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时期云南教育推动者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抗战14年间，迁入云南的高校有10余所，其中最著名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中亦以“西南联大”为简称）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而成，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

1937年全面抗战发生，为保住国家的文化命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奉命迁往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办学仅一学期，因南京、上海失守，日军进逼武汉、长沙，奉命迁往云南。1938年2月分为两路，一路徒步经贵州步行千余里，于1938年4月26日抵达昆明；一路则由粤汉铁路取道香港、越南，再由滇越铁路抵达昆明。

学校名由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开始上课，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2个专修科和1个选修班。校务由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组成校务委员会共同管理。

1937年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这一天，后来定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庆日。

校训：刚毅坚卓。

校歌歌词：万里长征，辞却了五史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别离，绝檄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春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校风：民主自由、严谨求实、活泼创新、团结实干。

专业设置：西南联大共设文、理、法商、工、师范5学院，共26系，另有进修班和体育部。

教育影响：西南联大8年，前后任教的教授有300余人，如朱自清、闻一多等；这些教授都是各个学科、专业的泰斗级专家。学生有8000人，毕业生近4000人。

西南联大师生担任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共171人（学生92人），其中有杨振宁、李政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3位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宋平、彭珮云等人成为国家重要领导干部。

著名校友：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谢玮、邓稼先、黄昆、彭珮云、王希季、陈芳允、郭永怀、屠守锷、吴讷孙、陈忠经、戴传曾等。

著名教师：吴大猷、周培源、王竹溪、梁思成、金岳霖、陈省身、王力、朱自清、冯友兰、吴有训、陈寅恪、沈从文、陈岱孙、闻一多、钱穆、钱锺书、费孝通、华罗庚、朱光潜、吴晗、赵九章、李楷文、林徽因等。

联大校舍：西南联大先租得蒙自海关、昆明大西门外昆华农业学校、拓东路迤西会馆等处为校舍，总办公处设在城内崇仁街46号，但仍不敷应用。1938年7月，学校以昆明市西北角城外荒地124亩为校址，修建新校舍。1939年4月，西南联大新校舍落成，有学生宿舍36栋，全是土墙茅草顶结构；教室、办公室、实验室56栋，均为土墙铁皮顶结构；食堂2栋，图书馆1栋，均为砖木结构。

抗战14年间，西南联大从军学生前后一共达到834人，其中不乏主动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西南联大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就是其中之一。除了担任翻译外，西南联大学生还参加了远征军和空军。在1942—1945年间，为了保证空中运输线“驼峰”航线的畅通，1500名中美健儿血洒长空，其中就有西南联大的从军学生。

竺可桢先生说：“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竺可桢先生的这番话，用来描述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们最为合适不过了。战时转移到云南来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图书仪器和校舍建筑是相当简陋的，能够培养一时之学气的正是那些“人人握灵蛇之珠，个个抱荆山之玉”的教授们。

在整个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办学条件极差，师生的生活是极为艰苦的。从1937年起，因抗日战争的需要，文教经费被缩减。民国政府决定将原核定的全国各国立院校的经费减去三成。1938年4月后，西南联大的经费又被教育部减去三成作为“统筹救济战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及办理高等教育事业之财源”。战争年代，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原有的经费已很难满足学校教学的需要，又值西迁云南躲避战争以延续办学，校舍、设备均需重建重购，而且师生员工还在不断增加，面临办学经费不增反减的残酷现实，维持发展办学可谓举步维艰。因此，我们可以在当时的文史资料以及保存的校舍中可见，学校的建筑一般为土木结构的简单平房，学生宿舍多是茅草房，教室则用铁皮盖顶，只有图书馆系瓦房，稍为宽敞。学生在铁皮教室上课，下雨时，老师讲课的声音就听不见了。陈岱孙教授在一次上课时因下雨太大，雨声超过了讲课声，便无奈地在黑板上写了个“下课赏雨”。

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在1942年访问昆明时说：“获得粮食和住房，以及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成了联大教职员工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我的朋友哲学家金岳霖、经济学家陈岱孙、英语系的夏威夷美籍华裔教授陈福田都刚刚搬到美国领事馆各部的老剧场露台上住，搭起了临时的活动房屋。谈话时，大老鼠在纸糊的天花板上面跑来跑去，几乎从上面掉下来。”

