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学生参战信息及征调措施

2023-11-2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当年，1944级学生除医学院学生外仅有男生84人，按此比例云南大学征调从军的学生比例是相当高的。为做好征调工作，国立云南大学按照教育部指令制定了一系列学校层面的征调措施，如1944年12月20日制定了《国立云南大学优待从军学生办法》。而对经体检合格未入营的3名学生记大过一次，以示惩戒。为此熊庆来专门给每位征调从军学生的家长写了一封信：敬启者：此次本校奉令征调学生志愿从军。

1941年12月8日，日军袭击珍珠港，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美国被迫对日宣战。一个由中、美、英、苏等反法西斯的多国协同对日抗战的联合军事集团也应运而生，为了增强部队的战斗力，中国军队的各连队均配有美军顾问参与作战指挥。各国协同作战加快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步伐，以致战争中各类人才的匮乏，特别是需要补充英语译员。于是，各军事机关面向社会招收有文化的适龄青年从军，招收英语翻译人员、空军士官、无线电军官等。

为了动员知识青年从军抗日，1943年10月24日蒋介石发表《告知识青年从军书》：“今后的一年，将是我们争取最后胜利的一年，也是决定我们民族盛衰，国家存亡的一年。这正是我们知识青年报效国家千载一时最难得的时机！倘若我全国知识青年，皆能振臂而起，踊跃从军，发扬蹈厉，挺身卫国，就可以彻底改造我们社会的颓风，洗雪我们民族的奇耻大辱，不仅可以完成抗战的胜利，并且足以奠立建国永久的基础。”民国政府提出震撼人心的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熊庆来校长对知识青年从军非常支持，致电民国政府的电文中写道：“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足以提高军队素质，增强战斗力量，确立现代建军基础，于最后胜利之争取关系至大，谨当鼓励适龄学子踊跃参加。”并成立了“云南大学知识青年征集委员会”，熊庆来任主任委员，教务处长何衍璿、训导长杨家凤任副主任委员，委员有蒋蕙荪、张福延、柳灿坤、丘勤宝、周新民、鲁冀参、赵明德、章辑五、杨春洲等，委员会下设总务、宣传、编组三股。

1943年秋，军事委员会外事局为适应远征军和同盟国的军事需要，计划在各专科以上学校招收800名英语通译人员。由于招收的人数多，采用自愿报名的方式招收大学生入伍，但难以保证部队的需要，因此教育部改自愿报名为征调入伍，并要求身体合格的1944级男生提前毕业，征调从军充当译员。并在《征调专科以上学校在学学生充当通译人员办法》中规定每校负责征选20～50名，分配给云南大学的征调名额为50名。当年，1944级学生除医学院学生外仅有男生84人，按此比例云南大学征调从军的学生比例是相当高的。

虽有政府的号召，学校的积极态度，但是如此高比例的征调工作一开始就注定异常艰难。被征调的1944级学生，眼看就要毕业，正怀着满腔热情准备投入抗日大后方的国家建设，突然征调前线，大多数学生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因此不少人持观望拖延的态度，甚至找各种借口来逃避征调。被征调的矿冶系1944级学生李希勣在回忆文中写道：“同学们接受不了这个突然袭击，纷纷向校方提出抗争，理由是国民党政府腐败，许多权贵借机发国难财，这些权贵的子弟逃避抗日天职，反而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为什么要以开除学籍的严厉命令，强迫国家宝贵的大学毕业生去从军？为什么要让学有专业的人去投笔从戎？大家一时思想转不过弯来。”1944年1月，学校从四年级学生中“征选英文成绩较优秀学生五十名参加考试，惟到场笔试学生仅十四名”。即便是体检合格的学生也以各种借口不去译训班，经济系四年级一学生体检合格后以“早年丧父，由家母抚养以至成人，上无兄长，下无弟妹。现家母已年过花甲，所靠养者仅生一人，生无家母无以至今日，家母无生无以终余年，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如生有不测，则家庭之前途实不堪设想”为由提出到其他军事机关以代应征通译员。

