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云南大学与西南联合大学的合作：抗战时期的云南教育

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国立云南大学作为云南唯一的最高学府，一直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和大力扶植，在学院建设、师资队伍、课程设置等方面已经粗具规模，已经能为云南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相应的贡献。经历14年抗战之后，国立云南大学跻身中国十大名校，被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列为中国15所著名大学之一。为何战争不但没给云南最高学府以冲击破坏，反而使国立云南大学在战火中腾飞呢？其中原因，必然绕不开西南联大的到来，西南联大强大的师资队伍、顶尖的研究能力、优秀的学术氛围等都给国立云南大学这所偏安一隅的大学注入了活力，刺激了其发展。

国立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在抗战时期的关系是怎样一个情况呢？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互帮、融合与共谋。

1938年，西南联大分两路抵达昆明。初到昆明的西南联大，几乎可以说是没有校园、没有校舍、没有设施，要维持办学，要么建、要么借。这时国立云南大学对西南联大伸出了援助之手，不但借地、借校舍，甚至连一个学院都“借”给了西南联大。

在尚存的一份《西南联大新校舍建筑地址觅定在三分寺附近》的报告写道：“本校现有校舍，均系租用或借用，数量有限，不敷分配，以致设备困难，教学效率深受影响……两月以来，该会（建筑委员会）积极筹划，不遗余力，新校址业经觅定在三分寺附近，圈地约百余亩，测量清丈诸事均已告竣，现正进行征买手续。”报告中提到的“三分寺”位于今昆明市一二一大街云南师范大学所在地。因其地域狭小，不敷应用，1939年3月，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等联袂致函国立云南大学，以借地基而建实验室。其函云：“迳启者：查本校需在昆明建筑校舍，惟征收之三分寺地亩不敷应用，拟借用位于该处附近之贵校空地一段建筑理化实验室二十二间，相应函达，并附上蓝色地图一份，即希查照惠允赐复为荷。”时任校长熊庆来随后复函西南联大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准此，查划借地段，目前敝校尚未应用，自应暂时照借，借期以抗战时为限。”两校随即办理了借用手续。抗战胜利后，联大三校复校北迁，同时将所借地基归还。1946年7月31日致国立云南大学函中说：“原借贵校地亩一段建筑本校南区宿舍，兹因本校结束，依约应将该区地亩连同房屋移交贵校接受。兹查该区房屋，除坐落东北角之校医室及生物实验室已经商准贵校，由国立师范学院留用外，其余应予移交。”

国立云南大学不仅借土地给西南联大，还借教室、礼堂给西南联大临时使用。1940年4月29日为清华大学建校29周年纪念日，当时西南联大没有一个容纳数百人的大礼堂，梅贻琦写信给熊庆来说：“校中同仁及在昆友人拟于举行纪念会以资庆祝，惟开会地点尚未定妥，因思贵校至公堂颇为宽敞，可容多人，届时可否惠借一用。”熊庆来见阅后回函说：“拟用敝校至公堂举行纪念，自当遵示办理。”

除了借地、借场所外，国立云南大学对于西南联大的“慷慨”远不只如此，为了顾全大局，国立云南大学还把一个学院完整地“借”给了西南联大，只是这一次是“有借无还”。1938年8月西南联大遵照教育部命令增设师范学院，增设一个学院就需要有相应的师资及大量生源，西南联大将文学院哲学心理教育系的部分师生并入该院成立教育系，但仍然难以维系发展。教育部便令国立云南大学教育系归并到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充实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师资力量，扩充师范生源。既有教育部的命令，又出于支持西南联大办学，国立云南大学也只好忍痛割爱，同意将这样一个有发展前景的学系调出，还将相关的图书资料借给西南联大师生使用。