校舍简陋至极，但是仍旧满足不了当时西南联大师生教学、生活之需要。全校各院系因校舍数量不足，只得分布于昆明市各地租房办学。当时在西南联大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昆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40多名学生同住一间茅草房，他们说：“在不蔽风雨的茅草房里撑着伞睡觉……在破庙里伴着泥菩萨听课。”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是租民房居住，因房屋太窄，只好在阶沿放上椅子作为客厅。可见当时生活之艰辛，办学之不易。

由于战争的破坏以及西迁过程中的损坏丢失，加之战争年代购买教学科研设备之艰难，当时的学校设备也是极为贫乏的。即便到了昆明，日军为了有计划地摧毁我国教育，开始对西南联大进行轰炸，对原本“家底不是很殷实的”西南联大来说，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据记载，“昨敌轰炸机二十七架袭昆，对我最高学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作有计划之轰炸以图达到摧残我教育与文化之目的，前四日敌机轰炸市区或市郊时，其机群均同时出现，而昨日则分批而来，每批九架，相距时间约5分钟。每一批约十点十分自西南窜入，直抵大西门外联大校舍上空，投弹约30余枚，即行逸去；第二批旋即自原路窜入，抵达市区东部拓东路底一带，盲目投弹约20余枚，该处临近之联大工学院侥幸安然无恙；继则第三批窜入，仍抵达联大校舍上空，又复投下大批爆炸弹，旋即逸去。炸后各部出动人员甚为努力，联大同学自郊外疏散者返抵该校，协同整理善后，当在校内发现受伤者还有两人，一为同济学生，一为该校校警，旋即分送医院治疗。该校舍各部几无不遭炸弹波及。损失情形：校舍方面。新舍男生宿舍第1、2、28、32等号被毁，其余受震。师院女生宿舍第2号被毁，男生宿舍第1、2号亦被毁，教职员宿舍被毁，损失甚重。南院女生宿舍饭厅整个被炸，其余卧室多受震而有倒塌之势。图书、仪器：第7、8教室被毁。南区生物实验室1栋全毁，内有仪器多件。图书库被毁，内有清华名贵图书甚多，悉成灰烬。其余，常委办公室、出纳组、事务组、训导组、总务处均被夷为平地，法律系、政治系等办公室亦受震不能应用。又该校舍篮球场与北院尚有未爆发之炸弹各2枚。”这是1941年8月昆明报刊关于西南联大校舍被炸的报道，题为“摧残我高等学府，敌机炸西南联大，校舍、图书、仪器损失重大”。学校的课桌有的是用土基加木板搭成的，有的单纯就是一条长凳。由于桌椅不够，学生们上课往往需要提前来抢占座位，抢不到座位的只好站着，甚至站到窗外听课。教科书也很缺乏，教师没有给每位学生发放讲稿、讲义的条件，教学内容全要靠学生自己去记笔记。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从来不需要点名，学生都非常自觉和珍惜学习的机会，绝不无故缺席。上图书馆排队抢座位、借书，图书馆门屡次被挤坏。因抢借参考书或过期不还书而被记过的学生占该校受校纪处分学生的大多数。实验仪器相当匮乏，学校只好充分利用当地条件做实习、实验和科学研究，如生物系就用昆明特产蝾螈做呼吸实验，地质地理气象系则把碉堡改作气象台。

