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教育发展：抗战时期的壮举

龙云（1884—1962年），字志舟，原名登云。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云南昭通人，彝族，彝名纳吉乌萨。幼时读私塾，对《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等没有兴趣，后来拜江湖人士习武，练得一手好拳法，颇具侠义心肠，与卢汉、邹若衡并称“昭通三剑客”。1911年投身于四川保路同志军，同年12月投滇军。1912—1914年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骑兵科学习。1922年任滇军第一军代理军长，之后任第三军、第五军军长。1928年1月，南京政府任命龙云为云南省政府主席。1931年统一云南，成为“云南王”。1944年，龙云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龙云调往南京。1949年10月1日，龙云被委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之后担任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政协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务。1962年6月27日，龙云因急性心肌梗死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在龙云主政云南的18年时间里，提出建设“新云南”的目标，在全省推广“新教育”运动，促进了云南教育事业的发展。龙云在教育方面的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改革教育行政，保障教育经费。为推进教育改革，龙云选定龚自知为云南省教育厅长。龚自知上任后，对教育行政体制进行了改革，将教育内部的组织分为三个科，明确职责，同时整理各级教育计划。龙云完全信任龚自知，放手让他去做，自己不过多地去干预教育职能部门的正常工作，还甘当教育部门的“后勤部长”。 当时教育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经费保障，龙云上台后，教育界推派代表，请愿呼吁，要求教育经费由财政收支划拨，实行独立。为表示政府对教育的关心，1928年的省政府会议，提出并通过了教育经费于下一年实行独立的决议，规定财政厅将原征之卷烟特捐划归教育厅接管，作为教育经费的独立专款，同时成立教育经费管理处和教育经费稽核委员会，负责进行专门管理。教育经费的独立，对云南省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各级教育得到了扩增充实，“举凡学校区之开辟，校舍之建筑、图书、仪器、校舍之添置，班级之扩增，学生待遇之改善，国教、边教、社教之推广，靡不精心筹划，逐步进行。斯数年间，可称为光复以来省教育之极盛时代”。

发展高等教育，支持高校迁滇。1922年东陆大学创立，云南才有了唯一一所正规大学，到龙云主政云南期间，对这所大学的建设与发展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为了促进东陆大学的发展，1930年将东陆大学由私立改为公立，教育经费由省款直接拨给。1937年，龙云为了让熊庆来到省立云南大学当校长，愉快地答应了熊庆来的三个要求：“一、校务行政省政府不加干预；二、校长有招聘、解聘教职员之权；三、学生入学须考试录取，不得凭条子介绍”。熊庆来到省立云南大学任校长之后，他不但不干涉学校校务，还积极为学校出钱出力。1938年，云南大学由“省立”到“国立”，这也是龙云对熊庆来的践诺。抗战时期，大量的外来高校为了避免日军对高校的破坏，纷纷迁入云南继续办学，不单是出于云南山高路远、地势险峻的考虑，与龙云对迁滇高校的大力支持也有很大关系。龙云为迁滇高校创建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为保住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做出了相当的贡献。

规范中等教育，创办私立学校。龙云主政初年，就要求教育厅对中等教育的学制、课程和教学方法等进行改革，如“从民国十八年招收的初一学生起开始改为四三制，之前的中学生仍沿用三三学制，普通高中不分文理科”。为了推行义务教育，针对教师的大量匮乏，为培训师资，政府还创办了大量的师范学校，截止到1945年，全省共有师范学校20所。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促使中等教育朝着更为合理、有序的方向发展。龙云为培养云南当地人才，鼓励私人办学，1931年就创办了私立求实中学校和明德中学校。1932年，龙云特地出资在昆明市北门街创办南菁学校（今昆明市第三十中学），学校设小学、初中、高中三部，校长由龙云直接聘用。当时的南菁学校为云南省创办最早的私立学校之一（到1937年时，全省也只有三所私立中学，南菁学校在其中又最为出类拔萃），学校教学质量高，校园设施齐全，环境优美、管理规范，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家庭方能将子女送入南菁学校就读，可谓是云南省最早的贵族学校。俞德俊对南菁学校的评价为：“校舍清洁整齐，学生精神活泼，可为全市学校之冠。”侯鸿鉴对其评价为：“校舍新建设备精良。寄宿舍中，一律整洁，不染点尘，可为昆明学校之模范，训育优良，于此可见。医药室、治疗室，设备完善，有校医一人、护士一人，负看护卫生之责。如训育员与学生同住一室，亦属可法。此种管理，兼负家庭、学校两方面之责……”作为当时顶尖的私立学校的代表，南菁学校的办学模式为云南基础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样本。