国立云南大学对西南联大的帮助，充分体现了我们云南人民热情好客的传统，当然西南联大的到来对于国立云南大学的发展建设也是功不可没的。

云南要建设一所能服务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政治的大学，面临着诸多困难，比如说基础教育薄弱，无法为大学输送高素质人才，又如财政拮据，无力保证办大学所需的巨大教育经费等，但其实最大的困难是急缺优秀的教授。熊庆来到国立云南大学担任校长期间，非常重视国立云南大学师资力量的壮大，他直言指出“学校成绩之良窳，过半由教师负责”。西南联大的到来，带来了当时国内一大批优秀的教授、学者，求贤若渴的熊庆来怎么可能放弃这个招揽人才的机会。他一方面请，一方面聘，使得国立云南大学与西南联大教授之间的交融性非常高，很多教师成为国立云南大学的客座教授或长期教授。

西南联大成立初期，禁止教师外出兼课。但是随着战争加剧，物资匮乏加之物价飞涨，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的薪酬也难以养家糊口，除了担任西南联大教学研究任务外，许多教授也被迫要谋求其他生路。正是这样的机遇，让熊庆来看到了改变规定的可能，便几次三番地与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沟通，最后达成互借协议及同意西南联大教授到国立云南大学兼职授课。西南联大于1939年3月14日召开的常务委员会，就专门讨论通过了《教授校外兼课规则》，规定：“本校教授在其他大学兼课，应先取得本校及有关院系的同意；本校教授在外兼课所得报酬，应由所兼职学校发交本校，另有本校致送车马费，其数目以四十元为限；本校教授在外兼课时，其所授课程，以在本校现授者为限；本校教授资格以下教师，不得在外兼课。”有了这个规定以后，熊庆来就能名正言顺地聘用西南联大教师到国立云南大学兼课，这样便吸引了不少西南联大教师到国立云南大学兼课。

1940年9月10日国立云南大学拟借聘西南联大教授冯景兰到矿冶系主持教学工作，熊庆来致函梅贻琦，写道：“敝校矿冶系成立未久，但荷各方赞助，规模初具。刻因系务主持无人，工作甚难积极推进。冯淮西兄学识经验，同人向所推重。弟拟请其到云南大学维持一年，俾矿冶系一切上得轨道。左右于云南大学素极关切，敢请惠允借聘。”梅贻琦复函道：“敬悉贵校矿冶系成立后主持乏人，拟约清华冯淮西先生前往维持一年，本应照允借聘，惟本校因冯先生休假方始，期满照章须回本校继续服务；同时此间下年度地学系课程亦需冯先生回校方敷分配，有此困难，致尊处借聘一层未能遵办。”虽然回函委婉拒绝了借聘的请求，但是为了国立云南大学矿冶系能够积极推进并取得发展，国立云南大学再次与西南联大协商，冯景兰教授终于1942年被聘到国立云南大学给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学生讲授工程地质，给农学院学生讲授地质学，1943年还被聘为国立云南大学工学院院长。

对于存在争议而被西南联大借聘的国学大师刘文典教授，国立云南大学也能不惧争议而大胆聘用。国学大师刘文典教授既是一位才高学广的“博雅之士”，又是一个恃才自傲的“狷介”之人。1943年春，刘文典因休假去外地而未能按时返校，被西南联大解聘。当国立云南大学教务处注册组主任张友铭跟熊庆来说了这个情况后，熊庆来就把刘文典教授聘了过来。对于熊庆来聘用刘文典为国立云南大学教授，没少激怒他人或者成为争议，可见熊庆来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的气魄和不惧争议的胆识。闻一多教授就不止一次地发牢骚“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排挤出校，而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云南大学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熊庆来清楚在人才匮乏的年代，要做大做强一所大学，就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对于选才用人要敢于“用人所长、避其所短”。在他看来，刘文典教授身上存在的缺陷与他的学问和民族气节相比，只能算是“白璧微瑕”。他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不仅聘任刘文典教授为文史研究室主任导师，还在生活上给其很好的照顾。刘文典教授到国立云南大学以后，很快发挥了他作为大师的作用，新开了如“王维诗”“李义山诗”“温李诗”“慈恩法师传”“瘦子山集”“汉魏六朝”“文选”“庄子”等众多课程。来听课的学生络绎不绝，其中不乏理工科、校外的学生，甚至是有的教师也常来听他的课。他讲课的时候，教室常常爆满。(www.chuimin.cn)

