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云南田间地头的民众教育

2023-11-2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由此可见，战前云南省政府对民众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民众知能，提高文化水平。到了抗战时期，云南的民众教育目标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变化，主要以启发民智、宣传抗战、增强民众的爱国热情为主要目的。普及民众教育可谓千头万绪，无从下手，抗战期间的民众教育采取学校式和社会式两种兼容并蓄的方式进行。自1930年起，云南省各县根据本地实际情形，分别设立民众学校及民众识字处，收容成年失学民众实施教育。

王汉声先生在《对于云南推行民众教育的管见》里这样写道：“中国人口四万万，不识字的竟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而我们云南因地居边远，交通梗塞，一切文化，比较内地各省，更为落后，识字的人，恐尚不及百分之十。”

社会经济的贫穷与文化教育的落后，几乎是相伴相生的。由于历史延续性和地理环境的特殊性等原因，使云南的文化教育程度也相对较低。据统计，1949年云南省总人口为1595万人，云南省人口中85%以上的是文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现在称之为“直过区”（是指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政府对云南边疆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13个少数民族聚居区，采取特殊的“直接过渡”方式，直接、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约占云南人口三分之一的少数民族，包括独龙族、基诺族、布朗族、景颇族、傈僳族、怒族、佤族、德昂族等，以及边境一线的拉祜族、苗族、瑶族等民族约66万人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正向阶级社会过渡；居住在宁蒗县小凉山的彝族约5万人生活在奴隶社会；傣族、阿昌族、藏族、拉祜族、哈尼族、普米族等，约有160万人，处于封建领主制社会或正由领主制向地主制社会过渡时期；分布于云南内地的彝族、白族、壮族、回族、苗族、纳西族、水族、布依族、瑶族、蒙古族等，有300多万人，处于与汉族大致相同的封建地主制社会，其中居住在坝区的白族、回族、纳西族等，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

笔者曾在《中国青年报》一篇名为《云南民族“直过区”：一个教育贫困的样本》一文中，看到了这样的描述：云南民族“直过区”教育严重落后，许多地方老文盲未扫除，新文盲又不断产生。“直过区”人均受教育仅为3.95年，文盲率比全省高20.71%。“直过区”教育贫困现象惊人：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拉祜族文盲率为90%；河口瑶族自治县有的瑶族村寨青壮年文盲率达95%以上；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福荣乡芒撒村，新中国成立至今从未出过一个高中以上学历的人，该村50岁左右的人基本是文盲，80%的村民只有小学以下文化程度……调查组在“直过区”的小学校看到的贫困刺痛人心：90%的学生没有像样的衣服，一年四季穿一身衣服，一双拖鞋；80%以上的学生没有一套完整的铺盖，又脏又小又薄又硬的被子在学生宿舍随处可见；学生们自己从家里带米和柴到学校，油、盐、菜靠政府发的每月17元的补助来维持，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仅为0.58元。但是，大部分学生连这17元都没有。他们的碗里只有一些饭、一勺汤、两片冬瓜。这份报道已然是2007年。

那么，时光倒溯，70多年前处于抗战时期的云南民众受教育水平是怎么样的呢？

1937年的“卢沟桥事件”，使得整个华夏大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族的危机，全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战就此打响。云南省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形势相对稳定，但是由于生活贫困、教育落后、陈规陋习等因素，让大部分民众理解国家、民族的含义都绝非易事，更妄谈唤起他们的爱国意识、挽救国家和民族于危难之际了。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教育部拟订出战时社会教育目标：“陶铸新民族，知能体德，各方兼顾，养成健全公民，提高文化水准，以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发展。”

云南省政府除了重视学校教育提高青少年的文化教育程度外，还注意民众教育的实施并注重提高民众的全面素质，云南的民众教育应运而生。1921年元旦云南省最高教育行政机构——云南省教育厅成立，其内部组织设秘书室和第一、二、三科，分别掌管总务机要、中等教育与小学教育、高等教育和社会教育等事项。1929年8月，云南省教育厅拟定了《教育行政方针》，作为整理推广教育的准绳，“教育所以培养民众知能，提高地方文化；当兹厉行行政大体之方针，籍作整理推行之根本……务于相当年期之内，随经济与交通之进展，将义务教育、民众教育两项，达到可能普及之程度”。由此可见，战前云南省政府对民众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民众知能，提高文化水平。到了抗战时期，云南的民众教育目标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变化，主要以启发民智、宣传抗战、增强民众的爱国热情为主要目的。