厉行义务教育，重视边地教育。1930年，龙云要求教育厅推行义务教育，并制定各项法规，明令遵照执行。此后，全省小学数量激增，学生人数也迅速增加。龙云为彝族人，深知文化教育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作用，他也非常重视边民的教育问题，因此投入大量的资金，改善边地的教育状况。1931年规定在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应实施边地教育，要求地方官员和教育行政人员积极筹设学校。自1935年起，先后创设了中甸、澜沧、车里、贡山、宁蒗、沧源、盈江、永胜等34校。之后边地教育得到不断加强，推进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维护了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

此外，龙云还非常关注社会教育，对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也是不遗余力。对于贫寒学生的上学问题，龙云设立了“龙公清寒奖学金”；为了资助云南留学生出国深造，设置了“云南公费留学生公费津贴”等。

龚自知（1896—1967年），字仲钧，云南昭通大关县人。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赴日本考察，回国后创办《民觉日报》，任总编。后任教于东陆大学，1922年任昆明市政公所教育科科长。1927年任龙云的军部秘书，兼云南省政务委员会秘书长。1929年1月—1933年1月、1934年1月—1945年11月，两度担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出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等职。其一生历经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涉足政治、教育、文学等诸多领域。

龚自知在云南教育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促进教育经费独立。云南教育经费于1929年实行独立并保持了12年之久，在云南实属创举，在全国亦属罕见。龚自知担任教育厅厅长后，立即清理和整顿云南的教育公产，改组教育经费的专管机构，把教育经费管理处改为局，行局长制，隶属教育厅直辖。由专人专职负责征收、出纳、保管、岁计事务。筹集监察审计之权责，属于教育经费委员会；征收保管支配之权责，属于教育厅。关于教育设施计划及经费支配概算，由教育所负责呈准省府办理。关于筹集监察审计事务，由教育经费委员会负责办理。由于经营有方，全省教育经费每年都有二三成的增收，除经常开支外，历年都有结余。到1936年竟积存新币300余万元，使龙云为之惊异。后来龚自知用剩余的教育专款在昆明大西门外筹建了一个比较集中的学校区，组设委员会，监察工款工程。先后建立了农、工、中、师4个中等学校，并都冠以“昆华”二字（意取昆水华山，以突出云南地方特色），连昆明的文卫机构也纳入“昆华”系统，如省立医院叫昆华医院，省立民众教育馆叫昆华民众教育馆，省立图书馆叫昆华图书馆，形成特色鲜明的“昆华体系”。

出台教育管理措施。龚自知针对全省各校教职员工编制不一、待遇不一的状况，提出了各校“教职工人数和薪俸待遇，一概以学校办有的班数多少配置，要求人员与事务相准，报酬与工作相衡”的方针。对办公经费也作了规定：以学生班数与寄宿人数为准，分为事务消耗与教务消耗两部分，并建立了学校预算制度和会计制度以保证经费的使用核实。先后颁布了《省教育机关会计通则及实施细则》《省教育经费简章》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又根据云南教育发展的需要，设置了8名督学，分区督导全省各级教育。同时，也注重教育厅机关人员的管理，诸如公文处理、职员考核，都有相应的细则规约；为了防止决策失误，出于集思广益起见，他规定教育厅除开厅务会议外，每周要开一次咨询会议，并定期编制《云南教育半月刊》。(www.chuimin.cn)

促进学校教育发展。1930年，龚自知主张把私立东陆大学改组为省立云南大学。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实现了化私为公的主张，后来还改为国立，使云南大学跨入中国著名大学的行列。龚自知深知，培养好办教育的人对发展教育至关重要，他不仅加强和完善已有的师范学院，还创办云南省立师范学院（后并入国立云南大学），增设了中专性质的民族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体育师范学校、艺术师范专科学校，为云南培养全方位的人才。抗战时期内地大专院校纷纷迁滇，龚自知积极帮助解决建校的地址和宿舍并帮助解决生活方面的困难。龚自知有效利用迁滇高校的优势发展云南教育，加速云南师资队伍的建设，为提高云南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做了大量的工作。