据统计，国立云南大学1944年度聘用的37名兼课教师中，西南联大就占了20名，他们是白英、王赣愚、芮沐、潘光旦、李树青、姚嘉椿、秦瓒、王迩、华罗庚、钟开莱、朱德祥、陈美觉、沈同、陈阅增、吴征镒、冯景兰、钱临照、洪谦、王国屏和司徒惠卿等。

国立云南大学与西南联大教师之间的交流是“礼尚往来”的。有西南联大的教师到国立云南大学来兼课，也有国立云南大学的优秀教师登上了西南联大的讲堂。国立云南大学教师有的是通过交换，有的是通过聘请成了西南联大的教师。闻在宥先生是通过与罗庸先生交换的形式，承担西南联大的文学系印支语的教学任务。1938年11月7日西南联大致函国立云南大学：“本校拟于本学年聘贵校教授闻在宥先生来校担任中国文学系语言文字组‘印支语研究’一学程，每周二时，一学年。本校则请教授罗庸先生往贵校担任‘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一学程，时间与期限，亦为每周二时，一学年，以资交换，并由两校各发一份名誉讲师聘约。”王赣愚先生则是由西南联大单方面聘请到西南联大任教的。1941年3月24日西南联大致函国立云南大学道：“本校拟聘贵校教授王赣愚先生兼任师范学院公民训育学讲师，每周授课3小时，自本年3月份起。相应函商，务祈。”3月28日云南大学复函：“准此，自应同意。”

据陈年榜先生回忆：“联大云南大学教师上课互相交叉，联大的潘光旦、陈达上过我们的课，云南大学的费孝通、陶云逵去联大上课”。由于两校学生都少，有的一个班听课的学生还不到10人，两校同年级的学生合并在一起上课的情况也是常有的事。1941年10月冯友兰在西南联大开讲“哲学史”，国立云南大学闻讯后就致函西南联大请求接受本校6个学生跟班听课。10月21日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回函道：“准此，查此案已征得冯芝生同意，至可照办。”李埏先生回忆道：“云南大学到联大听课的学生多，但也有联大的学生到云南大学听课，我听顾颉刚讲《楚辞》，就是跑到云南大学去听的。”杨貌仙先生回忆道：“我们系主任崔之兰是联大生物系主任张景钺教授的夫人，有这层的关系，两校生物系教授之间的往来就更加频繁，联大生物系教授、副教授多在云南大学生物系兼课，我记得有陈桢、汤佩松、沈嘉瑞，他们都来我们系开过课。两校生物系学生都少，每个班几个人，甚至1个人，所以常常两校的学生并在一起上课，上课的地点大多是在我们学校，学生同堂听课不分彼此！好像一个学校一样。”

两校教师除了在教学之间的融合之外，还大力开展学术研究，为抗战救国出谋划策。

1939年8月26日至30日，中国化学第七届年会在国立云南大学举行，会议宣读各个学者论文21篇，学生会主席汪浏演讲《抗战建国——从原子说起》。他对原子与抗战建国之间微妙的关系有颇多的独到见解，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国立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的化学教师以会员身份参会，学生旁听了会议。1939年9月23日至26日，中国物理学会在国立云南大学举行第七届年会，参加会议的主要有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西南联大和国立云南大学四个学术团体。这次年会是物理专家第一次在大后方齐聚一堂。大会收到论文26篇。1940年9月15日中国植物学会、中国物理学会等6个学术团体在国立云南大学举行联合年会大会。16日分学会宣读论文，公开演讲。17日进行专题讨论。当时在国立云南大学生物系读三年级的杨貌仙教授回忆道：“参加植物学年会的人大多是国立云南大学、联大生物系的教师，我们国立云南大学生物系的学生都去旁听学习。参加会议的老师在学术问题上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41年5月26日，国立云南大学政治经济系为增进学生对现代学术思潮及问题的认识，举办学术演讲，演讲分为三个系统即现代思潮、中国问题、各国情势，每个系统均为10讲。现代思潮聘请雷海宗、冯友兰、萧遽、潘光旦、吴宓、陈序经、陈铨、贺麟、王赣愚、林同济分担。其他两个系统的演讲员有钱端升、陈岱孙、陈达、陈雪屏、何永佶、王信忠、伍启元等。每个系统演讲完之后，即将各讲演讲词由政经系汇编成册。