战争带来的物质匮乏和不受控制的物价飞涨，再加上学校办学经费被教育部减掉三成，教师们的薪水也受到了影响，教师的生活也极为艰辛，“在物价飞涨的时期，昆明的物价高居全国之首，靠薪金度日的知识分子生活已跌落到社会最下层”。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是这样记载的，教职员工们“微薄的薪金仅能够勉强糊口，一年到头吃不饱，穿不暖，更不必理提书及其他必需品了。到1941年初，联大有个说法就是，春天开学时典了冬衣买书本，到了秋天再当了书本赊冬衣”。据经济学家杨西孟计算，1937—1946年，他的月薪由350元增至14万元，而物价指数却由100元增至51万元，涨了5000多倍。战前，教授们月薪实支350元，在1940年时，按当时生活指数折合，实值13元6角。一些教授一天只吃一餐干饭、一餐稀饭，勉强度日。马约翰家里，常常没菜而吃白饭；汤用彤卖掉皮氅，常吃稀饭过活；吴大猷常穿补着大药膏的补丁裤上课；曾昭抡教授的鞋子常是前后见天，既通风又透气；梅贻琦常穿的仅是一件灰长衫，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菠菜豆腐汤就很满意了。为了生活，教师们不得不到校外兼差。闻一多教授除兼课外，还挂牌刻图章，“联大的一些教授曾发起过卖文售字，闻一多成了其中一员。现在保存着的一份《诗文书镌联合润例》，就是他与杨振声、冯友兰、郑天挺、罗常培、陈雪屏、唐兰、沈从文、彭仲铎、浦江清、罗庸、游国恩共11位教授开源之道的广告。上面写着石章每字100元，牙章每字200元”。就连梅贻琦的夫人及潘光旦教授的夫人也迫于生活，而合做一种叫“定胜糕”的米糕，每天步行45分钟送到“冠生园”寄卖。“当时，梅贻琦夫妇早已囊中空空，然而省主席的夫人要来家里吃饭，在那时不能不说是件大事……为了准备那顿饭，韩咏华把孩子们小时候穿剩的旧衣服，还有孩子出生时期朋友们送来的玩具工艺品从箱子底下翻出，在大西门前摆了个小地摊，亲自在那儿叫卖”。由此可见，教师们生活艰辛的程度如今听来都令人伤怀。

教师们为了缓解生活的艰辛，上课兼职兼差，那么学生的生活艰辛怎么办呢？学生们的生活条件是比较艰苦的，“我们的校舍是非常简陋的，宿舍是茅草房子，没有楼房。教师的屋顶是铁皮的，下雨时，叮叮当当的声音不停。教室和宿舍的地面是坑坑洼洼的土地，一个宿舍有40人，就是20张上下铺。饭厅里面没有椅子、没有板凳。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菜吃，而米饭里面至少有十分之一是沙子。除了这许多困难以外，还有不断的空袭，日本的飞机常常来轰炸，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上课是从早晨7点到10点。因为差不多10点的时候，空袭警报就要来了。然后下午再从3点钟到7点。”“西边是学生宿舍。土墙，草顶。土墙上开了几个方洞，方洞上竖了几根不去皮的树棍，便是窗户。挨着土墙排了一列双人木床，一边十张，一间宿舍可住40人，桌椅是没有的。两个装肥皂的大箱摞起来。既是书桌，又是衣柜。”“男同学原来有些西装革履，裤线笔直的，也有穿鹿皮夹克的，后来就日渐少了，绝大多数是蓝布衫，长裤。几年下来，就想各种办法弥补，如贴一张橡皮膏之类。有人裤子破了洞，不会补，也无针线，就找一根麻筋，把破洞结了一个疙瘩。这样的疙瘩名士不止一人。教授的衣服也多残破了。闻一多先生有一个时期穿了一件一个亲戚送给他的灰色夹袍，式样早就过时，领子很高，袖子很窄。朱自清先生的大衣破得不能再穿，就买了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深蓝氆氇的一口钟（大概就是彝族察尔瓦）披在身上，远远看有点像一个侠客。”西南联大的学生虽然都是公费，但所领公费常因物价上涨而贬值。“同学的伙食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时每月只要七元还可以天天吃肉吃鸡蛋，每星期打牙祭时还可以吃鸡吃鱼；到三十年（1941年）时已涨到每月二百元，以后生活费用更跳跃式的增高；到三十三年（1944年）每月伙食费涨到一千多元，三十四年（1945年）到五六千；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一万元，还是终月尝不到肉味。”为了学习，学生们只好将三餐减为两餐，但所领公费依旧只够20天左右的饭费。30元一月的伙食费，一天只够买一棵白菜。学生们多数穿的是蓝大褂、破袜子、旧皮鞋。所穿的衣服常是破了再补，补了又破。“联合大学同学的生活确是艰辛的。他们大多从沦陷区冒生命危险而来，在校生活全赖公费，起初尚足以维持营养，后来物价上涨，连温饱二字都很难求。大部分同学只有一套内衣裤，一袭长衫，一条卡其布西裤和一双皮鞋。衣服穿脏了利用午睡时间洗一洗，晒干了再穿。每年冬春二季，昆明天气晴爽，且不下雨，因而校内井水干枯，饮水洗脸都成问题。”迫于生存及学习，学生们不得不外出兼差。有卖报的、当役差的、到中学兼课的、到商店当会计的、当家庭教师的，不胜枚举。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西南联大学生到校外兼职者约占到全校学生总数的一半。有的学生甚至被迫休学去挣钱，待挣到钱后又回来读书。