中国近代著名社会教育学家傅葆琛认为，应该通过两种方式从事民众教育，一种是学校式的民众教育，通过识字学校、补习学校、民众职业学校、民众讲习学校来实施；一种是民众社会教育方式，通过各式各样的社会教育机构与设施来实施。

民众教育具有其特殊性，一是涉及对象众多，十之八九的普通民众都需接受教育；二是范围广泛，普通民众分布在各行各业、居住在不同区域；三是时间不一，每个民众都有自己的劳作生产时间，接受教育的时间地点等都不能统一。普及民众教育可谓千头万绪，无从下手，抗战期间的民众教育采取学校式和社会式两种兼容并蓄的方式进行。学校式是一人教多人学，用学校教学的方式实施民众教育，此种方式多有强制学习的性质；社会式则是利用各种集会、陈列等方式通过社会活动来进行教育，它重在自由学习、灵活运用，寓教育于潜移默化之中。虽然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但为了推进民众教育，两者结合，也是相互弥补、相得益彰。

学校式。自1930年起，云南省各县根据本地实际情形，分别设立民众学校及民众识字处，收容成年失学民众实施教育。1935年，昆明市民众识字运动委员会发表告民众书，阐述了识字的深远意义：“提高民众知能，共谋国家繁荣；免除个人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引导过光明艺术的生活，减少精神物质的困苦”等，号召广大民众积极识字，提高个人素质，增强民族意识。1936年，云南省教育厅拟定《实施失学民众补习教育办法大纲实行细则》，规定各市县应设学校及招生数量，主要针对16～45岁的失学民众进行教育，受教群众的课本由教育厅免费供给，并规定每日授课2个小时，以4个月为一期。对于那些不按时入学的民众，政府就采取强迫入学的方式，经通知、勒告、警告后仍不入学者，由强迫入学委员会处以1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金，但依然要如期入学。这样的措施和政策落实手段，都促使战前全省民众学校骤增，受教人数大增。

1938年以后，由于战时紧迫，民众教育大受影响，到滇西抗战时，云南省由战时大后方变为战斗前线，民众教育难以通过学校式的教育方式进行。1940年，云南省政府拟定了《战时民教第二年实施计划纲要》，利用全省主要交通路线，于其所经各县重要城镇，继续推行战时成年民众补习教育。由教育厅筹备组建了战时民众教育巡教队共3队，分赴昆大、昆平等路及铁路区设学施教，施教区域有呈贡、宜良、晋宁、嵩明、玉溪、楚雄等15县。在这些县中，巡教队对民众进行公民教育和识字教育，并注重激发他们的民族意识，培养他们的抗战知能。在1940年到1941年上半年，教育厅巡教队共设立学校480余所，收教失学成年人45360余人。战时以挽救失学民众为中心的各种民众补习学校的兴办，有效地扫除了部分文盲。民众学校数量的增多和民众入学的强制是肃清文盲最有效的措施。(www.chuimin.cn)

社会式。为促进云南省民众受教育的水平，最大力度扫除文盲现象，云南省教育厅于1931年开始决定以省款补助开办的方式，扶持各县成立民众教育馆。据1934年统计，“全省有98县（市）成立民众教育馆，并以此为县民众教育的中心”。到1942年，全省共有省立民众教育馆6个，县市立民众教育馆108个。民众教育馆下一般设有阅览馆、陈列部、健康部、演讲部、推广部等，通过开展讲演会、展览会、运动会等活动，以形象生动的方式将文化知识传授给广大人民群众，启发民众民族危机意识。民众图书馆是开展民众教育的主要阵地之一，图书馆里藏书丰富，种类齐全，在这个地方没有年龄和社会地位之分，任何人来到这里都可以各取所需。公共体育场是增强人民体质、加强民众凝聚力的重要场所，也是民众教育的主要阵地之一。1934年云南省教育厅通令各县市筹办体育场，到1940年，全省总计有县立体育场169所，之后逐年增加，至1945年抗战胜利时，云南省除了边远的3个县未能设立体育场，其余各县都设有体育场。云南还定期举行全省运动会，约每两年举行一次。

即便在开展民众教育之初，云南省政府和云南省教育厅都做了形势的分析，并且因地制宜，根据不同情况对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身份的人民群众，采取不同的方式推行民众教育，但当时社会农民占总人口的比例过大，农民当中文盲或者说不识字的程度过高，开展民众教育的收效并未达到提高全民素质、宣传抗战意识的目标。“到农村去”“改造农村教育”成为当时关心民众教育事业人士的共同呼声。

