师求学,一方面是教师可以自由招生到处讲学”。[1]其二,稷下学宫 “实行较开明的文化教育政策,各家各派尽管有不同的政治主张和相反的学说,都可以在稷下学宫讲学”。[2]其三,稷下学宫允许学者们自由辩论,而不会因言而获罪。其四,在制度建设方面,稷下学宫为了使学士们能够不受俗务的影响,集中全部精力进行讲学和理论探讨,实行了 “不治而议论的制度”,即由国家向他们提供了丰厚的政治和物质待遇,而又不让他们从事具体的政务,从而使其能够专心的以精神劳动为务。[3]毛礼锐等在 《中国古代教育史》一书中,也认为春秋时期的 “百家争鸣”中蕴含了学术自由的因子。[4]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古代不存在 “教学 (学术)自由”的观念。清末民初的一些较早接受西方思想启蒙的思想家多持此观点。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滋生学术自由思想的土壤,产生不出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学术自由思想。作为最早接受和传播西方思想的学者之一的严复就认为:“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5]陈独秀认为 “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6]梁启超也认为中国传统学人缺乏 “为学术而学术”的品格,因而难以形成教学自由的观念。近代著名学者胡适认为,中国古代的学术机构中没有学术自由,科学研究之所以起源于欧洲,是因为欧洲的大学不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而中国的大学却是文官考试制度的一部分,与政治制度联系太密切,它直接导致了近千年来我国大学没有固定的继承性。[7]因研究近现代中国大学而闻名于世的加拿大学者许美德,通过对中西方大学教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也做出了 “在中国的传统中既没有自治权之说,也不存在学术自由的思想”[8]的结论。(www.chuimin.cn)
还有一种比较折中的看法,就是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我们现代意义的学术自由,但却不乏学术自由的事件。周光礼就认为 “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学术自由理念,也没有大学自治制度,但是学术自由的事例却不乏存在。如书院的确有自由讲学的传统,在某些历史时期甚至还有相当突出的表现。但就总体而言,学术自由是脆弱的,时断时续的,在国家的强力干预下,学术自由从未上升到制度层面”。[9]许美德也承认 “在书院历史发展的一些特定时期内,书院里的学者却拥有十分广泛的学术研究的自由”。“总的来说,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状况,是同欧洲大学的学术自由完全不同的。一方面,学术上的权威甚至于延伸到了整个帝国秩序之中;而另一方面,学术自由的风气也时断时续地向那种学术专制提出正面挑战。”[10]
前两种观点,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学术自由的一种状态。下面我们就从当时的中国古代的学校及私人教育状况,来进行判断当时是否存在教学自由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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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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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6
[2]在德国,对大学自治的司法保障是通过宪法诉讼进行的。德国、法国、日本等均有大学自治行政诉讼的案例。如在法国,教育是公益事业,大学是公务法人,故涉及大学自治的诉讼案件均由行政法院受理。因此,要维护我国大学自治的权力,不但要加强立法,而且要建立包括宪法诉讼制度、公法人制度在内的一整套法律保障体系。值得一提的是,大学自治要受到国家主管机构的合法性监督。......
2023-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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