在这样艰苦卓绝的条件下，是什么让全体师生不甘艰辛地努力，使得西南联大成为当时最有影响、最高水平的大学呢？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John Israel（中文名字易社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他说：“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研究。”西南联大的成功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和优势。

一是集聚了当时国内最优秀的师资队伍和素质优秀的学生，强大的师资阵容是无与伦比的优势。从主持西南联大校务的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观点中可见一斑：“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图之也至极……吾人应努力奔赴之第一事，盖为师资之充实；大学之良窳，几乎全系于师资与设备充实与否，而师资尤为重要……他日校友重返故园时，勿徒注视大树又高几许，大楼又添几座，应致其仰慕于吾校大师又添几人，此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因此，他到西南联大后，不仅汇集了三校的“大师”，而且还广泛搜罗人才。(www.chuimin.cn)

西南联大没有大楼，只有陋室，但却有许多大师和出类拔萃的专家学者。“西南联大时期，全校教师一般在358人左右，而教授、副教授在160人左右，约占全校教师的50%。”如哲学系有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贺麟、洪谦、沈有鼎、冯文潜等先生；中文系有文学、语言、文字等方面的著名专家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罗庸、唐兰、刘文典、游国恩、魏建功、王力、沈从文等先生；历史系有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雷海宗、钱穆、邵循正、郑天挺、向达、吴晗等先生；外文系有著名外国语言文学家吴宓、叶公超、冯至、闻家驷、吴达元、陈嘉、钱锺书、温德（Robert Winter，美籍，连续在清华、北大任教几十年，在华逝世）等先生；数学系有著名数学家杨武之、姜立夫、江泽涵、赵访熊、华罗庚、陈省身等先生；物理系有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周培源、饶毓泰、叶企孙、郑华炽、张文裕、王竹溪、赵忠尧、吴大猷等先生；化学系有著名化学家杨石先、曾昭抡、黄子卿、张子高、张大煜、孙承谔等先生；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有著名地学家孙云铸、袁复礼、冯景兰、张印堂、赵九章等先生；生物学系有著名生物学家李继侗、张景钺、陈桢、沈同、汤佩松等先生；政治学系有著名政治学家张奚若、钱端升、邵循恪、崔书琴、浦薛凤、王赣愚等先生；经济学系有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赵迺抟、周炳琳、伍启元、萧蘧、秦瓒等先生；法律学系有著名法学家戴修瓒、燕树棠、陈瑾昆、罗文干、费青、芮沐等先生；社会学系有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陈序经、费孝通、陈达、吴泽霖等先生；工学院也有不少著名的专家学者，如施嘉炀、刘仙洲、马大猷、顾毓、任之恭、陶葆楷、庄前鼎、章名涛、闫振兴、刘恢先、李辑祥、钱钟韩等先生。师范学院教授多系其他学院教授兼任。