为做好征调工作，国立云南大学按照教育部指令制定了一系列学校层面的征调措施，如1944年12月20日制定了《国立云南大学优待从军学生办法》。办法规定：“借读生从军准即由校呈请教育部改为正式生，若系自费生者并给予公费。自费生从军即改为公费生。特别加班生及先修班生从军若系自费者准即给予公费，将来服役期满回校学年注册时准即改为一年级正式生，并乃就其志愿选定院系。先修班借读生从军者准即呈部改为先修班正式生，服役期满回校准适入大学一年级试读，倘程度不足并乃由校予以补习机会。”

学校不仅出台优惠办法，还按此办法立即将志愿从军的吴文俅等8名自费生改为公费生，于当年12月份起开始兑现。而对经体检合格未入营的3名学生记大过一次，以示惩戒。

学生征调也牵动着学生家长的心，学校不仅要做学生的工作，还要做家长的工作。为此熊庆来专门给每位征调从军学生的家长写了一封信：

敬启者：此次本校奉令征调学生志愿从军。×××君业已报名应征，献身党国。仰见贵家长教育义方，渊源有自缅怀。雅范弥切依驰。兹自从军期近，长征在即。当此世界风云紧情之际，正志士立功异域之时，执干戈以卫社稷，即所以承世德，而振家声。惟是该生趋庭念载执贽数年，一旦远离，岂特父兄戚党之所难舍。抑亦师友、同学之所同为黯然者也，所幸战局日趋顺利，国土之光复在迩，轴心之倾复有期将来祸乱敉平，父老庆羔羊之福，征人返旆，锦衣增梓里之光。但当开阁以迎，不必倚闾而望。良时不远，屈指可期。至希勉释，爱怀善纾慈虑春水未泮，北风尚寒，书不尽言，伏惟珍重，专素奉达顺叩。

台　祈

熊庆来　顿首(www.chuimin.cn)

民国三十四年元月十六日

在做征调学生家长工作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学生家长提出过分要求，对此学校并不听之任之，而是坚持原则，讲清道理。理化系四年级一个学生家长闻讯其子要去译训班受训立即致信熊庆来：“小儿宿染胃疾，时作剧痛，苟不调治痊愈，而又加以重任，势不免损身误国之叹，窃思损身事小而误国事大。恳请准予病假两月”。熊庆来回函道：“此次大学四年级生应征通译员系奉部令办理，令郎业已检查体格及格，自应参加训练。在尚未入译训班前请病假应按照《学则》办理。”对学生提出的合理要求，学校非常重视，及时向译训班反映并提出处理意见。经济系一个已被译训班录取的回族学生，以“世奉回教，教宗饮食习惯素与一般不同，参加团体活动也需单独准备。查昆明译训班第三期除生一人外并无回教，伙食方面大成问题”为由恳请学校转函译训班请准免予参加受训。学校认为言之有理，在致译训班的函文中写道：“查该生所呈不假，可否请贵班设法添办回族伙食，抑或准该生退出受训。”

在征调大学生从军工作中，有百般借口推脱不去的，也有受宣传鼓励踊跃报名从军的。土木系三年级学生赵连璋自愿请求保送译训班受训。他在申请书中写道：“吾国抗战将近七年，由是能获盟国之好感及友邦人力物力之帮助，实是庆幸。唯因语言之互不相通，顾国家需要我辈青年去担任翻译工作，窃生既为大中华民国之一份子，应当尽国民之义务……恳请钧长（熊庆来）准予由校免试保送昆明译训班第三期训练，以达窃生报国之志。”熊庆来深为感动，批示“有此服务精神，以应照准以成其事”。选修班的张其中、农艺系二年级的徐菊芬、蚕桑专修科的王芳德、社会学系一年级张绪英4位女同学也报名参加译训班。一心想当通译员的矿冶系1943级毕业生张行煜、张连元，因译训班招生考试成绩不及格，未被录取，很是沮丧，恳请学校帮助解决。学校以“其志可嘉”，致函译训班，希望能“免试加入译训班”。译训班招生录取有着严格的规定，并非想去的人都会被录取，在函复国立云南大学的电文中写道：“凡志愿学生必须先行受试，承瞩免试收训一节，事关通案，歉难遵办。”

1944年4月，经过体格检查和英语考试，国立云南大学有50名学生（其中有一人因违纪被开除，实际从军的人数为49人，其中四年级学生46人，二年级学生2人，一年级学生1人）被录取为译训班第三期学员。