1944年10月14日，中国科学社、中国天文学会、中国动物学会昆明分会、新中国数学会、中国物理学会昆明分会、中国化学学会昆明分会、中国植物学会昆明分会、中国地质学会昆明分会在国立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联合年会开幕典礼。年会聘请龙云主席为名誉会长，推定梅贻琦、熊庆来、李书华、吴有训、周仁为大会主席团。梅贻琦主席致开幕词，教育厅长龚自知代表龙主席致辞。熊庆来报告筹备经过，周仁报告中国科学社成立30年来的工作，吴有训报告其他7个团体的简史及工作，霍秉权报告战时美国科学界动态。下午宣读论文，李书华讲科学研究与工业应用。15日分学科宣读论文，下午举行闭幕式，到会的有264人。1945年国立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在至公堂邀请国立云南大学、西南联大的楚图南、曾昭抡等5位教授主讲时事问题，首先由国立云南大学教授楚图南主讲“克里米亚会议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国立云南大学教授周新民讲“旧金山与中国战局”，西南联大教授曾昭抡对楚图南、周新民演讲题目作了深入探讨，国立云南大学教授费孝通以轻松之语调检讨过去主张“世界大统”之歪理谬论，最后西南联大教授吴晗做了总结发言。

两校教师不仅共开学术会议，撰写论文，还共同开展过学术调查。采集植物标本是学习植物分类学的重要环节，各个大学都非常重视这个环节的教学与研究。 1942年，西南联大派生物系助教吴征镒，国立云南大学派生物系助教刘德仪一起到大理、丽江采集标本。吴征镒回忆说：“这次采集标本是国立云南大学比较系统采集标本的开始。”

1946年初，西南联大解散，各校准备北迁，国立云南大学希望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在学术研究方面继续合作。为此，熊庆来于1946年2月21日分别致函三校。函中写道：“抗战八年胜利降临，贵校对学术文化之贡献将占中国学术史中之重要篇页，尤其八年以来于艰苦生活之中对西南文化社会之调查研究工作，在中国边疆文化开一研究之新纪元，敝校僻在边隅蒙惠良多。现在贵校复员在即，对于将来边疆文化社会之研究工作势必暂时停顿，兴言及此，良用憬然。为使研究工作不致中断，使边疆教育得以维持，特拟订一合作办法，即将本校旧日之西南文化研究室及西南社会研究室合并扩充为西南文化社会研究室，拟设讲座或导师若干人，聘请贵校历史、社会、国文等系教授担任，同时兼任敝校教授，任期至少以一年为限，待遇除照大学待遇外致送来往旅费及研究补助金（暂定为薪津总数十分之三），俾边疆文化教育工作得继续发展，不致停顿。贵校历史悠长，而教授先生亦为学术界先进，必能首先赞同惠予金诺。”

陈省身院士说：“云南大学与联大是共患难、共发展的兄弟学校。”在抗战时期的14年时间里，国立云南大学与西南联大以互帮的形式，很好地实现融合，最后致力于抗战建国的共谋。正如李晓先生所说：“联大与云南大学关系为什么密切？第一个是地缘关系，两校离得近，彼邻而居，守望相助。两校教师互相兼课，学术研究中相互合作。第二个是人缘关系，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原来是清华大学的教授，而联大的清华教授最多，是联大的主要部分，主持我们联大工作是清华校长梅贻琦。熊庆来与梅贻琦的关系就很密切，两校教师过去就相互认识，知根知底……第三是形势，我称之为势缘关系。当时国难当头，使得两校共同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形成了两校师生并肩战斗，非常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