美国教授易社强对西南联大强大的师资力量，做了如此评价：“中国北方知识分子的精英的荟萃，使联大顿时成为一所超级大学。”从数字来看，这个超级大学的师资队伍是令人震惊的：据统计，西南联大教授担任院士的有26名，占整个中央研究院院士总数的32.1%，其中，数理组有院士28名，西南联大教授就有11名，占39.2%；生物组有院士25名，西南联大教授有5名，占20%；人文组有院士28名，西南联大教授就有10名，占35.7%。西南联大的170多名教授（含副教授）中有97人留学美国，38人曾留学欧洲国家，18人留学英国，3人留学日本。3名常委有2人留学美国，5名院长均为留美博士，26名系主任除中文系外，皆为留学归来的教授。西南联大的教授当时年长的不过50岁左右，年轻的30岁左右，正处于学术生涯的盛年。他们大多数既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具有强烈的爱国和科学、民主思想与敬业精神。少数没有留过学的教授，如钱穆、罗常培、吴晗、沈从文等也都是在学术和创作上很有成就的著名专家学者。西南联大教授中，许多人是我国一些现代科学技术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还有一些刚从国外回来的年轻学者，如华罗庚、陈省身、许宝、王竹溪等，他们接触了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了解国外科学的最新发展，所以虽在战争时期联大仍有些学科能在教学和科研上与国际接轨。不仅如此，因为西南联大教授多受中国优良传统的熏陶，他们的道德风范也堪为师表，对学生有深刻的影响。很明显，有这样难得的高水准的教师队伍，是西南联大能培养出大量人才的得天独厚的首要条件。

西南联大对教师的管理是奖惩分明的。教师共分为助教、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五级，任何一个老师只要成绩特殊就可以晋级加薪，获得休假，相反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这里有两个中文系的故事与大家分享，其真实性也各有说法，不做评价：一是成绩特殊的沈从文被评为中文系教授的故事。沈从文1939年到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中文系担任副教授，有时也到文学院兼课。沈从文授课非常认真，学生习作他总是认真批阅，还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批语有时长达几百字，给学生很大益处。1943年，西南联大聘请沈从文“为本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月薪360元”。据说刘文典知道此事后勃然大怒：“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4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二是教师、副教授对教师的要求也相当严格甚至苛刻。如中文系曾有位助教在上课时把“病入膏肓”误读成了“病入膏盲”，罗常培教授听后非常地生气，觉得此助教才学不足以为人师，后又经过考核，确定此助教确不称职，即被立刻解聘。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也是西南联大成就巨大贡献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长沙建立长沙临时大学时，学生主要是北大、清华、南开未毕业的学生，原来的素质就比较高。后来西南联大开始招生，由于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名校组成，学术水平高，声名远扬，加之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笼罩着白色恐怖，而昆明的政治环境则比较宽松，所以许多学习成绩好、思想进步的学生向往联大，把报考联大作为第一志愿。由于报考的人数多，而录取的名额有限，这就更是优中选优。如1945年夏，昆明地区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联合招生，报考者2400多人，西南联大只录取132人，可见选拔之严。除此之外，还有些优秀学生原在别的学校就读后插班转到西南联大，如李政道和朱光亚就分别是从浙江大学和中央大学转学过来的，这也反映出西南联大学术水平的吸引力。还应特别指出的是，联大同学多数家在沦陷区，心怀国破家亡之痛，身受颠沛流离之苦，爱国情深，报国心切，因而学习自觉性高，所以成绩就比较好，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二是建立起完善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系，彰显了强大的团结奉献的精神力量。西南联大纪念碑的碑文中记载：“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其所以如此，我觉得与西南联大建立的组织结构、管理体系有着莫大的关联。

西南联大依据《大学组织法》，施行的领导管理体制和行政系统是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处、院、系分工负责制。

常务委员会是西南联大最高的行政领导机关。由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分管总务）、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负责教务）、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负责建筑设备）3人及秘书长杨振声组成。常务委员会负责领导学校的全面工作，管理一切校务，期间先后开过385次常委会，讨论决定学校重要人事的聘任、学校经费的预算和决算、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校务的发展与改进等事项。建校初期3人共同主持校务，共商大计，后来因张伯苓和蒋梦麟另有公务，长期住在重庆，所以校务主要由梅贻琦主持。由于得到蒋、张二人的充分信任和支持，梅贻琦得以放手工作。西南联大有一套民主办学的制度，大事都要经过民主讨论的程序，梅贻琦民主作风又好，常说“吾从众”，因而有矛盾也容易解决。在处理具体问题上，梅贻琦也很注意三校间的关系。如为解决教师的生活困难，工学院的清华教师组织了“清华服务社”，开展勘查设计和生产等业务，所获收益除清华教师外，也给北大、南开的同仁补助。郑天挺先生就说：“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友爱和团结。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三校之间均如此。”