1944年4月20日，是国立云南大学21周年校庆纪念，国立云南大学校友会特意在至公堂举行欢送征调从军同学大会。校长熊庆来到会并勉励从军同学：“同学们，我送你们几句话，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今天你们不再是学生而是军人，尔等报名效力国家，是本校的光荣，迎来抗战的胜利是本校的荣誉。”昆明译训班第三期于同年5月1日开课，培训两个多月，于7月26日结业。他们受训的课程为战时读物、作文翻译、会话、英文演讲、政治讲话、军训、体育等。每星期有两次英文夜班，两次小讨论。教员除英文夜班由美方军官承担，其余课程则是以西南联大为主的昆明各大学教授承担。

译训班第四期学员于1944年9月1日开始受训，11月5日举行结业典礼。译训班最后一期是第九期，结业于1945年9月15日。其后因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没有再办下去。

国立云南大学被征调从军的学生，有的留在国内，有的派往印度。李希勣在回忆文中写道：“我们这批来自大后方十几所大学的几百名译训班第三期学员，经考试合格，由外事局分配到印度和国内有盟军协作的单位。李维恭被分在步兵训练中心，我分在炮兵训练中心。任务都是给美军教官当翻译。在昆明的步、炮训练中心不久就都随美军赶到滇西，在宾川、云南驿一带等待随配属部队增援前线作战。1945年初，我的这个组转到滇南防线，训练滇军一个炮兵营，防备日军从越南方面对昆明的威胁。李维恭的那个组被调到黔东参与当地部队迎击从湘西向贵州进犯之敌。”被征调的国立云南大学学生在前方表现出非凡的气概，有的人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采矿先修科二年级学生杨本义于1944年秋，“因鉴于国难严重，敌忾同仇，不甘隐忍，故尔投笔请缨，应征出国，加入英军三十六师司令部担任联络翻译工作。浴血参战，寄身锋刃，出生入死，驱敌于密支那至曼德勒五百英里之间，观今日缅北之光复与夫史迪威路之重开，追本溯源，该同学亦出力不少，外事局册勋大有事在，然渠初着征衣不过一年，竟与盟友并肩立功异域，岂非杨之忍苦耐劳者耶！”

李维恭在第三期译训班受训后，被分配到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三二二战队任翻译官。该部队驻扎昆明时，他的任务是给美军教官当翻译。1945年初，李维恭所在部队参与黔东地区迎击从湘西向贵州进犯敌人后，调往湖南芷江机场。芷江是抗日战争的军事战略重镇，战斗频繁、残酷。当日军侵犯湖南新化，抗日部队与日军展开激战时，他随美军联络组参战，负责地面与空中盟军飞机的联络。5月21日，李维恭在阵地上被炮火击中，弹片穿过左胸殉职。噩耗传到云南，如晴天霹雳，李维恭的祖父母、母亲及年仅19岁的妻子怀抱未满周岁的孤儿痛不欲生。其父李汉勋先生深明大义，认为儿子“取义以成仁，对国家固已尽一国民之天职”，只希望将爱子的遗体搬运回昆明安葬，“以慰幽魂，而免悬念素仰”。国立云南大学师生为失去一个好学生、好学长而惋惜，学校专门成立“李维恭同学阵亡办理善后事宜委员会”，并多次召开会议。校方认为“李维恭系本省一有为青年，在校尚志笃学，素为师长所器重，从军服务则为盟友所称许。不幸遇难，实堪惋惜”。决定由校方制作一牌位，送省忠烈祠入祀，以慰忠魂。允许其遗孀以公费待遇入国立云南大学就读，建议省府筹办李维恭小学，设立奖学金，立纪念碑。

如今依旧矗立在云南大学会泽院东侧的“李维恭纪念碑”，上面有由时任校长熊庆来题写的“峴首同高”及挽诗一首：“烽火卢沟一夕惊，同仇敌忾志成城。黉宫投却班超笔，胜利偿君不朽名。”正是赞扬以李维恭为代表的一批国立云南大学爱国学子为民族解放投笔从戎、效命疆场的爱国主义精神。

云南大学学生参战信息及征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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