发展边地民族教育。1934年6月和1935年6月，龚自知先后上书教育部和蒋介石，力请补助边教经费。在他的参与和主持下，1935年颁布了《云南省政府实施边地教育办法纲要》；1936年6月，省政府决定：“凡在土司地方，均应选送土司亲友2名到省城南菁学校读书。其教育、生活等费，特准以公费待遇。限本年8月30日前到省报到。以后土司之继承，自民国二十八年起，限于学校毕业得有证书者，始得承充，否则不准继承。”1936年省教育厅制定《实施苗民教育计划》，1936年省教育厅颁布《云南省立边地土民学生待遇细则》，规定拨专款在边疆民族地区办学，给民族学生种种优待。为解决边疆民族小学师资缺乏的问题，龚自知采取了自力更生、就地培养的办法。龚自知对民族地区的师范学校进行了扩充，增加了学级班次，陆续兴建了一批校舍，购置了教学用具，增添了图书资料。同时又与义务教育委员会讨论研究制定了《关于边地简易师范设学概要》，明确规定边疆民族地区简易师范均要开办正班。他还用义务教育经费52万余元国币，创办了25所省立边地小学，并增办了20个省立简易师范班。使边地教育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宣传新文化，支持进步势力。早在毕业回昆之初，龚自知就创办《尚志》月刊，任主编，宣传新文化运动。先后发表《原道》《进化论上之学问思辨观与我国思想界之奴性与惰性》译载赫胥黎的《科学与文化》等文章，支持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论观点。并发表《社会革命之过激运动》《时代精神与历史思想》等文章，阐发了自己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认识。同时，他在二卷三号上全文转载了李大钊的《鲍尔什维克主义之胜利》，并配发社论《一九一九年》，高度评价俄国十月革命。后来龚自知任《民觉日报》总编，曾因写《英雄政治下面的平民政治》《打破现状，与民更始》等批评唐继尧的文章，以致后来遭唐迫害。1935年5月4日，经龚自知亲手创办的《云南日报》正式出版发行。他亲任常务董事，领导报社工作。《云南日报》作为云南省政府机关报，以发展边疆文化教育为宗旨，为发展云南地方实力服务，曾因转载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文章受到蒋介石的批评。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容忍进步知识分子到报社工作，并牢牢掌握报社的大方向，为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挥积极作用”；“（龙云、龚自知）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和感召下，终于看清了形势，逐步走上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熊庆来（1893—1969年），字迪之，云南弥勒人，汉族。我国著名的数学家、教育家，我国近代数学教学开创人和高等教育的奠基人之一。1937—1949年任云南大学校长。

熊庆来1906年考入云南方言学堂学习，1913年考取公费赴比利时及法国留学，获理科硕士学位；1921年应聘到南京大学创办算学系；1926年应聘到北京，创办了清华大学算学系；1930年创办了清华大学算学系研究部。1932年熊庆来作为中国代表参加瑞士苏黎世召开的世界数学会议。1933年熊庆来著名的博士论文《关于整函数与无穷级亚纯函数》中定义的无穷级，被国际上誉为“熊氏无穷级”。

1937 年，云南省主席龙云特聘请熊庆来任省立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为了家乡的建设，为了“敬恭桑梓”，放弃了清华大学优越的科研环境和舒适的生活条件，到落后的边疆大学任校长。熊庆来到任后，一再呼吁当局和社会各界人士要重视高等教育，重视人才的培养。认为“教育学术为百年大计”，大学教育乃为“建国大业预储人才”，应予大力扶持。他主张把当时尚属云南省立的云南大学改为国立， “以国家力量，促其发展”。经他的努力争取，云南大学于1938年改为国立。

熊庆来总结在东南大学、清华大学办系经验，既以清华为蓝本，又从云南实际出发，在办学方向上，他认为：必须尊重学校已奠定的历史基础，并从云南地方的实际条件和需要出发，明确表示云南大学的使命为“培养中学师资，造就地方实际建设人才，并就本省天然物产加以研究（如采矿冶金、植物学等），以期蔚为西南学术中心”。同时提出“慎选师资、提高学校地位”“严格考试、提高学生素质”“整饬校纪”“充实设备”“培养研究风气”5 条改进学校教学质量的措施。

他强调云南大学要培养的学生是基础扎实的某一学科领域的普通专门人才。这一办学宗旨与政府提出的“大学教育应为研究高深学术，培养能治学治事治人创业之通才与专才之教育”的宗旨是相符的。他把“慎选师资”作为提高学校教育水平的首要条件。他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一带，以聘请、借聘、设讲座等方式，延揽了一批专家教授来云南大学任教。如数学家何鲁、植物学家严楚江、土木工程专家李炽昌、语言文学家闻在宥、古典文学家施蛰存等共24人，使云南大学的教师队伍面貌一新。

1938 年以后，清华、北大、南开相继迁来昆明成立西南联大，一些研究机构也纷纷迁来云南，昆明成为抗日后方的文化中心，人才济济。熊庆来抓住这一时机，延揽了大批著名学者来校执教，如刘文典、顾颉刚、吴文藻、楚图南、陈省身、华罗庚、费孝通、庄圻泰、霍秉哲、华岗、尚钺、彭桓武等。教师队伍的壮大、师资水平之高，在云南大学历史上达到鼎盛。

1946 年，抗战胜利后，部分教师将随原单位复员离开云南大学，为保证云南大学师资不匮乏，熊庆来采取了多种措施：一是争取云南籍教师继续留在云南大学； 二是延揽一批不能或不愿北迁的学者专家； 三是争取一批留学回国的青年到云南大学； 四是培养本校青年教师和各系成绩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做助教，争取各方面资助一批青年教师出国深造后返校服务。因此，西南联大等机构北返后，云南大学的教师阵容依然较为整齐，到1949年，仍有教授140多人在校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