校务委员会，是西南联大综理一切重大校务的权力机关。由常务委员、秘书主任、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代表共11人组成，主席由常委主席兼任。校务委员会负责审议学校经费的预算和决算；审议各院、系的设立和废止；审议各种规章；审议建筑及其他设备问题；审议校务改进事项；讨论常务委员会交议的各种事项等重大决策。它是一个实至名归的权力机关，学校的一切重大事项均需由它审议，凡经它审议通过的决议都必须执行，即使一些决议在执行中有问题，也必须再开校务会审议才能决定。因此，学校对校务委员的选举都很重视，其委员要由每年的民主选举产生，选出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当正式代表因故不能参会时及时由候补代表参会。新校务委员会产生后，学校还要将校务委员会的组织规程、委员及职权等公告全校，以便监督。

教授会是个审议、咨询、参谋机构。由全校的教授、副教授共同组成。教授会的主要职责是审议教学及研究事项改进的方案、学生导育的方案、学生毕业成绩及学位的授予，并提出向常务委员会及校务委员会的建议事项，讨论常务委员会和校务委员会交办的事项。

教务处，主要负责学生的学籍注册、课程表的排定、军训工作、体育锻炼等。教务处设有注册组、军训组、体育组、出版组、图书馆等。

总务处，负责校园的管理，如对内外函件起草和文件的管理、财务的收支管理等。总务处下设文书组、事务组、出纳组、会计组等。

训导处，负责学生的贷金及教育管理事宜。训导处下设卫生组、军事管理组、校医室等。

西南联大在组建之时，本着“意在节省开支，提高教育效率”的宗旨对3所大学的原有院系按照性质进行了合并，还根据抗日战争的需要和云南建设的需要对院系做了增加和补充。共分成了5个学院，26个系，2个专修科，1个选修班及5个研究所。所有的院、系、科、班、所等，都在学校常务委员会的统领之下进行教育科研工作，而且各院系领导均由院系的教授、副教授们推荐一名教授担任，担任院系行政职务的教授都是兼职不兼薪，他们仍旧以教学与科研为主要工作。

西南联大的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各学院院长，各系主任，均由三校教授分担。这些人是三校也是西南联大的骨干，他们的奉献和敬业精神给了办好西南联大有力的支撑。长沙临时大学建校时发电给在北平的人员通知他们到长沙去。接到电召时，清华法学院长陈岱孙先生正在北平城内开会，没回清华园就径自南下，结果手稿、资料、财物全都丢失；理学院长吴有训先生，抛下刚分娩的妻子和最大不过六岁的4个子女，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先生也抛下老母和5个幼小的子女，二人都只身南下，和陈岱孙等先生一起参加长沙临大的筹建和教学工作，共同表现出以身许国、共赴国难的高度热情。在西南联大期间，有些教授除了教学工作外，还无偿地担任了繁重的行政工作。如郑天挺先生除讲授“明清史”等课程，并继续进行清史研究，完成并出版了《清史探微》等重要著作以外，还担任北大的秘书长和文科研究所副所长。由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文科研究所所长傅斯年长期住在重庆，北京大学和文科研究所的事务实际上由郑天挺主持，以致人们戏称“正所长是（斯年）所长，副所长是（天挺）所长”。更为难得的是在当时经济拮据、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他还应梅贻琦的坚持要求出任西南联大的总务长，拼力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其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再如清华大学教授李继侗先生，除讲授生物课，担任联大生物系主任之外，还担任选修班主任，并先后参加了学校的理工设备设计委员会、建筑设计委员会、救济战区贫苦学生贷金委员会、理学院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防空委员会、大一课业指导委员会、叙永分校校务委员会、学生入学资格审查委员会、毕业成绩审查委员会、学校迁移委员会等机构的工作，同时负责教职员消费合作社，担任北门街员工宿舍食堂管理员，为大家谋福利忙得不可开交。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先生对于联大也是劳苦功高的人。他在长沙临时大学时就担任了军训队和学生战时后方服务队副队长（队长为张伯苓），学校南迁昆明组织步行团，他是湘黔滇旅行团指导委员会主席。在昆明建校时，他担任建设长，主持了新校舍的建设工作。后西南联大成立师范学院，他又担任师范学院院长兼附校主任。除此之外，他还是交通委员会、校舍委员会、建筑设计委员会、闻一多教授丧葬抚恤委员会的召集人和主席。西南联大一度筹划迁川和在叙永设立分校时，组织迁校委员会，抗战胜利三校筹划北返，设立联合迁移委员会，他都是委员，并切实担负了有关工作。有时梅贻琦因公离校，他还代理过常委。上面讲的几位先生，可以作为三校同仁同舟共济、奉献各自的力量办好学校的代表。正是由于三校都有好的校长来领导，又都有这样富有奉献精神的人物来“挑大梁”，再加上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才把联大办得这样成功，从这一侧面也可看出西南联大师长们的道德风范。