到农村开展民众教育，难度可想而知。对于一年生计都无法保障，还需要向天地讨生活的农民来说，温饱问题都没解决，哪有心思到民众学校来识字，接受文化教育无疑成为他们劳作之外的一种负担，推行之初便阻力重重。民众教育推广施教的人员在调研了解情况后，意识到只有让农民在温饱无忧的前提下，才能让他们坐下来接受文字教育和公民教育，因此改变策略“在云南农村，要实施民众教育，不在于识字运动，不在于图书阅读，不在于公民修养，而是在于生计教育”。施教人员随后采取示例和日常谈话的方式首先推行生计教育，“用千真万实的事物，去坚实农民的信仰，以改造他们的心灵”。这样的方法取得了一定成效。

1940年，云南省教育厅颁布《昆明县修订中心学校国民学校办理失学民众补习教育班办法》规定：“各学校每年办理民教班，以两期为原则，上期在栽插后开办，下期在收货后期开办，均须教学足四个月。”但由于县属地方部分是农村，各乡失学民众均为自耕农或佃耕农，他们白天需要在田间地头劳作，施教人员就依据他们的时间，趁他们休息之时每天集中教学两小时。即便这样，维持仍艰，只好调整规定“以四个月办一期，时难收良好效果，拟变通办理作为每半年办理二期……各乡所辖之保分三期或四期推行”。民众学校还根据男女有别的原则，所教授的内容也不尽相同，“男生班采用《三民主义千字课》课本，辅以珠算、音乐、农业常识等科目。女生班采用《农民千字课》课本，较男生班课本浅显，同时还授手工技能，如裁衣、毛线编织等”。这样增强实用性的课程，吸引大量的群众来接受民众教育，既教会他们文字教学，也传授了生活技能。

随着抗战的深入和民族危机的加深，需更大程度、更大广度地让民众接受教育，开启内心深处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意识，政府当局必须采取更多样化的方式深入民间开展民众教育。

教育部为深入乡村，唤起民众，实施抗战教育，激发复兴民族意识，宣传抗战建国起见，特置民众教育巡回车一辆，于1938年2月间巡回于滇、湘、川等省，沿公路于各市县乡镇施教，推行战时民众教育。巡回所到之地采取讲演、戏剧表演、歌咏会、图画展览等易为民众所接受的简明形象的方式进行宣传。特别是在云南，还用云南方言编制花灯等抗敌曲子，吸引民众，唤起民众的注意，这种民族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贴近民众的举措都深受民众喜爱。

云南省教育厅购买教育电影放映机、轻便发电机、幻灯机开始进行电影教育，1936—1938年共成立4个讲映队分赴滇中、滇西各县开展电影播音巡回教育。所到之处放映各种抗战教育电影，有《民族痛史》《上海抗战》《保卫土地》《淞沪会战》《抗战童子军》等20余部。在放映前后，讲映队还会“报告国际情势及前线消息；讲演抗战之意义；教导救亡之歌曲、解释影片内容”，积极进行抗战宣传。1938年4个讲映队外出70余县市放映；1942年巡回22县，放映96次，观众达205600人次；1943年巡回24县，放映186次，观众达304300人次。通过电影教育灌输民众自卫知识，启发人民的民族意识，增强全民抗战情绪，寓教育于观影中，使民众在无形中受到教育。

在整个抗战时期，推行民众教育的意义和成果是显著的。从启发民智提高民众文化水平来说，到1943年为止，云南扫盲人数累计为1825787人，以当时统计失学人数930万来计算，扫盲人数占整个失学人数的二成左右。对社会风气也起到了改善作用，人们不再沉湎于赌博、抽大烟，而是积极投身到劳动和保家卫国的队伍当中。从宣传抗战唤起全民抗战来说，1942年滇缅战争爆发，大量军队陆续入驻，外来人员也随之增多，粮食告急，“各乡镇民众，闻本军在龙陵断炊，犹能奋勇杀敌，无不感动，踊跃应征。自备雨笠、蓑衣、扁担、绳索，向兵站报到。数日之内，应征者有五万民工”。据统计，仅滇西反击战过程中即补给军粮9125吨，马料6500吨，连同食盐、副食品与装备器材等，约近14000吨。可见付出之巨。面对日寇入侵，云南各族人民纷纷组织抗日游击队，自制弓弩、毒箭、大刀等与拥有现代化装备的日军殊死搏斗，这一切都显现出云南省政府当局推行民众教育，提高抗战爱国热情的功劳与贡献。

抗战时期云南田间地头的民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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