三是兼容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的优良校风，把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思想发扬光大。北京大学素以“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著称，清华大学一向以实行“求实科学精神”而闻名，南开大学以“从严求实，活泼创新”为人们所称道。西南联大博采三校之长，形成了“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教育思想，爱国、科学、民主、进取的精神和刚毅坚卓的校训。三校优良的教育思想、校风和传统，在西南联大都得到融通、继承和发扬，并由于三校的汇合而相得益彰。

在教育思想方面，西南联大一直坚持“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精神。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西南联大有很浓厚的民主自由氛围。早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在请张治中、陈诚等国民党高级将领来校讲演的同时，也请刚从狱中出来的陈独秀和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负责人、教育家徐特立前来讲演。这既与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合作较好、国内洋溢着同仇敌忾的良好政治气氛有关，同时也反映了学校一开始就继承和发扬了“兼容并包”的传统。这个传统在西南联大存在的全过程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在西南联大，不论是政治上还是学术上，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可以有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观点。不仅在学生中有不同观点的社团和壁报存在，而且在教师中也有不同的观点和流派。在西南联大“每个教师只要学有专长，就可在自己的讲坛上，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争取自己的听众，而相安无事，对于学术上的分歧，各方也只阐述自己的观点，对对方的观点则采取互不干涉的态度，从未发生过公开场合下相互攻击的情形，而一直保持着一定距离的相互尊重和团结”。有的教授主张对封建文化加以改革，有的教授“宁愿坐三年牢，不愿看一句新诗”；有的沉醉于儒家哲学，有的倾心于尼采等人的哲学；有的教授上课时貂皮小帽、衣着狐裘，手提蓝布小包袱，有的教授西装革履、手持手杖；有的教授照本宣科，罗列参考书，有的教授不带片纸却侃侃而谈，玄机奥理如数家珍……学校里常举办各种讲座和演讲会、讨论会，大家各抒己见，充满了民主自由的氛围。在课程设置上，有些是几位教授先后或同时开同一门课，如雷海宗、钱穆、吴晗都开“中国通史”；闻一多与刘文典都开“庄子”；金岳霖与贺麟都开“哲学概论”。各人的学术思想体系和见解并不相同，但互相并不排斥，反而有些教授常常互相听课，并且互相请教。如沈有鼎听过冯至讲“歌德”，冯至听过朱自清讲“宋诗”，闻一多听过沈有鼎讲“周易”，请陈寅恪、罗常培、邹循正审阅提出意见，如此等等。由此可见当时西南联大的学术氛围是多么的浓厚和谐。

在教育思想方面，西南联大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主张培养通才，重视基础课，重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主张大学培养通才，这是从蔡元培到梅贻琦的一贯思想。在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和培养通才的思想指导下，联大实行学年制与学分制、必修课与选修课相结合的制度。按《大学规程》规定，文、理、法商、工学院学生在大学4年中必须修满136个学分。如文学院的必修课为50个学分，选修课则多达86个学分。其他各院系的情况大致相同。每个系各年级均有必修课，同时全校各系均有许多选修课，任由本系和外系学生选读，必修课与选修课的比例大致为50∶86。每学年伊始，教务处就会将年内新开之全部课程张榜公布，新开课程的课程单要好几堵墙才贴得下。因此，开学时学生们要几天的工夫挤在课程单前寻找自己想学的课程。按规定，学生注册后选习课程，须于每学期始两星期内办理，过期不得增选和改选。无论选修、增选或改选课程，都须得老师签字，学生一旦发现错选需退选，必须在这门课程开始教学的4周内办理，如果过期退选则以该课程已经选修且不及格论。选修课多为教授们独立的研究成果，它的开设，不仅对扩大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活跃和丰富学生的思想有很大好处，而且对鼓励教师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有很大作用，因而在学校形成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由于实行这种教学制度，西南联大所开课程每年都在300门以上，共开课1600多门，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异彩纷呈。

为贯彻培养通才的方针，西南联大非常重视共同必修的基础课的教育。大学一年级全部为基础课，共同必修课有“国文”“英文”“中国通史”，还规定，不论是文法学院还是理工学院的学生都必须选一门社会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概论，一门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概论。如理学院的共同必修课有“三民主义”“国文”“英文”“中国通史”“伦理学”，“普通数学”与“微积分”任选一门，“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概论”任选一门，“普通物理学”“普通化学”“普通生物学”“普通心理学”“普通地质学”任选一门。文、法商学院的共同必修课与理学院基本相同。学生选课时，都有教师指导，系主任签字。而且这些基础课都由学有专攻、教学经验丰富的名教授讲授，缺乏教学经验及常识欠佳者则无授基础课的资格（年轻教师一般不能开基础课）。如讲“中国通史”的有雷海宗和吴晗先生，讲“经济学概论”的有陈岱孙先生，讲“政治学概论”的有张奚若先生。更有陈寅恪教授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西南联大一方面提倡学术自由，另一方面对课业的要求也很严格。如每学期开始时，学生必须按规定日期到校注册，逾期而未请假者，每逾一日以无故旷课2小时论，逾两星期以休学论。请假到四个星期，就不许选课，令其休学一年。课程考试不及格者不得补考，不给学分，以零分计算。不及格课程如为选修课，可另选其他选修课补足学分；如为必修课，必须在下一学年重修。对有连续性的基础课，先行课程不及格，不得读后续课程，如此等等。工学院的课程要求更严，考试更多。如吴晗、雷海宗的“中国通史”，郑华炽的“普通物理”，许宝騄的“微积分”，杨石先的“普通化学”，李继侗的“普通生物学”都很难过关。而且学校还规定，凡大一必修课须在70分以上者才能过关，否则不能进入相关科系学习。如高等数学或微积分不得70分以上者不能进入数学系，英语不得70分以上者不能进入外语系，因此，在西南联大有不少学生中途转系或者延长毕业。

西南联大当时地处偏远，环境闭塞，条件简陋，但学校的教育和教学并不封闭，很注意联系实际，并尽可能地与外部沟通和交流。理工科仪器设备短缺，学校尽量集中一部分财力，通过各种渠道，从上海、香港，甚至国外购置一些必不可缺的仪器设备，供学生实习和做实验。教授们也想方设法为学生创造一些进行科学实验的条件，如机械系主任李辑祥先生领导建立了实习工厂和热工实验室；航空工程系主任庄前鼎先生领导建成了国内当时唯一可用的风洞，还研制成我国第一架滑翔机；物理系教授吴大猷先生用一个三棱镜和简陋的木架做成分光仪进行光谱的研究；地质系进行了西南各省地质、地层、矿产的地质考察；生物系利用云南丰富的生物资源进行研究；土木工程系为云南的公路、机场，水电建设进行勘测设计等。为适应战时的需要，工学院还开设了“飞机场设计”“军用桥梁设计”“兵器学”“堡垒工程”等课程。特别令人钦佩的是，西南联大领导人具有非常开阔的视野和战略眼光，在三校恢复了研究院所招收研究生以后，在当时经济极度困难的条件下，梅贻琦校长又想方设法筹集资金，选派留美公费生，为国家培养和储备高素质的人才。1941年和1944年两届共招收公费留美生38人。与此同时，只要有可能就给一些教授创造出国访问和研究的机会，1943—1946年，先后派赴美国研究、讲学或做访问学者的有陈省身、华罗庚、任之恭、曾昭抡、吴大猷等20多人。上述所有这些措施都为西南联大的科研教学和人才培养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西南联大的主要贡献就是抗日战争时期保住了国家的文化命脉，为中国和世界造就了一大批栋梁之材，涌现出大量杰出的科学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教授、专家、学者。